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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的合作交流形式（第1页）

一种新的合作交流形式

早期人类基于共同背景协调他们的行动和注意。但是以更复杂的方式协调——比如说，在合作时的各种意外情境中，扮演特定角色或者计划一系列的联合行动——要求一种新的合作交流形式。古代类人猿的手势和声音无法完成这种协调工作。它们无法完成的原因，首先是因为这些物种的构造完全是以服务自我为目的的，而这种方式恰恰不能适应朝向联合目标的互相合作。其次是因为它们只在直接调节他者的行为中尝试使用手势和声音，而这无法适应依据外界情境和实体来协调行为和意图的需要，如合作觅食的情境。

托马塞洛（Tomasello，2008）主张并举证说明，独特的人类合作交流的第一种形式是自然的指示手势与手势语，用以帮助他人、告知他们与之相关的情境。指示手势和手势语是人类普适的，甚至讲不同习俗语言的人也可以用它们来进行有效的交流，至少在有一些共同背景的情境下是如此。但是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有共同基础的背景，在其中有一套极其丰富而深刻的人际的意图和推理。如果我为你指示了一棵树的方向，或者打手势给你指了一棵树，但没有共同背景的话，你无从推测我试图要向你交流什么或者为何要交流这个。因此指示手势和手势语造成了早期人类社会协调的新问题——不只是在与他人协调行为之中需要，而且在协调意图状态之时也需要——解决这些新的协调问题需要新的思维方式。

交流的新动机

在联合合作活动中，搭档是互相依赖的，正是为了每个人的利益而去帮助另外一个人扮演好角色。这是人类交流中新动机的基础，其他猿类是没有的（Crockfordetal。，2011，有一个可能的例外），换句话说，是通过告知另一个人与之相关的情境信息的动机。这种动机的浮现得到了联合合作活动的情境中一些事实的辅助，指导**流和告知**流并没有清晰的区别——因为搭档们的个人动机是如此紧密地纠缠在一起。因此如果我们一起搜集蜂蜜，而你不知道该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我可以指向一根棍子，我的意图是指出你可以使用它，或者，另一种可能是，我指向一根棍子，仅仅告诉你它的存在——因为我知道，如果你看见了它，你很可能想要使用它。当我们一起朝向联合目标工作的时候，这两种方式都管用，因为我们的利益是如此紧密一致。

因此这个演化假设是，早期人类第一个合作交流的行动，就是联合合作活动中的指示手势，这背后的交流动机，还未从请求性和告知性之中分化出来。但是在某个时刻，早期人类开始理解他们和其他人的相互依赖，不仅仅是在合作进行的时候，而且是更普遍的：如果我最好的搭档今晚饿了，我应该帮助她，这样她明天打猎的时候状态才会好。而且在合作行为之外，我为了自己的利益向你要求帮助，以及我为了你的利益告诉你有用的事物，这之间的差别变得非常明显。所以早期人类出现了两种明显不同的指示交流的动机——请求性的和告知性的，这是每个人都会理解并发出的。

当类人猿在实验中一起工作的时候，几乎任何形式的意图交流都完全不存在（Melisetal。，2009；Hirata，2007；Povinelli&O’Neill，2000）。当猿类在其他情境下互相交流的时候，总是命令性的（Call&Tomasello，2007；Bullial。，2011c）。完全相反的是，当人类幼儿一旦可以与他人进行有意义的合作，在14～18个月大的时候，他们就会使用能够协调联合行动的指示手势（Bro;Carriger，1990；Waral。，2006，2007）——同样，他们带着一种模糊性的告知，旁观者并不知道他们的动机是请求性的还是告知性的。但是，同样是在合作活动之外，甚至是12个月大的婴儿有时也会用指示来简单地告诉他人这样的东西，如一个要被找寻的物体的位置。利斯考夫斯基等人（Liszkowskietal。，2006，2008）将12个月大的婴儿放在不同的情境中，他们看到成年人会错误地放置一个物体，或者找不到这个物体了，然后成年人开始搜寻它。在这些情境下，婴儿会向成人指示那个被寻找的物品（比起那些成人不需要的但是被错放在某处的分心物，婴儿更会指向成人要找的这些物品）。他们这么做的时候，没有表现出自己想要这个物品的任何信号（没有哭闹、伸手够等）。婴儿仅仅想要告知对方，那个被找寻物品的所在之处，以此来帮助成人。

除了类人猿一般性的命令性动机，告知**流动机的产生对于人类独特思维的演化有三个重要的影响。首先，告知性动机是让交流者做出承诺，要真诚且准确地将事情告诉其他人，也就是说，要说出真相。如果个体想要被看成是合作的，他就需要向其他个体做出真诚交流的承诺，这最初体现在合作活动当中，之后扩展到其他类型的活动当中（因为人类相互依赖已扩展到合作活动之外了）。当然，你还是会撒谎：你出于某些自私的动机，给我指了一个地方希望我去那里寻找我的矛，即便它并不在那里。但是谎言只有在一开始有共同的合作假设和信任的时候才会有用：你撒谎是因为你知道我会相信你的话，我会认为它们是真的并且因此行动。而且，当还有另外某种方式得到真相，就像在语言表达中的“客观性”特点（见第四章），如果我们想要解释人类尽管有自私的目的，但还是会承诺准确描述世界的这一现象的起源的话，那么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他人的利益，承诺真实地告知他人事物，就是起始点。真实这个观念因此进入了人类的心灵，前提并非是个体意图性及其关注获取信息的准确性，而是伴随的联合意图性及其对与他人合作**流的关注[7]。

这种新的合作交流形式的第二个重要结果是，它创造出了新的推理形式，即一种相关推理。合作交流行为的接受者问自己：考虑到我们共同知道的事情，他正在试图帮助我，为什么他认为我将发现他为我指出的情境恰好与我关心的事情相关？想一想类人猿。如果一个个体指向并看向地面上的某个事物，猿类会依照指示目光去拿到食物——不需要推理。但是如果食物藏在两个桶之中的一个的时候（猿也知道只在其中一个里面），当人类指向一个桶，猿类是没有线索感觉的（Tomasello，2006）。猿遵循人类的指向并且看向桶，但是之后它们不会像人那样做出直接的推理，将自己的注意力指向那里，因为人类会认为这与他们当前搜寻食物有关。猿类不会做出这种相关推理，因为它们不像人类那样了解帮助性告知（类人猿的交流是命令性的），这意味着它们对人类为何指向两个无聊的箱子之一完全不感兴趣。重要的是，类人猿并非完全不能从人类的行为中得出推论。当人类先将它们设置在一个竞争性的情境中，然后绝望地指向其中一个桶的时候，类人猿就会立刻知道食物在那个桶里（Hare&Tomasello，2004）。它们做出竞争性的推论，“他想要那个桶里的东西，因此食物肯定在那个桶里”，但是它们不会做出合作性的推论，“他想让我知道那个桶里有食物”。

这种行为模式与人类婴儿的行为模式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在同样的情境下，前语言期的12个月大的婴儿就能信任成年人，相信成年人会指出与他们当前的探寻相关的东西——他们理解告知性动机——所以他们立即知道指向桶的行为包含了奖励（Behal。，2005，2012）。人类很自然地认为群体活动中彼此应该是合作的，以至于他们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信号——诸如目光接触以及指向性声音——通过这样的方式，交流者对接收者强调了他有一些相关信息给她。因此，就像演化的例子一样，假定当我们合作捕猎的时候，通过目光接触或者兴奋的声音，我为你指出了一丛灌木上的莓果。你看见了灌木，但是一开始你没看见莓果。所以你问自己，为什么他觉得灌木和我有关系——而这会让你更努力地去寻找一些真正相关的东西——由此你发现了莓果。作为交流者，我知道你作为接收者将要参与这个过程的前提条件是且仅是：你将我看成会合作性地引导你注意力的人，所以我想要确保你知道我在做这件事情。因此，我不仅想要你知道这里有莓果，我还想要你知道我想要你知道这个——这样你才会遵循推理过程得到这个结论（Grice，1957；Moore，inpress[8]）。通过清晰地让你找到，并且基于我们对于合作的共同期待，我是很明确地在说，“你会想要知道这个”——而你确实想要知道这个，因为你相信我的头脑里装着你的利益。

这种新的交流形式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结果是最近才浮现出来的，至少以尚不成熟的形式，那就是两种交流句式（unicativeforce[9]）之间的区别——就像请求性和告知性这两个概念直接的意思——以及由指示手势所表明的那样，是情境性和建议性的（注意：这意味着到这个时候为止，早期人类需要有意地控制他们情绪的声音表达，而类人猿不用）。早期人类现在可以指向灌木中的莓果了，带着两种不同的动机之一，以语调表达：要么是一种坚持的请求性的语调，这是希望接收者可以为她去摘一些莓果；或者一种中性语调，仅仅意在告知接收者莓果的位置，这样她可以自己去摘。我们现在就可以对交流句式和交流内容做出区分：交流内容是莓果的存在，而交流句式要么是请求性的要么是告知性的。当然，所有这些都是内隐的，所以我们还得用某种方式来达到一致，因此交流的句式和内容之间的外显区别在习俗语言交流中就非常重要（见第四章）。但是这里的突破是，通过此间对语调注意的导入，指示性内容（情境的、建议的）得以独立于交流者动机和意图而被了解。

所以，早期人类的联合合作活动为他们的交流创造了一种新的动机结构，即想要另一个人诚实又有帮助地告知一些信息的合作性动机。这也驱动接收者做大量推理工作，好去理解为何交流者认为看向某一个特定的方向同他们所关心的事情是相关的，之后有动机的交流者在有一些与接收者相关的东西的时候就去通知他。现在可能有两个不同的交流动机（请求性和告知性）这一事实意味着，交流行动中情境的（命题的）内容开始被概念化，并且独立于交流者的特定意图状态。

交流中的新思维方式

交流中帮助并合作的动机意味着，从认知的观点来说，交流者必须能够决定哪一种情境在某一特定场合下与接收者有关。相反，接收者必须能够分辨预期的情况，并知道它与他们有关，根本上说，就是要在这个情境下判断在交流者的指示手势中，交流者认为什么与他们相关或是有趣的，以及为什么。这个基本的问题是交流者希望对接收者做出的——他的交流意图[10]——像事实一样的完整情境，比如说，树上有香蕉，或者树上没有天敌。但是指示的这个动作——那根伸出的手指——在所有情况下都是一样的。所以困扰的是，一个人怎么才能以同样的知觉景象向一个接收者指示不同的情境？

回答这个疑问的关键就是参与者共同处在同一个交流性互动之中，他们都假定交流行为是与接收者有关的（Sperber&Wilson，1996），这种相关总是和某个与我们共同了解的知识有关（Tomasello，2008）。除去交流，一个情境与你有关是因为你的个人原因。但是对我来说，要想在交流中成功地将你的注意指向那里，你必须知道我知道它与你相关；实际上，我们必须同时有共同认识：这与你相关。因此，最简单的情境是，当我们在合作活动中时，我们的联合目标会带来最相关的共同知识背景。比如说，如果我们已经找香蕉找了一整天也没有找到，你自然会假定我指向一棵香蕉树是想告诉你那棵树上有香蕉这一事实。另外，如果我们一起找香蕉不过几分钟的时间，但是那棵树上有一个天敌，所以我们会等待，现在天敌似乎离开了，你将自然假设我暗示你的事实是现在树上没有天敌。共同知识背景以及对相关事物的共同假设（这对类人猿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不会参与这种类型的合作交流）让人们的心智在这根伸出的手指的方向上汇合了。

接着第二章的分析，相关情境是那些为个体达成目标并维持其价值而给个体呈现机会和或障碍的场合。因此，如果在我们一起找水果的过程中，我指向了一棵远方的香蕉树，你绝不会理解为我要指出树叶是存在的，即便在那个时刻你能看到的只是树叶。因为树叶的存在不可能与我们在做的事情有关。相反，你将继续寻找，直到你看见一些香蕉在叶子后面，它们的出现与我们在做的事情高度相关。这个过程的另一个维度是，只有“新”情境是在交流上相关的，因为当前的共享情境没有必要被特意指出。所以，在上面这个例子里，在天敌离开了香蕉树之后，我指向香蕉树，意在说明现在的情境中天敌已经不在了，这是你很容易就可以观察到的。如果香蕉出现也是高度相关的，我得如何提示且你得如何推理出天敌已经离开了呢？因为出现香蕉已经在我们当前的共同认识里面，所以我为你指出这个情境就太多余了。如果我想要对你有帮助，我必须指出对你来说是新异的情境，要不然为何要多此一举呢。所以，在人类合作交流中，交流者和接收者都在共同背景中共同假设，交流者为接收者指出的情境既是相关的，也是新异的。

或许令人吃惊的是，即便是幼儿也能一直留意与特定他人之间的共同基础，他们对此非常有经验，并且会以此理解并产生指示手势，共同的知识背景将决定相关物是什么。比如，利贝尔等人（Leibaletal。，2009）让一名一岁大的婴儿和一名成人一起整理，将玩具拾起并放到篮子里。在某个时刻，成人停下来，指向一个目标玩具，婴儿就会将它放到篮子里收起来。但是，当婴儿和成人还是以完全同样的方式整理，但另一个成人没有和他们共享这个情境，如果他走进房间并以同样的方式指向这个目标玩具，婴儿不会将玩具放回盒子里，他们多数会将它递给这个成人，可能是因为第二个成人没有和他分享这个整理游戏，这不是他们的共同背景。因此婴儿的解释不取决于他们自己当下的自我中心活动和兴趣，这些东西在两种情境里是一样的。他们的解释取决于他们和每一个做出指示的成年人之间共享的经验。［在另外一个研究中，利贝尔等人（Leibaletal。，2010）发现同年龄的婴儿也能依据他们和接收者之间不同的共同背景来产生不同的指示。］

这个年龄的婴儿也会使用新异的共同假设来判断，做出指示的成人认为什么东西和他们有关。因此，莫尔等人（Molletal。，2006）发现18个月大的婴儿和一名成人一起玩一个玩具鼓，如果另一名成人进入了房间，很兴奋地指向这个鼓，孩子就会认为他在说这面很酷的鼓。但是，如果是刚刚和他一起开心地玩过鼓的成年人以完全同样的方式兴奋地指着鼓，孩子就不会假设她是因为鼓而兴奋：她怎么会呢，我们早就知道了呀？相反，儿童会认为成人的兴奋一定是源于鼓的某些新异特性，一些他们此前没有注意到的新东西，所以他们会注意新的方面，如在成年人那一侧的鼓。在他们生成指示的过程中，婴儿也会利用共享信息和新异信息之间的区别。比如，当一个14个月大的婴儿想要妈妈把他的高脚椅放到餐桌旁边：在一个情境下他指向了椅子（因为他和他妈妈已经共同注意到了餐桌旁边的空位），而另一个情境中他指向了餐桌旁边的空位（因为他和他的母亲已经共同注意到了那把椅子）（Tomaselloetal。，2007a）。在两个情境中，婴儿都想要完全一样的东西——要把他的椅子放到餐桌边——但是要想有效地交流，他会假定他和母亲已经看到的物体是他们共同认识的一部分，所以他指出的是她可能没有注意到的部分，那个情境中的新情况[11]。

从事这种类型的合作（明示-推理）交流需要某些新的思维形式。实际上，思维过程的所有三个成分——表征、推理以及自我监控——一定要变得社会化。

关于表征，关键的创新点在于交流互动中的两个参与者在此情此景下都必须互相表征对方的观点。因此，交流者试图聚焦于接收者在很多可能的情境之一时的注意力——像事实一样的表征——在当前的感知景象里固有的（如树上有香蕉VS树上没有天敌）。因此交流行动为接收者感知了这个场景。他也感知了元素。比如说，如果我们在生火，我对你指出一块木头的存在意味着木头是生火的木头。但是如果我们要整理洞穴，我对你指出同样的一根木头就意味着那是件垃圾。在客体选择任务中，交流者不是指出作为物体的桶或者作为盛水容器的桶，而是指出作为放置地点的桶：我在告诉你，奖励就放在那里。合作交流因此创造了事物的不同概念或者解释说明。这预示了使用语言的生物有能力将同一个实体在不同的“描述”或者“不同方面的形态”之下进行放置，这是人类概念思维的一个标志性特征；但是人类没有使用任何带有明确说出语义内容的习俗性的或者象征性的工具，就做到了这一点。

关于推理，关键点是，在合作交流中所使用的推理具有社会性递归的特点。因此，在所有前述特性中都内隐了一点，即个体来回做出关于搭档对于自己意图状态的意图的推论。比如，在客体选择任务中，接收者推断交流者想要她知道食物在桶里——一种社会性递归推理，类人猿很明显是不会做出的。所有情况下的此类推理都需要一种溯因式飞跃，大概是像这样的东西：他之所以指向一个无聊的桶一定是有意义的（如可能符合共同认识、相关性以及新异性）。比如，他是想让我知道奖励在那里。交流者的责任是试图帮助接收者恰当地做出溯因性的飞跃。要实现这个目标，在很多情境中，交流者必须进行某种模拟，或者思考，在其中他要想象，指向一个特定的方向是如何引导接收者做出一个特定的溯因推理：如果我指向了这个方向，他对我理解他的意图状态的意图会做出何种推理？而之后，当做出了溯因推理之后，接收者可以潜在考虑交流者考虑到了他可能对于他的交流意图做出什么样的推理。如此往复。

最后，关于自我监控，关键是，如果能够以这种方式交流性地操作，要求个体以一种新的方式进行自我监控。与类人猿的认知性自我监控相反，这种新方式是社会性的。尤其是作为一个正在与他人沟通的个体，他同时想象自己是尝试理解他人的接收者角色（Mead，1934）。因此诞生了一种新的自我监控类型，交流者以这种方式模拟接收者的视角，以检查交流行为是否形成得足够好，好让它可能被理解。这与早期人类考虑自我形象的特点完全不一样（在早先讨论协作的时候提到过），个体在其中要模拟他者会如何评估自己的合作性——只不过在这个情境中要接受的评估是综合理解能力。重要的是，这两种类型的自我监控都是以一种“第二人”的方式“标准化”的：行动者从其他社会性主体会如何评估的视角来评估自己的行为。对于这个过程，莱文森（Levinson，1995，p。411）说，“有一种非同凡响的改变发生在我们的思维之中，当我们开始因为考虑到我们的行为会被协调而行为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设计我们的行为，好让它们可以自我证明”[12]。这种基于合作交流中的理解而进行的社会性自我监控，构成了现代人类社会理性规范的基础，而在现代社会中，社会理性则意味着让同伴理解要传达的交流信息。

合作**流中涉及的这些新思维过程在两项幼儿研究中得到清晰体现。第一个是来自利斯考夫斯基等人（Liszkowskietal。，2009）所做的12个月大婴儿的实验，是从交流者的视角来做的。在这个研究中，一名成人和一名婴儿玩游戏，游戏中婴儿会反复需要某个特定物体，而且总是在盘子中同一个位置找到它。在某个时刻，婴儿需要一个这种客体，但是手边没有。要想获得一块，有很多婴儿会使用“向成人指空碟子”这个策略，也就是说，定位出之前他们都共同知道的这种物体所在的地方。要想做出这种交流行动，婴儿需要模拟成人理解的过程：如果我指了盘子，她会做出什么样的溯因推理（关于我对于她的意图状态的意图）？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联系，正如在黑猩猩中表明的，它们完全具有联结学习的能力，但在这种设置下却不会努力将人类的注意力导向空盘子（即便在同一个研究中，它们在其他情境下确实做出了指示的尝试）。儿童模拟了成年人对于他们对他的意图状态的意图的推理。

为了更形象地表明这个过程，而且从理解的角度来看，我们可能会考虑“标记”（markedness）这个现象。在一些情境中，交流者可能会把她的交流行为中不同寻常的部分做个标记（如用声调的强弱），这样接收者不会做出常规推理，而会做出不同推理。比如，利贝尔等人（Liebaletal。，2011）让一个大人和一个两岁的孩子将玩具整理到一个大篮子里面去。在正常进行的过程中，当大人指向地板上的一个中号箱子的时候，儿童会认为这个信号是表明她应该将盒子也收纳到篮子里。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成人一边眨眼并一边持续向孩子指，很明显不是要以通常的方式做事。成人很清楚地想要一些和常规不同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儿童会困惑地看着成人，但是然后就会去打开盒子，看看里面有什么（并且把它收拾好）。这种行为最直接的解释是，儿童理解成年人正在期待他会如何对一个常规点做反应，他理解成年人并不想要常规反应，所以他会标记这个指示手势，这样她可以被激励去寻找一种不同的解释。这是孩子思考关于大人对他们的思维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