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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第2页）

战争前期，英国兵力动员早，在欧洲战区人数超过美国。但到1943年9月，英国的人力动员已经到了极限。英国官方史作者约翰·埃尔曼指出：“人口的限制既决定又反映了战争努力的限度，并影响了战略思想。”[39]到1944年7月1日，美军人数共计1082。3万，其中海外军队人数552。38万；英军人数共计392万，其中海外军队人数192万。[40]此时，美军的人数在各个主要战场已经是数倍于英军。到1945年5月和9月欧洲战争和太平洋远东战争结束时，美军仅在欧洲和太平洋远东两个战场的人数就分别达到了3065505和1552303。[41]

这些数字说明，随着战争的进行，美国参与战争的程度不断加深，美国在英美军事战略同盟中发挥主导作用也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迈克尔·霍华德评价：“到一九四四年，美国在盟国中的支配地位已占绝对优势，而且这一形势将继续保持到战后。”[42]克里斯托弗·索恩指出：“伦敦和华盛顿之间无论引发什么争议，英国总体的次要地位越来越阻碍它能够最终采取一个强硬的立场。”[43]

对于美英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轮换，美国的政治家更为清楚，即通过这场战争，美国取代英国领导世界的时代已经到来。在1943年11月举行的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对丘吉尔讲的一番话意味深长：“温斯顿，在你们的血液里流淌着400年的贪婪本性，你们可能无法理解这样一个国家，它是多么不想获得如果它能够得到的某处土地。世界历史上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启，你们应该调整自己去适应它。”[44]在罗斯福看来，这个新的时代，就是美国领导世界的时代。在1944年10月21日罗斯福在美国外交政策协会发表的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讲演中，他的表述更为直截了当：“吾国因拥有道义、政治、经济及军事各方面之力量，故自然负有领导国际社会之责任，且随之亦有领导国际社会之机会。吾国为本身之最大利益以及为和平与人道计，对于此种责任，不能畏缩，不应畏缩，且在事实上亦未畏缩。”[45]在罗斯福准备于1945年4月13日杰斐逊日的讲演稿中，他再次明确地写道：“强大的力量要承担重大的责任。……我们作为美国人并不打算拒绝接受自己的责任。”[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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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和美国之间的霸权角色的交替是通过和平方式实现的，不同于近代民族国家形成以来新旧霸主往往通过武力较量来实现角色转换的特点，避免了“修昔底德陷阱”。英美之间的霸权角色转换前后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而20世纪的上半叶正是这种转换加速完成的阶段，也是英美军事战略同盟关系形成和发展的时期。

相比一百年前的第一次工业革命，19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更迅猛地促进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力发展，然而它的中心是在美国，而不是在英国，这预示了自此以后美国的崛起。到19世纪末，美国的经济总量超过了英国，奠定了成为世界新霸主的经济基础。在世纪之交，让经济实力逐渐衰落的旧世界霸主英国聊以**的是，它还拥有世界上最广阔的殖民帝国，还拥有一支能够维持帝国统治所需的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舰队，尽管1902年缔结的《英日同盟条约》已显示出旧霸主的疲态。此时，英国不但在经济上要面临列强的竞争，而且在海军地位上要应对美国、德国和日本这三个新兴强国的挑战。

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和日本站在了英国一边，尤其是美国的参战决定性地改变了军事力量的平衡。伯尔尼大学的军事史学者斯蒂格·弗尔斯特（StigF?rster）指出：“西线的协约成员国侥幸经受住了总体战的后果，因为最终是美国使它们脱离了困境。”[47]英国最终打败了它最大的对手——德国，但不可避免地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美国却由此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何况美国具备能够同时负担一支庞大海军和一支庞大陆军的国力，这是英国无法企及的。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是把英国从一个世界性的“超级大国”削弱成了世界大国，它依然拥有相当的世界影响力。英国没有在巴黎和会上支持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企图引领世界的蓝图，这不仅仅是国家利益上的分歧，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旧的世界霸主面对最可能取代它的国家时的一种自然流露的心态，只是这种趋势是英国难以阻挡的。

在新旧世界霸主的交替过程中，旧霸主的反应和态度往往至关重要，因为它决定了这一过程究竟是生死的对决，还是和平的禅让。面对美国这一挑战其世界霸主地位的后来者，英国没有采取军事斗争、遏制打压等对抗性的手段，而是顺其自然地接受了这一命运的安排。对于英国来说，既然世界霸权地位难以维系，那就不如以最小的代价将权力地位交予一个最有利于自身的国家。相比任何其他国家，美国成为世界新霸主对英国的利益冲击最小。如前文所述，实际自20世纪初开始英国已形成了不与美国为敌的战略情感基础，而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仍保留“红—橙”计划，说明作为潜在的新霸主，美国并未放弃以武力博取上位的准备，只是英国决定不与美国为敌，坦然接受美国的崛起，使得美国没有必要采取武力的方式。美国军史学家路易斯·莫顿称：“美国与英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是极其渺茫的，大西洋两边都没有发动战争的感情因素。”[48]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也指出：“倘若美国变得同英国敌对，英国便会毫无办法继续对德作战。不过这种可能性可以很有把握地排除掉，因为美国人的感情和民族利益势必使他们站在英国一边。”[49]

1920年3月，英国政府宣布放弃传统的海军“两强标准”，实际上间接承认了英国不再是一个世界性的“超级大国”。因为正是英国海军伴随着英国的霸权崛起，海军实力的变化是大英帝国国力盛衰的风向标，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英国治下的和平”将难以维系下去。在意识到自身国力下降的现实之后，通过1922年2月6日签订的华盛顿《五国海军协定》，英国承认了美国海军与其平起平坐的地位。保罗·肯尼迪称，英国“现在根本无力应对美国，以维持其海洋霸权地位：基于并不稳定的休战的海军平等是所能得到的最好的结果”[50]。可以说，《五国海军协定》成为美英新旧世界霸主权力交接的开端。

此外，英日同盟的解散，也说明英国最终选择美国作为它最重要的盟友，而日本转而成为“一战”后英国海军的假想敌。除极少数人外，英国政府的决策者们都十分注意所实行的政策尽量不要和美国利益发生直接的碰撞。英国历史学家梅德利科特指出：“英国海军部在本世纪初即已阐明的现实主义观点：大不列颠已在欧洲承担义务，因而不能在大西洋或太平洋事务中与美国进行争吵。”[51]1933年10月，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在年度国防政策评估报告中明确提道：“当前没必要将国防开销花在针对来自美国、法国和意大利的进攻上。”[52]这些说明，在军事战略心理层面英国已接纳美国接替它的角色。

在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层面，英国也更认可美国，特殊的历史纽带使得双方具备共同的文化基础。尽管美国是一个世界性的移民国家，但其主流的文化与英国同为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共同的语言也使彼此沟通起来更加顺畅。对于美国人自诩的“天赋使命”和“例外论”，尽管在英国人看来多少是可笑的理想主义，但正如梅德利科特指出的：“有人认为，英国人和美国人即使不算亲兄弟，至少也是堂兄弟，毕竟都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美国自以为无与伦比，是享有自由和机会、比旧世界的政治标准和卑鄙的野心较为优越的国度，英国人普遍承认这一点。”[53]无论是君主立宪，还是总统共和，都源于共同的“民主政治”理念。即使英美之间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例如在英国的殖民统治问题上，但不存在美国和苏联之间那种天然的、无法调和的意识形态对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大促进了英美霸主角色的加速转换。相比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更加受益于同美国的盟友关系，甚至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和参战，英国最终很可能难以逃脱被征服的命运。自1937年的七七事变之后，英美开始了一系列的军事会谈。这些会谈充分表明，没有美国的牵头或参与，英国已无力单独应付远东的危机。自美西战争之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逐渐增长的势力此时已处于主导地位，以至在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英国正式承认了美国在太平洋战场的主导权，尽管临近战争结束之时，为维护远东的殖民利益，英国不成功地试图更多地参与到这一战场的行动中来。由此，英美在太平洋地区完成了霸权角色的互换。

大西洋地区的霸权转换则始于1940年9月初英美达成的《驱逐舰换基地协定》。正是来自美国的援助，使得英国将最危险的时刻演绎成了“最光辉的时刻”。尽管英国为50艘驱逐舰付出高昂的代价，但丘吉尔认为：“每一艘驱逐舰的价值都应该用红宝石来衡量。”[54]内阁的普遍看法是，尽管从有形资产的观点看，这笔交易的条件是极不利于我们的，但是不能只从作为一种交易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这可能是建立盎格鲁—撒克逊集团的第一步，而且的确是历史上的决定性时刻。[55]而在此后执行“大西洋第一”的共同军事战略中，随着美国军事战略观点逐渐占据上风，英美在大西洋地区的霸权角色转换遂告完成。

而战争期间美国向英国提供的租借物资和服务总计为270。23亿美元，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和印度在内总计为300。73亿美元，分别占美国所提供的整个租借总数的近62%和近69%。[56]英国在受益于美国的租借援助的同时，也在经济上日益加深了对美国的依赖，以至于在美国因战争结束而停止租借援助时，英国不得不立即请求美国提供贷款。英国经济上的困境和对美国的依赖还迫使它不得不接受以美国的“怀特计划”为基础构建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而当今的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实际依然处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影响之下。

总的来说，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旧的世界霸主英国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和困境，接受新兴霸权国家，美国的援助并与其结成军事战略同盟可能是它生存下去的唯一途径，将世界霸主的位置让与美国是英国必须付出的代价。在军事同盟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英国在心理上也在逐渐适应角色转换所带来的变化，尽管心理上的适应过程直到战后才最终完成。作为新兴的霸权国家，美国也并不是完全漠视英国的观点，甚至对英国作出让步，“在一切关键性的时刻，都能听到英国人的意见，有时英国的意见修改了美国人的决定”[57]。以这种和平的方式转换世界霸权角色，对英国而言是代价成本最小的，从长远的角度看，也是最有利于英国自身利益的。对美国而言，情况亦是如此。

[1][英]利德尔·哈特：《战略论：间接路线战略》，第482页。

[2]Malith，“TheRoyalAirForce，AirPowerandBritishFnPolicy，1932-1937”，JournalofporaryHistory，Vol。12，No。1（Jan。，1977），p。158。

[3]RobertSelf，ed。，TheNevilleChamberlaiers，Vol。4，ChamberlaintoHilda，1July，1934，p。77。

[4]J。P。D。Dunbabin，“BritishRearmamentinthe193yaheHistorial，Vol。18，No。3（Sep。，1975），p。607。

[5]LouisMorton，“laiony”，WorldPolitics，Vol。11，No。2，January1959，p。226。

[6]StevenT。Ross，ed。，Amerilans，1919-1941，Vol。1，p。Ⅻ。

[7]StevenT。Ross，ed。，Amerilans，1919-1941，Vol。1，p。Ⅻ。

[8]LermanFirst：theBasiceptofAlliedStrategyinWorldWarⅡ”，iR。Greenfield，ed。，andDes，p。13。

[9]CAB53235，perialDefencePoliualReviewfor1933bytheChiefsofStaffSub-ittee，12thOctober，1933。

[10][英]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第211页。

[11]JamesR。Leutze，Bargainingflo-AmeriavalCollaboration，1937-1941，p。37。

[12]RayS。e，WashingtonandPost：TheOperationsDivision，p。36。

[13]LermanFirst：TheBasiceptofAlliedStrategyinWorldWarⅡ”，iR。Greenfield，ed。，andDes，p。13。

[14][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1册，第33页、第177页。

[15]ErR。May，“TheDevelopmentofPolitical-MilitarysultatioedStates”，PoliticeQuarterly，Vol。70，No。2（Jun。，1955），p。162。

[16]LouisMorton，“InterserviceCo-operationandPolitical-MilitaryCollaboration”，inHarryL。Coles，ed。，TotalWarandColdroblemsinilitary，p。137。

[18]MarkA。Stoler，AlliesandAdversaries，p。2。

[19]ErR。May，“TheDevelopmentofPolitical-MilitarysultatioedStates”，PoliticeQuarterly，Vol。70，No。2（Jun。，1955），pp。167-168。

[20]LouisMorton，“InterserviceCo-operationandPolitical-MilitaryCollaboration”，inHarryL。Coles，ed。，TotalWarandColdroblemsinilitary，pp。144-146。

[21]ErR。May，“TheDevelopmentofPolitical-MilitarysultatioedStates”，PoliticeQuarterly，Vol。70，No。2（Jun。，1955），pp。168-170。

[22]FredGreearyViewofAmerialPolicy，1904-1940”，TheAmeriHistoricalReview，Vol。66，No。2，January1961，p。3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