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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的合作交流形式（第2页）

因此，人类合作性沟通中涉及的这类思维在演化上是比较新的，它包含了视角性递归和社会性递归。个体必须要思考（模拟、想象、做出推理）沟通同伴如何思考（模拟、想象、做出推理）自己的思维——至少要这样。类人猿完全无法表现出做出这种推理的迹象，它们无法理解即便是最简单的合作指示行为。比如，研究者在客体选择任务（在同一个任务设置中做无递归推理）中得到了正面证据，表明它们做不到。人类在合作交流中的思维也包括一种新的社会性自我监控，交流者在其中想象接收者采用了或者将要采用什么视角，去理解他对于她的意图的意图——所以想象她会如何理解它。总体来说，我们在关于人类交流的演化故事的这个时刻所得到的，是个体尝试通过互相指示新的且相关的情境，来协调他们的意图状态以及他们的行为。这依赖于他们有一定程度及类型的共同认知，并且进一步要求他们的互动可以形成一系列的连锁和社会性递归推理，从而互相理解对方的观点和意图状态。

手势语中的象征

在指示手势之外，人类使用的第二种类型的“自然”交流是自发产生的、非习俗的象形手势或手势语。这些手势被用来引导他人对不在场的实体、行为或情境的想象。象形手势超越了指示手势，后者只是简单地将关注导向情境的行为，而象形手势实际上以一个外部形象象征了一个实体、行为或者情境。象形手势是“自然的”，这是因为他们使用的是通常有效的意图性行为，只是用了一种特殊的方式。接收者在观察这些手势的基础上，可以想象交流者以手势语的方式表达的真实的行为或客体，之后，他们在共同认识的情境中，会对交流性意图做出恰当的推理。象形手势的告知性使用的例子有：以滑动方式移动手来警告他人旁边有蛇，通过在自己头上模仿鹿角（或发出声音）来告知他人水边有一只鹿，或者通过模仿游泳来确定一个朋友的下落。如果有恰当的共同背景知识，这样的手势交流能很有效地告知所有类型的不在场情境。

非人灵长类不使用象形手势或声音。类人猿可以很容易地用它们的手像人那样做出模仿进食或饮水的手势，但是它们不会那样做[13]。实际上，类人猿甚至不理解象形符号。在一个改进的客体选择实验中，一个人拿着一个客体的复制品，在其下藏有食物。两岁的儿童知道这意味着要去搜索有类似外表的客体，但是黑猩猩和猩猩都不知道（Tomaselloetal。，1977；Herrmaal。，2006）。在后续的实验中，我们一直试图引出猿类的象形手势，在那些情境中如果它们能做出，那是会带来好处的（比如，告诉人类如何为它们从一个设备里获取食物，那是只有它们才知道如何操作的），但是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成功。假设是，类人猿不理解象形手势，这是因为它们不理解显而易见地标记为“为了你”（合作性）的交流。如果一只猿看见有一个人在砸坚果，它们完全明白这个人在做什么，但是如果它们看见这个人在没有石头或坚果的条件下做出砸的动作，它们就完全糊涂了。要理解象形手势，一个人必须能明白在他们通常的工具性的环境之外做出的意图性的行为是为了交流——因为它们被交流者通过不同的明显信号（如目光接触）标记为这样的目的。扩展莱斯利（Leslie，1987）对假装的一个比喻，那奇怪的行为必须被“隔离”出来，它们不能被理解为工具性的行为，它们应被标记为“仅供交流使用”。

个体能够做出象形手势的另一个先决条件是他可以产生肢体动作去“模仿”一个真实的动作（或物体）。假设做这件事的能力源于模仿能力，和其他猿类相比，人类在模仿能力上更胜一筹（Teal。，2009）。早期的人类就已经明白，“模仿”一个动作并不是真的去完成动作，而是带有明确的交流目的（通过动作模拟），它可以使一个接收者想象到各种相关的场景而不只是当前可感知的场景。在这种关联中，一个重要的潜在社会情境就是教导（teag），源于教导的原始场景是长辈教导晚辈，其在演化上有一定优势。奇布劳和格利（Csibra&Gergely，2009）解释了他们所说的“自然教育”（naturalpedagogy），着重指出了其与合作交流的密切联系。最基本的教导方式是演示，即通过直接去做或打手势的方式向别人展示一件事情。就像交流一样，做动作并不是基于动作本身，而是为了给观察者或者学习者带来益处。这样，用象形手势进行交流就需要主体能理解明示交际（ostensiveuni），同时具有一定的动作模仿能力。

重要的是，象形手势也许能够准确地描述出所指物体或动作，但也有可能就像指示中的那样，潜在的交流意图会有一个大的推理跳跃。为了填补推理中的这种空白，就像用手指划的动作，需要具备共同基础和合作及相关性共有假设。假设在我们接近洞穴的时候，我向你模仿蛇的移动，如果你不知道蛇经常出没在洞穴，你大概会奇怪为什么我会这样子向你做动作。在现实世界中有个例子，我们观察到一个小孩子通过机场安检的情况。安检员用仪器检查她的时候，手做出转圈的动作，意思是让她转身来检查她的背部。这时孩子会盯着安检员，也慢慢地伸出手做出转圈的动作，可见，她并不能理解他的意思是让她转身。很显然，他们对安检程序没有共同基础。

然而，这仅仅只有一种基本的指示（pointing）动作[14]，而象形手势有无数种可能，或者具有“离散的无限性”。对于象形手势，每一种至少都有与其一一对应的动作或指示对象（虽然对于每种指代场景通常都只有一种典型与之对应）。这意味着象形手势即使不是约定俗成的，也应该包含某种语义的内涵。在拥有适当的共同基础的前提下，通过指示，我可以向你传达一张纸的形状、大小和材质，但每个情形下的独特视角并不包含在指示这一动作本身当中［参见维特根斯坦（1995）关于此问题的深刻讨论（或许需要读者自己从文中挖掘）］。但通过象形手势，我可以通过不同的形象符号描画出这些不同的方面和行为，为你指示出纸的形状、大小和材质，或者是我想让你在纸上写字，抑或是扔了它。这样，象形手势就有了重要的新特点，即事物或情境的不同视角现在可以通过含有语义内容的外部具有象征意义的媒介表现出来，而不仅仅隐藏在指示这一手势当中。

与之相关的是，在一种自然语言中，绝大多数的交流习惯都是使用类别术语。也就是说，普通名词和大多数的动词被约定指向实体的类别，像“狗”和“咬”，这也意味着，谈及特定的“狗”和“咬”时，我们必须做出一些实用性的假定（比如，名词使用中的这条我的狗或是隔壁的狗；或是体现在动词的时态上，如正在咬或咬过）。象形手势已经是类别术语（s），因为它们启发了接收者去想象与之相似的事物（一个人也可以用手势表示另一个人——比如，通过模仿她独特的言谈举止——因而至少原则上来讲，普通名词和专有名词的区别在于其形式）。分类维度同视角紧密地连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称一个人为比尔或者史密斯先生并不属于视角的范畴，因为它不是类别术语，但称呼他为父亲、男人或者警察则是视角性的，因为它把他置于了“一个描述的下面”（underdis），也就是说，这使他在不同的环境中为了不同的交流目的而被不同地视角化（perspectivize）。

象形手势是通向语言学道路上的重要一步，因为他们在语境下有象征意义，至少可能是具有类别性的。有个有趣的事实能强化这一点——虽然孩子在早期发展过程中会产生（produce）一些象形手势，但他们在学习语言（2岁）之后渐渐地减少了使用，与此同时指示的频率却随之增加。一个假说指出，指示的增加是因为他们语言的不完整性需要通过不同功能的动作来补充。作为一种具有语义内容的象征媒介，象形手势在与语言学约定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其中有很多明显的原因，毕竟，除了几个特例之外，它都需要在现场创造自发的手势。

如果我们想象一个演化的类比，故事很可能是一种习俗交流形式取代象形手势，而指示却留存下来。之后，无论在演化还是个体发生上，表演非事实情境的能力再次在其他功能里涌现。例如，虚拟及其他形式的虚构（见专栏2）。

专栏2作为空间想象中的手势语

使用象形手势和手势语进行交流，可能具有两大重要的认知结果。前者源于其涉及想象与假装行为（pretense）的密切参与，进而引发模拟。相比指示，象形手势可以通过沟通时的想象使得其指代事物更少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当我告诉你在山的那边有一只羚羊，或者警告你我们将要走进的洞穴里有蛇，或者告诉你关于刚刚完成的打猎情况，我必须要表演出全部场景和行为，即便场景中的主要参与者可能并不在场，抑或行为是已经发生过的或者只是预测。

一个假说认为，象形手势取决于先天具备的想象技能及其在新异场景中的运用。一只黑猩猩能够想象在水坑里等待它的是什么，但我们现在谈论的却是通过表演的方式向其他个体描画出想象场景，基于共同基础遴选出那些符合接收者知识框架和兴趣的内容，以方便对方接受且有动机接受。我们可以认为，人类演化出了更为强劲的想象形式，使其能够以一种联合想象向其他个体表演出相关场景。事实上，我们从幼儿日常生活中已经可以观察到此类行为：他们在家长或同龄人面前假装棍子是一匹马，或者他们是超人。这样，以我们现在的观点，这种假装游戏（pretendplay）的演化起源就可以在正式交流活动中的手势语中寻得，而由于它的功能看起来不是那么明显，所以就显得有些神秘。在现代人类当中，手势语交流已经被习俗语言所替代。当孩子们习得习俗语言，那种通过用手势创造假力及同他人创建虚拟场景当作一种没有动机支撑的假装活动（pretey）。很多学者也认为，进行假装是表象和现实区分的来源之一（Perner，1991），就像我表演出虚拟的X为的是表现出真实的X，以及一般而言的反事实思维（terfaking）（Harris，1991）。

所以象形手势第一个让人惊奇的效应就是，在人类演化中它们的出现带来了与他人一起或为他人表演出各种假装场景的技能。这也许就是所有想象情境和人类置身其中的制度，这类人造物产生的基础。另外，如果我们把故事稍微延伸一些，假设塞尔（Searle，1995）称为文化“地位功能”（statusfuns，如做一个总统或丈夫、用一片纸代表钱）的产生在个体发生和种系发生上依赖于类似儿童把木棍当马的假装游戏同样是合理的，后者赋予木棍一种特殊的能力，这同任命一个人为总统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似的（Rakoczy&Tomasello，2007）。如果思维本质上是一种想象形式，那么个体很难高估镶嵌于象形手势中的为他人想象某物在人类独特思维的演化和发展当中的重要性（Donald，1991）。

象形手势和打手势带来的第二个认知效应具有更多的推测性。几乎每一个研究人类认知的人，都承认空间概念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毋庸置疑，有很多理由可以解释这一点，其中有一些则简单地强调空间总体上对灵长类认知的重要性。例如，很多人都知道的情景记忆同空间认知的密切联系。

但是随后，一些理论家对这种联系做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其中以拉考夫和约翰逊（Lakoff&Johnson，1979）的开创性研究为序幕。众所周知，人类经常借助具体的空间关系来隐喻和类比那些抽象情景或实体。比如，我们把某些东西放进或拿出我们的讲授内容、我们陷入爱情、我们在通往成功的路上、我们在事业上不知道要去往何处、我走神了、她的理智回来了……这里我们不仅是在讨论表层隐喻，更是在谈论那些概念化复杂和抽象情景的基本方法。因此，在约翰逊（Johnson，1987）的后续研究中，他确定出一系列贯穿我们思维的被称为意象图式的结构，如包含（ent，某一内容的进或出）、部分—整体（part-whole，关系的基础）、联结（link，我们彼此联结）、障碍（obstacle，教育匮乏阻碍了我的社交生活）、路径（path，我们在通往婚姻的路上）。

很多学者注意到，甚至在语法中也存在不规则空间的凸显，一些研究者甚至把其称为“空间语法”（spacegrammer）。一些早期的句法格（syntacticcase）关系研究也强调，很多“格”的标识在历史上起源于服务空间关系（如不同种类的介词）的单词。塔尔米（Talmy，2003）则假定了一个人类图像系统（imagingsystem），指出它借助非常强的空间成分建构起了语法。这样，他认为的一个中心图式就是主体通过其对其他实体产生效应的动力图式（foramicschema）（如投资者的焦虑冲垮了股票市场）；另外一个则是沿着路径的各种虚拟移动。他同时提到，很多复杂的关系从空间角度被表达出来，其中拓扑关系占支配地位。更为甚者，有研究者认为，符号性习俗语言用空间来描述各种语法关系，包括从照应关系到“格”角色（如Liddel，2003），而如果真如我们在这里假设的，人类最早的语言习俗存在于手势的形态当中，上述观点无疑是很重要的。

在个体发生方面，曼德勒（Mandler，2012）认为儿童最早的语言发生主要立足于一套空间意象图式（鲜活运动、因果运动、运动路径、运动阻碍、包含等）。这些图式构成了儿童早期谈论某人做某事［操控性活动场景（Slobin，1985）］、描述某个物体移动［图形—背景场景中的物体沿着路径的运动（Slobin，1985）］的概念基础。这些都是儿童最早谈论的内容，同时沿着路径移动中的基础空间关系在所有阶段都起着重要作用。

这样，象形手势代表了人类沟通和思维发展中的一种中间形式，架起了从为他人告知性的指示和共同概念基础背景中的视角到习俗语言沟通之间的桥梁。这种跨越涉及掺杂类别语义内容的外部符号表征形式，然而，象形手势几乎总是存在视角上的模糊性这一潜在问题：如果我模仿扔标枪，谁应该扔？我、你，还是其他某个人？当然，通常这由我们的共有知识背景决定；正常来说，如果我要求你去这样做，或者我表达了做这件事的意愿，或者报告我们朋友的活动，相关指示都是很清晰的。但是在一些情况下，比如说，描画早晨的狩猎活动，相关指示则变得不清晰。唯一解决这个模糊问题的方法就是进行进一步的沟通，或直证或形象表示，这就导致了在习俗语言出现之前早期人类自然手势沟通中最复杂的方式：结合手势的复合表达。

组合手势

类人猿不会通过组合手势、组合发音或者是组合手势与发音来创造新的交流方式（Liebaletal。，2004；Tomasello，2008）。但是人类却能做到，不管是处于交流发展初期的幼儿，还是处于根本没有接触过习俗语言、声音、符号的儿童，都能做到这一点（Goldin-Meadow，2003）。

然而，尽管当前没有充分的理由解释为何一些个体不能将各种指示的姿势串联起来理解（有些个体偶尔会做到这一点），但这种情况并不常见。语言初学者会将他们最早的语言习俗同指示或其他习俗结合起来，而手语初学者则通过指示产生意象符号或习俗符号［就像完全没有接触习俗语言的儿童那样做（Goldin-Meadow，2003）］。因为是在演化中发生的情境，因而个体可以很容易想象出通过打手势表现一些事情的情境（如吃东西），并且之后立刻联系到下一个想法：指示某些特定的食物，如在那边的水果（这个过程可类比儿童早期语言中的“连续单字发音”或洋泾滨语中“支离破碎”的表达）。然而，之后通过一种“心智结合”（mindbinatio，1952），这些连续的想法或者意图被组合成单一想法或意图，进而被带有单一语调轮廓的单一表达说出来。借助一些最低的归类技能，个体可以形成一种图式，如吃的象形手势，它伴随着对自己或他人可吃东西的索引性指示。这样，思维的产生性就通过这种外显（overt）的沟通图式得以支撑和促进。

手势结合使我们对所有命题的主谓结构特点分析成为可能[15]。这其中涉及两种成分，而它们的初期形式都已在合作性活动的指示中体现出来。第一种成分是事件与参与者之间特定的认知区分。甚至学习类似人类交流形式的类人猿也能通过符号组合来区别事件和参与者（Tomasello，2008）。第二种成分是共享信息与新异信息之间的区分，如同上面提到的，甚至在指示中，不同的共享知识已经存在内隐区别，而这通常并不是明确由指示体现出来，抑非那些由直证体现出来的新异和引人注意的情景。但这一切却是内隐的，通过手势结合，一个或多个符号经常会被用作和共同基础产生联系（通常把其当作一个视角或主题），之后同其他符号一起指示出新的有趣信息。在许多情境中，个体可以想象他指向一个知觉性呈现的指示物（确保相关信息是共享的），之后用符号示意该指示物的某些方面被接收者认为是新的、值得注意的。

因而整体来看，相比灵长类近亲，早期人类单独或组合使用它们的指示和符号手势，从而更为丰富且有力地传达了更多内容。这种新的交流形式最初发生在合作活动内部，它为参与者提供了必需的共同概念基础以及与其他同伴互换角色和观点所需的机会。因此，借助自然手势的早期人类合作交流需要联合合作活动中双水平概念成分的辅助：共享方面的联合目标和联合注意；个体方面的个人角色和个人视角。而这些都不需要语言交流者对不同的交流伙伴采用不同的方式概念化、视角化相关事物（依赖于共同基础、相关性、新奇性的判断），之后接受者通过社会递归推理理解其意图所指视角，这一切都不是成为语言使用者的结果，而是其先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