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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交流篇（第1页）

第六章交流篇

第一节厚德载物:从畿服制到国际文化交流

一、畿服制的文化内涵

文化的本质具有多元性与互动性，中国传统本位文化的衍展正是与异质文化不断交流的过程。《易·坤卦·彖传》释“坤”云:“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而《象传》云:“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厚德载物”不仅是中国传统理想人格的最高境界，同时也是中华文化与异质文化交流和互动的核心价值观。

中华文化历经千年，源远流长，历经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冲突、中国文化与亚洲文化的交融、中国（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互动，中国古代文化不限于狭隘的国家主义观念，其以仁德治国亲民的取向一直伴随着文化交流的始终。先秦诸子各家追寻的“道”，儒家学者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都是向往一种全人类福祉的“大同”社会;而中国古代学者也不限于以民族意义来理解“中国”，如元人王元亮《唐律疏议释文》所说:“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仪，故谓之中华。”也正因为中华文化不限于狭义的民族观念，有着居身礼仪、衣被天下的理想，所以在数千年“通藩”的交流过程中有较强的自信力与再生力。厚德载物、民胞物与的宽广胸怀使得中华文化历久弥新，不断吸引着外来文化并互相渗融。

宋人赵汝适《诸藩志序》载:“《禹贡》载岛夷卉服，厥篚织贝。蛮夷通财于中国古矣，由汉而后，贡珍不绝。至唐市舶有使招徕，懋迁之道自是益广。国朝列圣相传，以仁俭为宝，声教所暨，累译奉琛，于是置官于泉、广，以司互市，盖欲宽民力而助国朝，其与贵异物穷侈心者乌可同日而语。”说明中国有悠久的“通藩”历史，且长期以来都以“上国”姿态和礼德思想与外域进行交往。虽至清代国势衰微，对通藩贸易和文化交流持质疑之见者也不乏其人，但根源于中华文明基质的宽容与自信并未丢失。从早期的畿服制至广义汉文化圈的形成，乃至于逐渐融入的全球视野，其中包含的人类共通的礼仪仁德精神可谓一以贯之。

图6-1-1《胡人出猎图》（局部）

中华大国文化以内陆为主体，因地制宜和画野分州的思想是经济发展的立足点和行政体制建构的客观需要。史书传载即有黄帝“画野分州”、尧舜时“肇有十二州”以及禹夏建“九州”之制，虽于实无征，却对后世影响巨大。至商周时代出现封国，尤其是周朝建立畿服制度，不仅体现出封邦建国的政治意义，更重要的是建立起以“礼”为核心的朝贡体系，反映出中国自古已有的开阔的地理视野和开放的文化观念，而正是这种视野和观念成为中华文明不断吸引和吸收外来文明的潜在动力。

从“畿服制”到国际文化交流，贯穿始终的是“天朝上国”的政治理念、礼仪仁德的文教思想和兼收并蓄的开放观念。若论“畿服制”，《国语·周语》即有记载:“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尚书·禹贡》也有“五服”的记述:“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其中，以“绥服”代替“宾服”，并说明每服的地理范围是五百里。至《周礼·职方氏》，将“五服”扩充为“九服”，即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藩服。而《周礼·大司马》则更“服”为“畿”，言“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国之政职”。但不论“九服”还是“九畿”，西周时期畿服制的发展已较前代逐步完备。具体说，畿服制指的是周天子直接统治京畿地区，将其余各地分封给诸侯，并依据亲疏关系确定诸侯的地位等级，同时规定诸侯必须定期朝贡的一套以周礼为核心的尊卑秩序。其中，周朝分封宗室子弟及功臣后代至各地建立诸侯国以屏藩周室之外，更为关键的是以礼治为核心的仁德治国亲民的思想一直影响着后代的政权建构和文化交流。中国数千年“通藩”的交流史就是异族从朝贡中华文化、被华夏民族包容力感染以致互相融通、衍化出新的文化形态的历史。直至明清，“畿服制”的疆域随着中国国势的衰颓日趋缩小，“朝贡体系”趋向瓦解，标志着近现代中西文化交流主角及主题的变化，中华文化在冲突与压迫中不得不寻求新的生存主题。

二、农耕与游牧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这样论述中国本位文化与异质文化的趋势:“中国的智识线和外国的智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便是第二次”，并依次提出“中国之中国”（先秦）、“亚洲之中国”（汉唐以迄至清中叶）和“世界之中国”（近代）三阶段说。可以说，古代中外文化交流与传统文化衍化的主干，是围绕农耕与游牧、中国与亚洲、中国（东方）与西方三重文化叠合交融并展开的。

中国文化按照地域分类，有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南方山地游耕文化和中原定居农业文化三类。然而游耕文化传播不广，且对中原农业文化影响甚微，所以仅游牧与定居农耕两类是域中文化的主干。从民族意义划分，以汉族为中心的中华文明，与周边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流甚广，但论其主干，又与北方匈奴为代表的游牧民族关系最为突出。吕思勉在《中国民族史》中提到:“中国所吸合之民族甚多。顾其与汉族有关系最早、且最密者，厥惟匈奴。……此族于汉族交涉，见于史传最早者，则《史记·五帝本纪》所谓黄帝‘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是也。又尧都晋阳，而《墨子》称其‘北教八狄’，则《禹贡》冀州之域，自隆古即与此族杂居。……春秋以后，史籍之传者较富，此族之事，可考者亦多。其见于《春秋》者，或称戎，或称狄，盖就其所居之方位名之，无关于种族也。”

图6-1-2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壁画（局部）

以匈奴为代表的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交往甚早。西周从懿王开始，西北方面的外患日益严重，与戎狄之间时有战事发生。《汉书·匈奴传》载:“懿王时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中国被其苦。”至幽王时外患益深，而平王东迁洛邑，实质上也是为了躲避犬戎的威胁。春秋时期，东周王室的衰微使得“尊王攘夷”被提上议事日程。面对以中原为中心，北戎、北狄于北，大戎、小戎、犬戎、骊戎、姜戎、茅戎于西，以及白狄、赤狄包围的局面，齐、晋、秦等诸侯霸主纷纷以“攘夷”相号召，向戎、狄展开攻势。其中，齐桓公伐戎救燕，晋献公胜骊戎、北狄，秦穆公攻戎地“益国二十，开地千里”，有效抵抗了北方及西北游牧民族的侵略，造成了规模巨大的民族迁徙，各族在文化、习俗等冲突的过程中也促进了文化的融合。秦朝实施的灭三族、人殉等残酷法律无疑是受到了西戎的影响，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则反映出中原人士对游牧民族骑射技艺与灵便服饰的接受;另外，秦地女乐传入戎地、羌人从秦地学习到农业知识，又是中原农耕文明从不同侧面促进周边草原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表现。

秦汉时代，匈奴在北方逐渐强大，击败了东胡、月氏、楼兰、乌孙等政权，占据了西域的广大地区，切断了中原内陆与西域各民族及更远各国的联系。虽秦时派蒙恬北击匈奴，迫使其北却七百里，但从汉高祖被围平城白登山直至武帝时期，西汉由于国力有限，一直都无法真正击败匈奴。除与其保持着或“和亲”或战争的局面外，匈奴在另一方面也成为沟通中原与西北民族贸易的中介。武帝时，国力增强，从元光三年（公元前132）起，开始了与匈奴长达十几年的战争，西汉先后夺回了河套、河西及漠南地区。同时，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特别是武帝即位第六年，张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史记·大宛列传》），打通了中原通往西域的河西走廊。十九年后他再次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使东来的“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史记·西域传》）。但是西汉末年，匈奴再度崛起，阻断了丝绸之路。明帝时，由于班超的努力，折服了鄯善王及西域各国，后又联合疏勒、康居、于阗、拘弥等国共击匈奴，最终恢复了丝绸之路的畅通。终其两汉，虽通西域的努力多有波折，但通过张骞和班超等使臣的苦心经营，中原文明与游牧民族乃至更远的西域各国，不断通过丝绸之路进行着各方面的交流。

魏晋以后，北朝政权多属游牧旧族，随着北方建立起以汉、匈奴、羯、氐、羌等族为主的政权，大量游牧民族迁居内地，形成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魏晋南北朝时期掀起了继秦汉之后的第二次民族融合**。这些少数民族政权为了维持统治，不仅注意起用汉人，而且表现出对以汉文化之礼制治国的热情，尤其重视研习儒学，使游牧民族文化和农耕社会文化在更高层面进行着交融。前赵的刘渊、前秦的苻坚、北魏的拓跋圭等统治者都有较高的汉文化素养，都比较重视儒学教育，注意发展农业的“以汉制汉”的政策，对恢复经济、巩固封建政权大有裨益。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从一个侧面鲜明体现出中原农耕文化的吸引力和生命力，促进了鲜卑旧族从生产方式、文化习俗、语言服饰等各方面与汉文化的逐渐统一。匈奴、羯、氐、羌等民族也通过与汉民族的互相杂处和融通，日益减少了民族差异性，不仅使汉化程度显著加深，民族一体化进程大大加快;而且还出现了迁徙各族之间融合的现象，如屠各族便是匈奴和汉族融合的结果。另外，北方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也以其独特的魅力影响着汉文化，其发达的畜牧业、农产品、各种“胡”物以及语言、文学等“胡”风特色等都广泛存在，为汉文化注入了大量新鲜血液。

另外，北方的长期战乱造成大批汉人南迁，客观上带动了南方各民族经济的发展以及与汉族的融合。长期以来，居住于南方的各族被华夏民族冠以“南蛮”之称，这种夷夏观念制约了我国对南方的开发和认识，但“厚德载物”的通融观又使得中原农耕文明在各个时期都影响着南、北各族。准确地讲，南方民族不属于游牧民族的范畴，而属于南方山地游耕文化，即他们多居住在山区，从事农业生产。但从广义的民族融合和交往的角度来看，他们在魏晋时期的发展却值得一提，也显示出中原农耕文明对南方土著文明的影响。东晋、南朝的建立为南方引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尤其是江南得到显著开发，经济中心逐渐南移。不少东晋以前的蛮荒之地变成了千亩良田，纺织业、造船业、造纸业、制瓷业等手工行业和商业往来也日益兴盛。更重要的是，居住着蛮、爨、傒、俚、僚等少数民族的西南、岭南地区也因为汉人的入住而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开发。如汉人进入湘、广俚族聚居区便促进了广州的逐渐发展，而白蛮、西爨的出现则是汉人夷化的结果。同时，南方各少数民族迁徙或被掳掠至汉人居住区的情况也多有发生。从总体上说，北方政权的汉化与南方各民族的融通，是在相对动乱的时代中出现的民族融合的可喜景象，两种文化的渗透与交往悄然进行，农耕文化在不同方面改造着游牧文化，而游牧文化的特色也被中原文明所广泛吸收。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自魏晋以来民族融合的加深和唐朝开放国策的实施，使各民族的交流融合及矛盾冲突更加显著。首先是胡、汉各族的融通成为历史主流。安北、单于、安西、北庭四大都护府的建立贯通了中亚交通，为发展对外关系奠定了基础。向达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记载，唐代的胡食、胡床、胡服、胡乐、胡舞盛行一时，在开元、天宝时达到最**。汉族与其他民族的贸易交往可在朝廷允许的范围内有序进行，其中长安的西市便成为胡、汉各民族贸易交流的重要场所。另外，唐代各民族通婚的现象极为普遍。李唐皇室本身就是胡、汉混血的产物，唐初帝王中就有连续三代与鲜卑族通婚的现象，唐王室中的大量嫔妃也多带胡族血统。另外，唐朝的“和蕃”政策以及广泛存在于社会各阶层中的胡、汉通婚现象也成为人民生活各方面显示出强烈“胡化”特征的原因。太宗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资治通鉴》卷一九八）这也使唐太宗在历史上有“天可汗”之称，充分证明了唐代外族对中央政权的强烈归属感。此外，突厥、吐蕃等周边强势民族的强大与频繁进攻以及安史之乱的发生又从一个侧面体现出民族关系的复杂和胡化汉人力量的强大。尤其是吐蕃攻陷安西、北庭，切断了唐同西域各族的联系，而藩将成为统治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唐后期藩镇割据的大量出现等都体现出胡汉各族交融、成长及冲突的复杂关系。但综合而言，在长期的文化冲突与融合中，诸多北方少数民族逐渐消融于以汉族为核心的民族熔炉中，至唐代鲜卑、氐、羯诸族已逐渐在史籍中消失，新型的民族关系和复杂的民族斗争演变成为新的历史主题。

同样，唐、宋以后，元、明两代为北方少数民族统治期，尽管存在着民族歧视与压迫，但元世祖的汉化政策，清代，康熙、乾隆对汉文化的推崇，也表现了文化融合的总体趋向。元代，蒙古军队的征战带动了民族的迁徙和融合。不少汉人远徙边疆各地，而西域各民族也随着蒙古军队来到中土并长期定居。如元初曾调动汉民在岭北大规模屯田、大量蒙古族则迁居云南、河南、湖北、江苏等内部地区。另外，诸多蒙古贵族也在积极学习汉族文化，仁宗、英宗、文宗、顺帝及脱脱等大臣的汉化程度都非常高。同时，各民族的融合仍在进行，东乡族、保安族、土族、裕固族等新民族的形成，便是蒙、汉、藏、维吾尔等民族融合的产物，而回回也逐渐壮大，至明代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这些新兴民族均体现出其对汉文化的认同和归附，逐步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清代，康熙、乾隆对汉文化依然采取学习和推崇的态度。国家对少数民族政策的重视已提升到一定高度，如中央设立了国家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的机构理藩院，加强对边疆地区的驻军以保证安定团结以及恩威并施、对不同民族实行不同的民族政策等，都从各个方面促进着民族的统一和团结。中原农耕文明对游牧民族的同化不断进行，而游牧民族的精神文明也继续汇入整个中华文明中，共同带动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

就文化发展进程而言，农耕与游牧文化的交融至汉、唐达到极盛，尤其是唐代以帝都长安为代表的文化中心对“胡文化”（如胡曲、胡舞、胡语、胡服、胡店、胡姬等）的兼容，更是这种文化交融的集中表现。而论其文化内涵，中原农耕文化对北方游牧文化最大的影响是促进其礼治化进程与物质文明的进步;而游牧文化对农耕文化的影响，亦体现在文学、史学、音乐舞蹈、经济生活、衣着服饰与日常起居多方面，尤其是游牧民族之“尚武”精神对汉、唐帝国的激励，均丰富了整个中国文化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