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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日记（第1页）

威尼斯日记

5月20日

上午10时15分抵达首都机场三号航站楼。给行李箱过磅，居然高出近5千克。威尼斯夏天很热，带了不少换洗衣服，但不至于超出20千克的限量。行李箱中最重的是展览海报和给梁远苇作品用的白酒。为了节省开支，展览海报、画册、手提袋等都由我们自己分头带走。梁远苇的作品要用白酒，本来谈好一家酒企赞助，因为该企业坚持要印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指定用酒”，我们觉得有点不太合适，就放弃了。我动员大家每人给梁远苇带两瓶白酒，大家都很痛快地答应了。

飞机正点起飞。由于这段时间身体超负荷运转，已经极度疲劳，不久就睡着了。不久就又醒来，空姐送来饮料，随后中餐，再睡。醒来了想借看电影打发时间，发现耳机没有声音。坚持了一会儿，等空姐路过时告知问题，随即换了个耳机，还是没有声音。我们确信是机器出了问题。空姐说这个问题不由她管，她只管换耳机，建议我看旁边的小电视。我看了一眼旁边的乘客。50岁左右的中国妇女，稍白，略胖，上海口音，正在读中文版圣经，口中还发出声音。我不想打扰她。坚持看无声电影，居然也能入戏，一时间竟意识不到没有声音。

罗马至威尼斯的飞机晚点，在飞机上等了1个多小时后才起飞。抵达威尼斯时，已经快12点了。在取行李时，遇到蔡志松和他的助手朱红亮和简枫，他们本来要晚我们半小时，现在先到了。威尼斯晚上有点凉，我的长袖衣服放在行李箱里。蔡志松让我穿上他的黑色长袖衣，大家都说还合适。

15日就抵达威尼斯的原弓助手张来机场接我们。一见面得知作品已于当天抵达中国馆，比原计划晚了一周左右。这五天时间他们在焦急的等待中将中国馆清理了一遍。从机场去码头不远，我们得坐出租船。五人100欧元，我们一共六人，一船走150欧元，先送蔡志松他们去本岛，然后送我们去丽都岛。我们将行李都搬上船，进入船舱，发现其实可以坐八九人。船并没有马上开，我特担心会晕，我曾经有非常痛苦的晕船经历。一会儿又上来一人。幸好小船开得很快，不晕。朱红亮担心下船后没有人接找不到旅馆，同时行李太多不好行动。我给他住的旅馆打了电话，并将电话给开船的司机让他通报有客人入住，请求帮助搬运行李。

小船经过本岛，并未停下。原来先送的是最后上来的意大利人，接着送我们到丽都，最后送蔡志松等人去本岛。看来意大利人做事比较随性，计划没有变化快。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折腾，才找到入住的酒店。住在三层，其实是四层小阁楼。很低，一不小心就要碰到脑袋。房间里没有网线。在机场买的电源转接器太大，属于日韩系统，但上面明明写着适用欧洲系统。无语。没有牙刷牙膏。实在太累，睡了。

5月21日

不知何时醒来。先吃早餐，只有两种面包，再加上牛奶、咖啡、果汁等。跟值班的工作人员要电源转接器。他打开抽屉找了半天，说没有，建议我去不远处小店购买。按照他指示的路线，我找到小店，如意买到转接器，但还是不能充电。经过几次试验，发现是转接器有问题。我再去小店，换了一个。我发现新的转接器有完整的包装，前面那个则是简易包装。我在店里试了一下，确信能用。看来前面卖给我的那个是坏的，而且是别人退回去的。意大利人做生意也不是特靠谱。

原弓来旅馆见我，然后一起去中国馆。船票分好几种。从公布的信息看，周票最便宜。但原弓坚持说有一种更便宜的月票。卖票的确认有，让我填表。表格全是意大利文，连蒙带猜将表填好。等交表时，对方说每月15号后就不能办理这种月票，要等下月初再办。于是，只好买周票。心想，要是早说，也就不用费劲填表了。

如果说快艇是出租车，渡轮就是公交车了。三站就到。下船后直奔中国馆。在入口处找到我的证件。早来五天的原弓跟他们已经混得很熟了，无须证件也可出入。

原弓和潘公凯的助手已开始布展。原弓描述了场馆里面如何脏乱，清理了五天还是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我到旁边的意大利馆看了看，真是太漂亮了，天壤之别。意大利馆建筑面积估计是中国馆的4倍左右，可用空间50倍都不止，今年又重新整修了一遍，真让人羡慕。我真怀疑我们的外交能力，怎么就不能从紧邻的意大利馆分一杯羹？

只有蔡志松的作品未到。我开始担心，因为他的作品体量大，需要吊车。他助手说要27日才能到，那就绝对晚了。我们必须在29日前将整个展览布置完毕。

我注意到有人在属于意大利馆的草地上挖坑，还动用了挖土机。意大利人却要求我们一定不能在草地上放重物，因为下面埋有水管。现在看来所谓埋有水管绝对是谎言。还有，原先说中国馆的所有东西都不能动，门窗墙壁都不能粉刷。但是，属于同一幢建筑的意大利馆却正在整修。更有趣的是，负责油漆意大利馆门窗的油漆工人，看到中国馆的门窗实在太难看了，主动过来帮我们把门窗刷了一遍。真是让人大跌眼镜！

原弓租了一套公寓，整个团队都在公寓里吃住。我们一起共进晚餐。

5月22日

再去中国馆。原弓在馆里的机器有一台可以成功喷雾，但喷出的雾气很快就被干燥的空气所吸收，离他跟我描述的效果相差十万八千里。郁闷！

原弓自己也非常紧张。我们在入口处的一个小店坐下来商量对策。原弓坚持要在场馆里增加水喷雾装置，我表示反对，因为我担心如果将水喷雾装置放进场馆，湿度会太大。原弓有些激动。我还是坚持不能将水喷雾装置放进场馆。我帮他分析原因。在上海做试验时效果好，原因是加湿装置放在地面上，水雾接触地面后会转而往上升，从而形成大雾。现在的加湿装置放在四五米高的油桶上，雾气从高空下落还未形成反弹就被空气吸收了。我建议他将加湿装置放在油桶中央而不是边缘，这样雾气会落在油桶盖上形成反弹。原弓还是非常焦虑。因为如果不能出大雾，他的作品就失败了。

我们喝了咖啡之后再去中国馆。这时第二台机器可以工作了。终于见到了在试验中出现的大雾。一方面因为出雾量多了一倍，另一方面因为空气湿润了，吸收雾气就不那么快了。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一共有23台机器！现在担心的，不是雾太小，而是太大太浓，影响视线，可能出现撞上油罐等安全问题。我和原弓商量，一方面增加指示灯来照亮地面，另一方面缩短放雾的时间，增加放雾的频率。原计划放15分钟再停一次，现在看来只能放5分钟就得停一次了。

5月23日

应约去威尼斯大学见两位美学教授DanieleGoldoaDreon。今年三月，我的朋友RichardShusterman来威尼斯大学讲学。我刚设计出方案，就跟Richard进行过沟通。他对我的方案非常了解。Richard也真够朋友，来威尼斯讲学时一直宣传我的方案。据Richard转述，DanieleGoldoaDreon对我的方案非常感兴趣。我随即与DanieleGoldoaDreon取得了联系。后来我与潘公凯商量，需要在威尼斯开一个针对中国馆的学术研讨会，但苦于没有合适的场地。美院外事处的老师说可以跟威尼斯大学孔子学院联系，看能否找到一个会议室。我想，如果开研讨会，最好能够让更多的外国理论家和批评家参与其中，由与艺术相关的单位来主办。如果由孔子学院来主办，而且参加研讨的都是一些汉学家，我担心舆论会说我们在做文化侵略。我想到了Daa。马上给他们发去电子邮件。没想到很快得到他们的确认，他们愿意来主办研讨会，并免费提供场地。

原计划12时见面，由于Roberta赶不过来，临时推迟到1时30分。我接到Daniele的信息时已经出发，于是又去中国馆转了转。原弓的作品已经越来越好了，潘公凯的作品也初具规模，我感到非常欣慰。

威尼斯大学校园很多，我用Google搜索了一下，锁定了大致目标。然后乘船从军械库出发。下船后就迷失了方向。简直像个迷宫！我用手机上的指南针确定方向，终于找到了目的地。

我们在一家小咖啡馆坐了下来，聊了许多美学与当代艺术的话题。Daniele很喜欢音乐，自己还作曲。Roberta也做一些展览策划。二人对当代艺术都不陌生。随后谈到开研讨会的细节。会议的主题确定为“美学与当代艺术——观念、身体与感受”，由威尼斯大学哲学与文化遗产系和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中心联合主办，Roberta主持，规模在30人左右。为了开好研讨会，与会专家上午10点去中国馆看预展，下午3点正式开会，晚上7点结束后共进晚餐。商量好细节后，Roberta要去佛罗伦萨办事，Daniele领我去看会场。威尼斯全是小巷，如果不亲自去一趟，无论如何也说不清。会场确立在威尼斯大学的主楼Ca’Foscari二楼的一间小型报告厅，可以容纳50人左右。有人正在做报告。由于正值威尼斯大学人文学科的教授代表聚会，我们遇到了不少教授代表。Daniele将我一一介绍给他们，并邀请他们来参加我们的学术研讨会。有教哲学、传播、艺术史、中文等学科的教授。只要跟中国馆有关的，Daniele都介绍我跟他们认识，而且特别叮嘱我要给其中两人发去展览材料，因为他们都是有名的批评家。Daniele的热心让我非常感动。其中见到孔子学院的院长马可。他马上说出我的名字，并说我31日要去他们那里讲演。弄得我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原来中央美院外事处的老师已经安排我和潘公凯去那里讲演，但我事先知道的不是31日而是1日，时间变了没有通知我，我还以为马可认错了人。他们都知道中国馆的方案，一见到我都表示要去中国馆闻“味”。还有一个教中文的女教授，6月5日要去北大。据说北大一位副校长要接待他们，跟我说了那位副校长的名字，但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是谁。她对我连副校长是谁都不知道，感到非常困惑。我告诉她北大太大，副校长太多，变化太快，我确实不全知道。她还是非常不能理解。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她的汉语发音有问题，难免张冠李戴。

晚上，在威尼斯附近的帕多瓦大学（UYàDEGLISTUDENTIDIPADOVA）学习西方美术史的徐栎栎非常激动地给我打电话，说他们学校教当代艺术的教授FurlanItalo对中国馆的方案特别感兴趣，明早要亲自来中国馆看看。并且一再强调，Furlan教授是一位非常有名的批评家和策展人，是今年意大利馆策展人的老朋友。我叮嘱原弓，早上一定要早点去。

5月24日

约好10点，栎栎和她的教授9点半就到了。栎栎给我打电话说，中国馆没有人。我觉得太奇怪了，因为我昨晚亲自听见原弓给他的助手说早上8点就要去做准备。栎栎和他的教授只好先去意大利馆逛逛。我给原弓打了电话。他们其实早到了，在里面换电线，没有听见有人敲门。原弓的装置接的是临时线，昨晚改成了正式线，由于Furlan教授来了要看效果，正式线一下子换不完，只好改回临时线。对此我感到非常过意不去，因为助手们实在太辛苦了，他们要将耽误的工期抢回来，每天晚上都要加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