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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ADB会谈背景（第1页）

一、“ADB”会谈背景

1940年6月，日本借法国败降之机，逼迫法属印度支那当局封锁了印度支那与中国的边界，禁止国外的援华物资过境；7月，日本又迫使英国暂时关闭滇缅公路3个月；8月1日，近卫内阁公开提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外交方针；9月，日军强行进驻印度支那北部，迈出了南进的关键一步，并开始插手泰国和印度支那的边界冲突。为了保证南进的成功，9月27日，日本与德国和意大利签订了三国同盟条约。

日本的南进态势，使英国政府产生了深深的危机感。鉴于在远东防御的虚弱状态，英国不得不开始认真考虑如何保护它的远东利益。但是当时欧洲、地中海和中东的战场形势使英国根本不可能派出一支增援部队去远东。在这种情况下，英国采取了两个措施：第一，召开有远东地区各国的军事指挥官们参加的一系列会议，解决防务难题；第二，继续呼吁美国与英国进行军事合作以对付日本的进攻。

国际形势的恶化也迫使美国开始考虑和英国讨论一旦美国参战，美英战时的大战略问题。但是在双方没有制定明确的全球战略的总原则之前，美国不可能在远东防务问题上对英国作出明确的军事援助保证。然而，考虑到菲律宾防务的薄弱状态，以及远东在美国世界战略中的地位，美国也不能不考虑与有关各国作出某种安排，以便在一旦需要时能够采取一致的军事行动抵抗日本的进攻。因此，美国面对英国呼吁所持的态度是：第一，介入有关远东防务问题的讨论与研究，“为未来的联合行动计划制订一个框架”，以备美国被迫进入对日战争之用；第二，强调决不能承担任何政治义务，也不能为一个同盟国的战争制订明确的军事计划。[87]

于是，从1940年10月到1941年2月，英美两国与在远东有利害关系的荷兰、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举行了一系列双边或多边会谈。这些会谈包括：1940年10月美国驻泰国海军武官F·P·托马斯（F。P。Thomas）中校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的、由英国驻远东的三军总司令在新加坡召开的有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缅甸、马来亚及荷属东印度的军事代表参加的远东防务会议；[88]同年11月，美国亚洲舰队参谋长、海军上校威廉·珀内尔（urnell）在新加坡与英国的军事当局举行的探索性会谈；[89]11月底，英国与荷兰在新加坡举行的参谋会谈；[90]1941年1月，珀内尔在巴达维亚与荷兰太平洋海军司令、海军中将康拉德·赫尔弗里希（radE。L。Helfrich）举行的美荷会谈；[91]同年2月，珀内尔作为观察员出席的、由英国远东总司令罗伯特·布鲁克-波帕姆空军上将（SirRobertBrooke-Popham）在新加坡召开的有英国、马来亚、澳大利亚（代表新西兰）、荷属东印度代表参加的军事会议。[92]

这些会议，检查了远东的防务状况，提出了改进措施，有关各国就通信联络、情报交换、联络人员的交换、相互增援以保卫海上交通线以及海军和空军的行动区域等问题达成了初步协定，并对日本采取什么行动将被视为战争行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但是由于英国人处处强调保卫英帝国的重要性，美国则恪守不承担任何政治、军事义务的精神，所以上述历次会谈均未能产生一个共同防御日本进攻的行动计划。

1941年3月29日，在华盛顿召开的历时2个月的美英参谋部门首脑之间的会谈终于结束。这次会谈达成的《ABC—1协定》，为尚处于战争之外的美国和正在与法西斯国家激战的英国确立了“先欧后亚”的全球战略总原则。在这个战略总原则的指导下，两国为在大西洋和欧洲的合作制订了具体的行动计划，但对远东的战略合作仍存在意见分歧。不过，双方同意在新加坡召开有关各国参加的高级军事会谈，以解决远东的防务问题。

1941年4月21—27日，美国、荷兰、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马来亚的高级军事代表们在新加坡召开会议，简称为“ADB”会谈。美国第一次派出了一个由海军上校珀内尔为首的4人代表团正式出席。[93]

“ADB”会谈的目的是：

制订一个以《ABC—1协定》为基础的行动计划，要特别解决的问题是在英国打算派往远东的增援部队——东方舰队到达之前和之后，为在印度洋、太平洋、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水域的武装部队的任务和部署，以及相互之间的合作制订详细的计划。

会议的前提条件是：

1。英联邦、它的盟国和美国处于与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战争之中；

2。不含有政治义务；

3。会议的任何协定都必须得到有关政府的批准。[94]

因此用当时的美国陆军战争计划局长杰罗将军的话来说，这次会议要达成的协定应当“是一个在一旦提到的那些国家卷入战争的情况下，为指导军事行动，在军事人员之间达成的一个技术协定”[95]。但是从上面所列举的参加会议的主要人员显然可以看出，关于这次会议的目的和任务的规定将更多地体现英国的观点，与美国军方的看法并不会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