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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第1页）

结语

自美国立国之后，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基本处于不断竞争的紧张状态，直到1899—1902年英布战争期间美国政府给予英国支持，而英国政府投桃报李，承认美国在美洲援用“门罗主义”，以及在美国和加拿大边界问题上作出有利于美国的裁决，默认美国人在纽芬兰海域的捕鱼权，从而在20世纪初奠定了英美两国友好关系的基本格局。此后两次世界规模的战争，尤其是后者，使得英美两国的同盟关系进一步加强，形成了所谓的英美“特殊关系”。

不论学术界对英美之间的这种“特殊性”持怎样不同的看法，难以否认的是，英美两国之间不但形成了自近代以来两个主权民族国家之间最为密切的双边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是直到今日仍对整个世界格局影响最大的一对双边关系。

1919—1945年，是英美“特殊关系”的形成时期，也是这两个国家世界霸主角色的转换时期。军事同盟关系的形成与发展是英美“特殊关系”中极其重要的一个内容，这一时期英美两国的军事战略既秉承传统独立发展，又因为时局而相互交织影响。对两国军事战略及其互动进行研究考察，不但能够深入理解英美关系的“特殊性”，而且有助于对20世纪国际格局的演变和大国之间的关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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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英国军事战略，可以发现“威慑”是它的一个重要特点，它与绥靖政策相辅相成。绥靖旨在减少敌对国家，威慑则意在显示英国的不屈意志，吓阻敌国的战争冲动。它包括“经济威慑”和“军事威慑”两个方面。

英国的传统军事战略，是依靠强大的海军对欧洲大陆的敌国进行经济封锁。例如在拿破仑战争时期，英国就对拿破仑的大陆封锁体系展开“反封锁”，禁止中立国与敌视英国的国家进行海上贸易。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派遣大规模的远征军赴大陆作战，这被军史专家利德尔·哈特认为是有悖传统的错误举措。[1]因此，由于不想重蹈一战期间残酷阵地战的覆辙，一战后英国社会上下几乎一致反对再履行大陆义务。

此外，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军方多次年度战略评估中可以发现，英国对未来与德国战争的设想有如下特点，即认为德国受到原料缺乏的严重限制，力求迅速取胜而解决战争问题，英国只要能挺住战争初期的大规模攻势，就能够生存下来并最终依靠整个帝国的资源和强大的海军赢得战争。由于判断德国对于经济压力有着高度的敏感性，所以即使不能阻止德国发动和进行短期的战争，但只要对其进行长期的经济封锁，必然最终打败德国。这种以经济封锁为基础的消耗战战略构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同美国的多次军事会谈中得到了体现。相对于美国直接与德国进行决战的“直接战略”，它被称之为“间接战略”。

由于英国政府迷信这种依靠经济封锁加消耗最终打败德国的战略，使其更加注重自身的经济财政的稳定，视之为“第四军种”。因此，这种内外结合又相互促进的关系，进一步强化了“经济威慑”战略在两次大战间英国战略中的地位。然而，希特勒早已决心东进，获得生存空间和所需的资源，他并不认为英国的经济压力能够构成巨大的威胁。从历史事实来看，“经济威慑”无论在战前，还是在战时，作用并不像英国决策者所期待的那样大。

“军事威慑”是英国军事战略的另一个方面。除皇家海军实行“一强标准”外，英国空军也采取类似的威慑战略。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整个英国社会，对下一次战争遭受大规模的空袭始终处于深度的焦虑之中，造成了英国政府对德国发展空军的极度敏感，尤其是张伯伦任首相期间，认为英国与德国轰炸机数量的对等是遏制德国发动侵略战争的重要手段，也是顺应英国民意的举动。因此，皇家空军较海军和陆军而言，在军备重整中处于优先发展的地位，几乎没有受到多大的财政限制。

对英国来说，“空军威慑”战略不仅构成了国家军事战略的一部分，同时也对内政外交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马尔科姆·史密斯指出：“轰炸攻击成为30年代国际事务中魔鬼化身的一部分，英国的外交政策和重整军备政策的重要方面，可以用担心遭受空袭来证明它们的合理性。”[2]时任财政大臣的内维尔·张伯伦认为，要增强外交谈判的筹码，必须先保持威慑的力量和态势。他提道：“如果需要时，我们能有一支从比利时轰炸鲁尔的空军，我们将更可能地使德国打消疯狂紧追的念头。”[3]1936年以后，英国情报机构对德国空军发展作了过高的评估，这就使得张伯伦对德国日益感到恐惧，也就更加不敢冒险，一定程度上，这坚定了他绥靖德国的政策立场。

但实际上，“德国在空军方面的观念与英国并不一样，所以不可能形成威慑”[4]。因为希特勒更加注重传统的陆军发展，空军在德国仅仅是起着配合陆海军行动的作用的战术性角色。尽管从不列颠之战来看，德国空军确实给英国本土造成了相当大的威胁，英国政府的战略判断似乎是正确的，但作为“空军威慑”战略本身来说，战前没有起到预期的威慑效果。结果是，英国没能威慑住德国，反而被德国所威慑。

总体来看，两次大战之间的英国“威慑战略”是不成功的。它没能威慑住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相反被自己的战略政策弄得畏首畏尾、精神紧张，越来越失去自信心，捆住了自己的手脚。这促使张伯伦在实行绥靖政策上越走越远，除非政策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决心与德国一战，但战争是当时英国社会上下极力避免的选择，也是张伯伦本人极力避免的结局。因此，不成功的“威慑战略”导致更加的绥靖，更加的绥靖最终导致战争提前到来。

就美国参战前的军事战略而言，最大的一个特点是，缺乏国家政策层面的政治指导，导致军事战略脱离现实。这突出表现在战前美国军方最关注的3个作战计划上——“橙色”计划、“红色”计划和“红—橙”计划。

从1907年6月18日诞生第一个“橙色”计划到1938年2月18日该计划最后修订，其间因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国内政治的需要和陆海军军种之间的斗争等因素，该计划经历了数次的修订，但始终没有改变的一点是建立在美国与日本两国单独进行战争的框架之上。早在1920年恩比克就指出，如果国联成为一个有效的机构，那么美国海军所设计的美日之间的战争计划将是不合时宜的，因为美国要么与国联成员国联合起来的一个同盟为敌，要么会得到一个同盟的支持。[5]然而，恩比克的提议没有得到计划制订者的重视。

另一方面，国内自然资源十分短缺的日本严重依赖对外贸易。在美国西太平洋的军事力量遭到削弱之前或者没有其他盟国的支持与配合，日本自然不敢轻易发起对美战争。20世纪30年代，国际法西斯势力开始抬头，并不断加紧相互的勾结。1936年10月和11月，德国与意大利、日本分别签署《柏林—罗马轴心协定》和《反共产国际协定》，次年意大利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柏林—罗马—东京轴心”形成。史蒂文·罗斯指出，即使如此，“在20世纪30年代末，东京不可能冒险进行军事对抗”[6]。虽然1938年最后一个版本的“橙色”计划首次考虑了在大西洋与英国合作的问题，但没有就此进行深入的研究，只是一个简单的设想，与日本单独作战的框架没有改变。

“红色”计划设想美国与英国单独发生战争，“红—橙”计划设想美国同时与英国、日本进行战争。计划依据是，英国是美国全球贸易方面最大的竞争者，在西半球拥有能够威胁美国的海外属地，英国的海军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如果英国和日本联起手来，将对美国造成最严重的威胁。这2个作战计划的研究程度仅次于“橙色”计划，离现实却更加遥远。因为“从政治上说，针对其中任一国家的战争都是不可能的，与英国的冲突在任何时候都简直难以置信”[7]。

英国在“一战”后主动放弃海军的“两强标准”，承认美国与其同等的海军地位，并且解散了“英日同盟”，实际上就是不再把美国当作主要敌人看待，“美国与英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是极其渺茫的，大西洋两边都没有发动战争的感情因素”[8]。除极少数人外，英国政府的决策者们都十分注意所实行的政策尽量不要和美国利益发生直接的碰撞。1933年10月，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在年度国防政策评估报告中明确提道：“当前没必要将国防开销花在针对来自美国、法国和意大利的进攻上。”[9]1935年5月，首相鲍德温宣称：“在世界任何地方，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东方，防止战争、保证安全的最大希望在于英帝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紧密合作。”[10]

可见，“红色”计划和“红—橙”计划比“橙色”计划走得更远。美国学者詹姆斯·勒茨指出，在1938年英美两国已经开始海军会谈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鉴于当前的国际形势，美国先前最能够应用的研究是假想一个红—橙联盟，美国针对英国和日本进行两洋作战”[11]。直到1939年陆海军联合委员会才决定不再进行这2个计划的研究。

从军事角度说，军方针对所有可能性进行作战研究和演练是无可厚非的，而且“作为制订具体军事计划技术过程的抽象演练，它们是有价值的，为那些制订者提供了有益的训练”[12]。在“颜色”系列作战计划中，“红—橙”计划是唯一针对一个敌对同盟的作战计划。这个计划“迫使军事计划人员去认真考虑美国不得不在两洋同时作战的问题……证明对那些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制订的计划来说，它有着重要的价值”[13]。尽管存在这些值得肯定的方面，但是在战前大部分时间内，美国军方集中精力于这3个脱离实际的作战计划，显得缺乏战略预见性和前瞻性。

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军方缺少来自政府决策层的政治指导。克劳塞维茨说过：“作为战争最初动机的政治目的，既成为衡量战争行为应达到何种目标的尺度，又成为衡量应使用多少力量的尺度”。“只要根据国家的各种情况确定了战争应该是怎么样的，确定了战争可以做些什么，就不难找出进行战争的道路了”。[14]这就是说，国家政策是军事战略和战争计划的起点。然而，美国参战之前，政府文官和军方之间在这种政策上的联系非常薄弱，军方对国家政策的决策过程影响甚微。

这种现象从美国开国之初就一直延续下来。欧内斯特·梅指出：“长年孤立的安全窒息了政治—军事合作的想法。”[15]作为军方来讲，他们有着不过问政治的传统。1912年海军总委员会主席乔治·杜威提出：“政策属于内阁，属于最高文职当权者，必须由当权者决定”，他的任务就是在被告知国家政策后去制订计划执行那项政策。陆军总参谋部也持类似的观点：“在我们国家，公众舆论判断形势，治国才能制订政策，执行的责任归陆军部和海军部。”[16]1968年已卸任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他们说军人应该作出政治决定时……表现出他们对什么是民主政府的无知，这是拿破仑和希特勒能干出的事。”[17]作为文官层面来说，美国国务院也有其传统，即认为“战争是国际关系的一种失常状态，而不是国际关系中一个正常的阶段，武力属于另一种范畴，是只有外交努力失败后才使用的最后手段”[18]。也就是说，在战争开始之前，军方在国家政策上不应当扮演任何角色。

但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军方越来越需要来自政治层面的政策指导，要求国务院更多地参与指导军事战略的制订工作。第一个要求军政双方合作的呼吁，来自时任海军助理部长的富兰克林·罗斯福。1919年5月，富兰克林·罗斯福写信给国务卿，提出海军部、陆军部和国务院分别派出代表组建一个联合的机构，以确定国家的目标，评估所需的成本，从而决定完成目标所需武装力量的性质和规模。然而，这封信沉睡在国务院的档案室里，一直没拆开过。[19]同年10月，时任联合计划委员会成员的亚内尔（HarryE。Yarnell）提交了一份名为《国家政策与战争计划》的备忘录，建议任命副国务卿为联合委员会成员，国务院各地区司负责人为联合计划委员会成员。但国务卿兰辛（R）要求推迟半年再讨论此事，最后因华盛顿会议召开在即不了了之。[20]1921年，两军种部长联合写信给国务卿休斯（CharlesE。Hughes），再次提出国务院参与军事战略制订过程的请求，休斯则以他和副国务卿太忙，无暇参与联合委员会事务为由给予拒绝，但同意出现危机时与军方合作。[21]

直到1938年4月，出于对轴心国向南美大陆渗透的担心，在国务卿赫尔的提议下，罗斯福同意建立由陆军参谋长、海军作战部长和副国务卿组成的“常务联络委员会”（StandingLiaisonittee）。然而，即使建立了这样一个委员会，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军政合作还是处于低迷的状态。1939年，联合计划委员会抱怨称：“在处理某个特定问题时对国家政策常常一无所知，或对它该做什么全然不晓。”[22]1940年初斯塔克指出，尽管与“国务院不断磋商……事情还是事先没个计划，我们经常收不到国务院采取行动的预先通知，而这些行动很可能影响到我们的活动”[23]。欧内斯特·梅对此给出的解释是，军方首脑和国务卿都忙于自己的事务，“政策问题很少提交委员会讨论”，“联络委员会没能跟上危险时代的步伐”。[24]

在1940年前的几十年间，“由于缺少全面的指导以及没能建立一个正式的合作结构，使得军方计划人员只能借助于自己的资源，去定义国际事务中的国家政策、国家利益和立场”[25]。此外，当战争迫近的时候，军方还面临人力动员和工业生产向战时转变的问题，这些都不是军方能够单独解决的。因此，“战争计划部分地与国家政策脱离，限制了它们直接的实用价值”[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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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两国军事战略协调与合作的开端，始于1938年的“英格索尔—菲利普斯会谈”。此时，两国都尚未处于战争之中。尽管张伯伦对美国作为一个盟国不抱有多大的期望，甚至“希望日本人痛揍一两个美国人”[27]，罗斯福在孤立主义盛行的国内形势下也需要遮遮掩掩，难以从容迈开两国合作的步伐，但法西斯国家的侵略气焰日益嚣张，迫于此种压力，英美两国开始了秘密的海军参谋会谈。会谈增进了双方的互信。对英方而言，“标志着海军部和汉基对美国海军的野心长期所持的怀疑逐渐打消了”[28]。美国则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参战之前就与未来的盟国举行了军事参谋会谈，虽没有作出具体的承诺，但它“必然包含了合作的意向”[29]。

随着战争的爆发，英美之间的军事战略合作从单一的海军领域开始朝海陆空领域全面地发展，合作的内容从技术情报的交换逐步发展到了战略层面的协作。法国投降后，美国承诺其海军在大西洋护航以减轻英国海军的负担，驱逐舰换基地的协议更是“两国结成反法西斯同盟的关键一步”[30]，美国实际处于“不宣而战”的战争状态之中。通过《租借法案》，美国加大了对英国等反法西斯国家的物资援助。罗斯福试图通过使美国成为“民主国家兵工厂”的方式来置身战争之外，但是，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存在严重妨碍了日本军国主义掠夺中国和东南亚资源的战争计划。珍珠港事件的爆发使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一夜之间销声匿迹，英美之间的军事战略合作不再需要掩人耳目地进行了。

英美战时的军事战略合作具有2个特点：

第一，始终贯穿着英国的“间接战略”和美国的“直接战略”之争。这2种战略模式在战争中的实际运用并非泾渭分明、互相对立，而是往往相互交织，不能简单地评判孰是孰非。实际上，英国战略与美国战略一样，也处于依形势不断变化之中，如丘吉尔一度不顾军方反对支持“围歼”计划，同一战略中，军方内部又存在不同的作战方案。而美国也并不是完全反对英方的地中海战略，其同意实施联合轰炸和进攻至比萨—里米尼一线就是很好的证明。

历史不能像在实验室那样重复再现，也就无法证明一种战略取代另一种战略的结果一定更正确或是更糟糕。从实际情况看，比起美国主张的“直接战略”——在1942—1943年实施“围歼—痛击”计划，英国的“间接战略”此时将进攻行动的方向选在北非可能更加正确，但是到了1943—1944年，美国的“霸王”作战计划则可能比英国的“地中海战略”更加适应形势的发展。因此，可以这样下结论：正是英国的“间接战略”结合美国的“直接战略”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31]

第二，两国的战略合作经历了英国战略观点占上风到美国战略观点占上风的转变。1943年5月召开的“三叉戟”会议，是英美战略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分水岭。尽管在欧洲战略和太平洋远东战略上，美方接受了英方所提出的一些保留意见，无论在跨海作战还是缅甸作战计划上，双方以后还有一番较量，但是这次会议一改之前英方观点占据主动的态势，美方战略观点开始逐渐引导战局的发展方向。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美方主席李海提道：“双方最后达成的协议，比原计划对美国更有利。当然，这还要看我们的盟友在执行这些协议的具体行动。”[32]英国学者科斯特洛指出：“华盛顿的‘三叉戟会议’迫使首相和英国三军参谋长会议第一次认识到美国从今往后将在太平洋战略上发号施令，而且现在也处于左右大西洋战略的地位。在这个联盟中英国已沦为一个小伙伴。”[33]

到1944年9月第二次魁北克会议时，无论是在会前的准备程度上，还是会议期间的谈判技巧上，美方都已相当成熟，美国军事战略外交相比以往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在与英国的战略对话中，美方的战略观点已占据完全的主导地位。英方提出参与太平洋作战行动的建议，已经多少带有向美方“乞食”的意味了。此时不用美方提出，英方就主动表示要收复全缅，事实上又回到了自己曾经竭力反对的“安纳吉姆”作战计划。第二次魁北克会议成为战时英美军事战略领域最后一次重要的会议。

英美军事战略合作中双方地位的变化，反映出的是两国国力的此消彼长以及两国世界霸主角色的交替。到1944年时，美国经济已彻底完成从和平时期向战时的转变，以强大工业生产能力和丰富资源为后盾的战争机器开始充分发挥作用，不但为本国而且为包括英国在内的盟国提供了战争胜利所需的重要物质基础。

美国在1940年的军火产量不到英国的一半，在1941年的产量约等于英国的23，在1942年则是英国的2倍，在1943年为英国的3倍多，在1944年近乎英国的4倍。1941年时，英国已达到自身最大军事生产能力的59%，而美国只达到了11%。[34]1941—1943年美国的军火产量增长了8倍以上，1943—1944年，仅美国一国就已能每天建造1艘军舰，每5分钟生产1架飞机。[35]1942年英国军火的110来自美国，1943年至1944年里超过了14。[36]英国和英联邦国家近一半的坦克、近15的战斗机、35的运输机以及近25的登陆艇和舰只都来自美国。[37]美国大约480亿美元的物资用于租借援助，其中23给了英帝国，15以上给了苏联，其余给了其他国家。[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