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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手抄本小说的文学史价值（第1页）

第二节“手抄本”小说的文学史价值

所谓“手抄本”小说，是“**”时期特有的文学类别，是与“主流文学”相疏离甚至对立的文学样式。“手抄本”小说一般先由某人匿名写作，然后由喜好它的人抄写传阅，传抄过程中抄写人有时还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好恶加工或修改。总起来看，“**”时期的“手抄本”小说有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以启蒙主义为精神特征的“手抄本”小说，如《第二次握手》《波动》《晚霞消失的时候》《公开的情书》《九级浪》等，张扬科学、民主、爱国、爱情等主题，固守知识分子价值立场，往往艺术水平较高。

第二种是娱乐猎奇类“手抄本”小说，在“**”时期这类“手抄本”小说数量最多，但在艺术水平上往往较第一种“手抄本”小说逊色。目前能看到的这类小说有《一只绣花鞋》《一百个美女的塑像》《一缕金黄色的长发》《绿色的尸体》《叶飞三下江南》《金三角的秘密》《地下堡垒的覆灭》《十七枪打死赵连元》《远东之花》《一块手表》《一个绣花枕头》《李达之死》等。这类小说大体上又分两种，一种是主人公和故事大多发生在国外，意在娱乐猎奇，如《303号房间的秘密》《一百个美女的塑像》《金三角的秘密》等；另一种是写现代公案，主要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发生在大陆的反敌特故事，如《一双绣花鞋》《一缕金黄色的头发》《地下堡垒的覆灭》《十七枪打死赵连元》《一块手表》《三条人命案》《远东之花》《绿色的尸体》《叶飞三下江南》等。前一种即使情节写得再离奇夸张、内容再黑暗腐败，揭露和批判的也不过是资产阶级的腐朽堕落，这就大大减少了创作者的政治风险性。这类“手抄本”小说多受国外侦探小说的影响，作者有一定的西方社会和文化习俗的知识，加上没有政治顾忌能放胆畅写，所以较有艺术性；后一种所叙故事与大陆高层政治关联不多，这是在“**”那样一个特殊年代里自我保护意识使然。“**”时期的主流政治理念和“主流文学”创作往往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这类“手抄本”小说的创作。“主流文学”的影响与对这种影响的挣脱，这种矛盾和交叉的状态恰恰构成了这类小说特殊的价值所在。

第三种是性生理、性心理探秘类“手抄本”小说，如《少女之心》《曼娜回忆录》《梅茹回忆录》《新婚第一夜》《幸福的秘密》等，这一类“手抄本”小说中有关性的描写在传抄中不断被增添删改，往往是在一个故事框架中填充“性”的描写。

这些手抄本小说在艺术价值上参差不齐。大部分作品在今天看来都不具有可称道的艺术性，但它们无疑具有突出的“文学史价值”。

张扬（1944—），原名张尊宽，河南长葛人。他的《第二次握手》的最初稿是1963年创作的一个一万多字的短篇小说《浪花》，写了一对科学家的爱情悲剧。1964年改写成十万字的小说《香山叶正红》，将《浪花》的悲剧结尾作了积极化的处理，增写了周恩来关心科学技术、爱护广大知识分子的篇章。1969年年底至1970年年初，作者又一次修改，结构、情节没有变动，书名改为《归来》。1974年，北京标准件机修厂的一个工人将流传中脱落了封面和标题的《归来》改名为《第二次握手》，此后该版本从北京向四面八方传播。此“手抄本”被姚文元指责为造成了“流毒全国”的“严重后果”，1975年1月，张扬被捕，直到1979年1月才被平反出狱。

《第二次握手》写1928年夏18岁的大学生苏冠兰到上海旅游，当他正在黄浦江里游泳时，突遇暴风雨，有一个名叫丁洁琼的少女在水中挣扎，苏冠兰搏击风浪几小时，终于将她救上了岸，他们在医院里开始了最初的恋情。后来丁洁琼到台城大学学习，并与苏冠兰以书信的形式传递着深深的恋情。由于丁洁琼的父亲、共产党员、作曲家丁宏在革命活动中被国民党逮捕并杀害，在周恩来的直接关心下，丁洁琼受到了地下党的经济救助。丁洁琼后以优异成绩考取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

在国外，丁洁琼逐渐成长为享誉中外的核物理学家。苏冠兰与丁洁琼离别之后，在渤海大学读书，他与丁洁琼用书信传递着火热的感情。同时，他受同学、地下党鲁宁的革命影响，倾向革命，同情共产党。但由于战乱、政治等种种原因，想去美国找丁洁琼终于没有去成。身在异国的丁洁琼想回到祖国，但由于她是掌握核武器机密的科学家，加上她积极反战，“美帝国主义”于是进行种种阻挠，最后将她投进了监狱。由于国内战乱频仍，更由于后来的被捕，她与苏冠兰的联系中断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南京，苏冠兰已经是一位药物学方面成就卓著的科学家，受到了国家的重用。苏冠兰思念着丁洁琼，但一直没有她的音信。

美国企图利用丁洁琼为美国的利益服务，于是将丁洁琼释放并任以高职，丁洁琼借到美国之外考察之机，在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的协助下，于1959年如愿以偿地回到祖国。但是，她所爱的人已经结婚，这使她非常痛苦和失落。在由周恩来亲自主持的欢迎丁洁琼归来的大会上，坐在会场中的苏冠兰才知道走上主席台的姜孟鸿就是丁洁琼。苏冠兰有高血压病，加上见到丁洁琼百感交集被送到了会议休息室里。后来发现了苏冠兰的丁洁琼也来到休息室。在那里，苏冠兰与丁洁琼有了令人感慨万千的第二次握手。小说写道：“握手是人们生活中发生过千千万万次的事情。可是，让两颗心脏一齐震动的感人肺腑的握手，在苏冠兰和他的琼姐之间，却只发生过两次。第一次是在他们初恋的时节——一九二八年夏天，在古金陵的火车站上。那时的他们，都还是翩翩少年，他们哪里会想到，人生中会如此曲折的风云变幻。那时的他俩，怎么会预料到，他们的第二次握手会经过整整三十一年……”

作为“**”时期广为流传的“手抄本”，《第二次握手》仍然受到了1949年以后文学创作规范尤其是“**”时期“主流文学”创作规范很深的影响。但作为被姚文元指责为造成了“流毒全国”之“严重后果”的“手抄本”小说，它对“**”文学创作规范的大胆背离也是引人注目的。

第一，《第二次握手》中的主人公不再是“无产阶级英雄人物”，而是高级知识分子形象，他们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享有盛誉的科学家，如苏冠兰是药物学专家、丁洁琼是核物理学专家、叶玉菡是病毒学专家。他们同样是一群英雄人物，但他们的身份已经不是“工农兵”，或曰“无产阶级”，而是一群知识分子，其中苏冠兰还出身于知识分子兼国民党政要家庭，他们已经不是定位于“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之“阶级斗争”中的英雄人物；他们的英雄之气表现于热爱科学，热爱祖国，他们纯真的爱情已经和热爱科学、热爱祖国联系起来。丁洁琼的“归来”的原因，是为爱情，还是为祖国，我们很难将它们截然分开。事实上，将丁洁琼的爱情与爱国主义感情糅合在一起，是小说特别感人的一个地方。这部小说将对爱情专一、对祖国无限热爱的知识分子形象作为主人公来塑造，这是与作为“**”文学创作规范的“根本任务论”直接冲突的。虽然小说也塑造了近似于“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鲁宁等人物形象，但这些人物在作品中只是配角，并且也不再是在“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阶级斗争”中获得自身的精神地位，如鲁宁虽要求苏冠兰要正确确立自己的世界观，但他的出发点是撮合苏冠兰与叶玉菡建立婚姻，是以关心苏冠兰与叶玉菡的个人生活为目的，而不是像“**”时期的“主流文学”那样，是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为了“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前途才要求他人改造世界观。这也就难怪鲁宁这个人物形象，被文艺激进思潮的官方代表人物指责为塑造并讴歌了党内“走资派”形象。[1]

第二，《第二次握手》不以“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阶级斗争”模式作为贯穿整部小说的情节线索，而是以一个爱情悲剧作为情节主线；虽然这个爱情悲剧与一定的政治、阶级斗争相联系，但对刻骨铭心的爱情本身的着意刻写和极力张扬、讴歌，是这部小说显而易见的精神主调。这份刻骨铭心的爱情最打动人心的地方之一，就是苏冠兰和丁洁琼在离别之后的苦苦的思念，这是一曲受难中的爱情赞歌。这份刻骨铭心的恋情除了两次极富戏剧情节的握手外，没有其他身体上的亲密接触；这种柏拉图式的缠绵悱恻的精神之恋，通过对主人公思念情状的刻画以及主人公一封封情书的自我倾诉，表达得淋漓尽致。远隔重洋又历经磨难，这份受难中的爱情却又一直是如此纯真、深挚、热烈，这是《第二次握手》让读者激起强烈共鸣的地方。这份刻骨铭心的爱情最打动人心的地方之二，是这份历经磨难的真爱最后却仍是一个悲剧的结局，这就让读者为主人公寄予了深深的同情。丁洁琼在国外不是没有热烈的追求者，但丁洁琼心里只有苏冠兰。当丁洁琼克服重重困难回到祖国，面对的却是自己不愿看到的结局，她所深爱的人已经结婚。她思之再三，决计离开苏冠兰所在的北京。《第二次握手》对这场爱情悲剧的描写，不仅是对新中国成立后禁忌重重的爱情题材的一个巨大的艺术突破，而且是“**”之后大胆涉足爱情题材、勇于向这一题材的精神纵深进行拓进的文学创作的先行者。

第三，《第二次握手》的创作方法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它的现实主义深度，主要表现在对苏冠兰与丁洁琼之间刻骨铭心之爱情的真实描绘上。他们的初恋的产生与政治、阶级斗争没有任何关联。小说安排了“黄浦江上救人”“火车里见义勇为”这样的“英雄救美”的近于俗套的传奇情节。但是，如果仅仅是以情节上的传奇性赢得读者，那么《第二次握手》就谈不上什么现实主义精神深度。这部作品在爱情的描写上，将个人化的精神体验和灵魂拷问投置到了一个深层的纬度上，它不仅写了一场爱情的悲剧，更写了在这场爱情悲剧中灵魂的炼狱奇观，小说因此而获得了较大的现实主义深度。在这里，爱情只是探求心灵深层真实的一个重要渠道；而苦难是为探求心灵深层真实预设的一个前提条件。受难中的爱情描写指向的是个体生命的最本真的灵魂悸动。

在以启蒙主义为精神特征的“手抄本”小说中，赵振开的《波动》以新奇的艺术形式和独特的精神内涵占据重要的地位。《波动》第一稿创作于1974年11月，第二稿创作于1976年6月。《波动》以几个人物的自我言说，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我国青年知识分子的不幸命运和精神崩溃的现实。小说按两条线索展开情节：一条线索写杨讯和肖凌的不幸遭遇和爱情悲剧，表现了一代青年在“**”这样一场巨大的社会灾难中的思索和探求，展现出他们精神崩溃的痛苦历程；另一条线索写林东平、王德威、林媛媛与杨讯的纠葛，主要展现几个中级干部在“**”时期的争斗、政治表演以及各自不同的灵魂。这两条线索互有交叉，交会点是一个黑社会组织，而这个黑社会组织又是以一个叫白华的流氓青年为中心的。因此，白华在小说中不仅是一种精神垮掉了的青年类型，而且对结构全篇起着某种枢纽的作用。

肖凌是小说塑造得最成功的一个青年形象，她体现了作者的哲学理想。肖凌的父母被红卫兵迫害致死，这给肖凌带来了第一次也是致命的一次打击，这次打击决定性地改变了她的生活道路；接着她本人在学校里受到“群众专政”，被隔离审查；后来她受到学校的通缉逃亡在外；然后是插队，受一个男人欺骗，生有一女又被遗弃；再后来当了工人，终至被开除。纷至沓来的种种打击使肖凌不再相信世间还有什么正义、公理和友爱，正如她给杨讯背诵的一首诗中所说的那样：“天空是美好的，海水是宁静的，而我只看到黑暗和血泊。”虽然她已经与杨讯沉浸在爱的幸福之中，但她还是怀疑这份幸福的真实性。当杨讯说此时此刻的“落日”“晚风”“微笑”“幸福”都属于她时，她说：“不，落日和晚风属于大自然，微笑属于瞬息”，而“幸福”只属于“想象”。她以玩世不恭的态度来对待人生、事业、国家。她认为人生下来就是不幸的，人之所以还要活下去，是因为“活着，只不过是一个事实”。她认为“在一个红彤彤的世界里”，“人也不存在了”，这是对“**”戕害人性的直接抗议。她认为自己是国家和社会的弃儿，她嘲弄“祖国”“责任”这些神圣的字眼，将“祖国”比作“过了时的小调”，是逗小孩子玩的“棒棒糖”，她激愤地说：“这个祖国不是我的，我没有祖国。没有……”谈到对“祖国”的“责任”，她说：这种“责任”，是“作为供品被人宰割之后奉献上去的责任”。孤独、愤激、痛苦、焦虑、苦闷、绝望构成了肖凌这个人物形象的表层精神特征。在这种表层的精神悲观背后，肖凌又有深层的人生希望与追求。她说：“希望从来就有，即使是在最沉重的时刻，我仍为它留下明媚的一角。这本身就有意义，甚至是全部的意义。当然，这绝非梦幻的希望，而是探求目的的希望。”“你在探求什么样的目的？这正是我们这代人所提出并要回答的问题。也许探求本身就已经概括了这代人的特点。我们不甘死亡，不甘沉默，不甘顺从任何已定的结论！即使被高墙、山峦、河流分开，每个人挣扎、彷徨、苦闷，甚至厌倦，但作为整体来讲，信心和力量是永恒的。”对于她与杨讯的爱情，她说：“直到这时候，我似乎才真正领悟了那种感受的意义。我才开始震惊，我才开始陶醉，我才开始羞怯。其实，如此幸福的原因不仅在于爱情，而是找到了新的起点。我有很多事情要做，心里尚存的那小片阳光并没有冷却，它可以去温暖别人……”肖凌的这种心灵独白，不仅是对自身最深处的精神世界的揭示，而且也点化了整部小说的主题。我们联系肖凌与林东平的一次对话，可以更清楚地理解这种主题的表达：

“年轻人在感情上的波动是一时的。”

“林伯伯，您体验过这种一时吗？”

“我们有过惨痛的经验。”

“所以您拿这些经验来教训年轻人，告诉他们也注定失败，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