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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夏 衍（第2页）

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下），278页，香港，昭明出版社，1978。

7。夏衍的主人公都是些成长中的角色，因而作品多采用开放式结构。前史很长，剧情随着主人公的到来而缓缓展开，亲朋好友、同学故旧在抗战这个历史的大变局中走到一起，在嘘寒问暖、闲扯聊天、一颦一笑、回身叹气之间，心灵的错位、摩擦、分歧、对撞便发生了。主人公几乎都是平民知识分子，这就决定了夏衍戏剧冲突的表现形式不可能剑拔弩张、火药味十足，而是含蓄、淡远、纡曲、细微，动作间充满了错位、停顿、断裂和空白，正是从这些动作罅隙间，情绪便涌流了出来，成为无声之音、无形之象，场面上飘浮着一股淡淡的哀愁。《芳草天涯》第三幕开头，孟小云和尚志恢以及接下来和石咏芬想说清楚又说不清楚的两场戏，在我看来也许最能代表夏衍的戏剧风格。夏衍剧作最让人揪心的并非情节的大起大落、命运的变幻无常，而是主人公精神分裂、蜕变、转型当中难耐的痛苦，不停地挣扎与最后的诀别。经过一番不见硝烟的心灵苦斗，夏衍笔下的人物自然而然地完成了他们的精神升华过程，开始进入新的人生境界。场上戏到此为止，场外的人生却继续前行，开放结构带给观众的是一份新的企盼。

夏衍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观察和表现现代市民人格的形成过程的。从小我到大我，并不是对小我的简单否定，因为小我毕竟是个体生命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没有小我，要大我何干。但是，抗战时期族群意识膨胀，个性解放受阻，市民意识严重失衡。在这样的精神语境中，夏衍和他的戏剧主人公一样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他看到了个体是如何地脆弱，怎样地不堪一击，因而他希望赵婉贞、尚志恢们从社会斗争的汪洋大海中汲取力量，搭救自己。另一方面作家更了解世道的险恶，形势的翻覆多变，不禁要为这些小儿女们即将失落的美好情怀而扼腕痛惜。作家曾反复申说，自己是以同情、怜悯的态度，“带着眼泪”“谴责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的。所以他一边写他们的孤立无助，一边写他们心地的善良、纯真，努力为他们寻找一个心灵的支点，使个体和他人、私情与道义协调起来。所以在《芳草天涯》第二幕最后一场戏中，作家借孟文秀之口说，每个人都有可爱之处，爱的真义不是狭隘，而是容忍，不能为一己之爱而夺人之爱。

夏衍是抗战后期有数的几个坚守五四传统，提倡人道主义的剧作家之一……然而这却被一些从延安来的“钦差大臣”，如何其芳等人指责为“资产阶级思想”，“实质不过是宣传个人的爱情或者幸福很神圣、很重要而已”。在何其芳等人看来，个人情怀和大众利益是水火不相容的东西，二者必居其一，显示出强烈的反个性、反五四、反新文化传统的倾向。也许，有了“何其芳现象”的反衬，倒更能凸现出夏衍对个性的理解和同情、呵护与锤炼，具有独特而又不可磨灭的价值。

马俊山：《演剧职业化运动研究》，107～10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泛读作品

夏衍：《法西斯细菌》

评论文献索引

周钢鸣。夏衍剧作论。文艺生活，1941（1-3）。

何其芳。评《芳草天涯》。关于现实主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

袁良骏。夏衍剧作论。戏剧艺术论丛，1980（3）。

王保生。评夏衍的《上海屋檐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2（3）。

陈坚。论《芳草天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2（1）。

王文英。论夏衍戏剧艺术的创新。文学评论，1985（2）。

韩日新。三四十年代曹禺和夏衍的创作比较。文学评论，1991（2）。

陈坚。论夏衍戏剧的心理特色。中国话剧研究。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4）。

严肃。中国抗战戏剧的嚆矢——夏衍《上海屋檐下》研究。四川戏剧，2005（2、3、4）。

拓展练习

1。以《雷雨》《上海屋檐下》为重点分析对象，分析在戏剧冲突的构造上，夏衍与曹禺有何区别。

2。刘西渭在肯定《上海屋檐下》不失为一部佳作的同时，也提出一些批评，如“他缺乏语言与动作完成他情节上巧妙的布置。语言是抽象的，动作是细微的，这三个主要人物——特别是那对旧夫妇——永远感情用事地自相表白。作者不曾深入他们的灵魂，那深致而反常的灵魂，用具体的直接动作表现他们的心境。”[10]这一不足是否存在，请在细读作品的基础上作出评析。

3。无论《法西斯细菌》还是《芳草天涯》，夏衍都是以知识分子为关注对象，所探讨的都是抗战背景下“时代”与“人”的关系，所不同的只是观察视角由政治转向了伦理道理。但与前者受到普遍好评形成对比的是，后者被一些评论家指责为“一个非政治倾向的作品”，“这种尊重别人的爱情或者幸福，不惜牺牲自己的观点——实质上不过是宣传个人的爱情或者幸福是很神圣、很重要而已”（何其芳）。由此可以看出，伴随《讲话》在国统区的广泛传播，立足于个体的文学创作已经越来越难于在左翼阵营内立足。阅读评论摘要6、7及相关资料，分析何其芳作出这一批评的理论根基。

[1]竹可羽：《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载《人民文学》，1957（10）。

[2]杨志今：《怎样评价〈围城〉》，载《新文学论丛》，1984（3）。

[3]本文载《文艺争鸣》，1997（2）。

[4]孙犁：《谈赵树理》，载《天津日报》，1979-01-04。

[5]陆耀东：《论冯至的诗》，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2（2）。

[6]龙泉明：《中国新诗流变论》，59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7]［美］耿德华：《被冷落的缪斯》，张泉译，70页，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8]《新文学史话——中国新文学史续编》，293页，香港，南山书屋，1980。

[9]周宁：《从历史构筑意识形态》，载《人文杂志》，2003（2）。

[10]《夏衍戏剧研究资料》（下），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