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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戴望舒 致力于传统与现代融合的象征诗人（第1页）

二、戴望舒：致力于传统与现代融合的象征诗人

戴望舒（1905—1950），原名戴丞，杭州人。1922年在宗文中学学习时开始小说与新诗创作，在《半月》上发表处女作《债》。1923年秋进入上海大学，田汉讲授的法国象征派诗人魏尔伦对其造成终生影响。1925年入震旦大学法文班，开始通过法文阅读魏尔伦、波德莱尔等人的诗歌。“四一二”屠杀后，因与施蛰存等加入共青团而逃回杭州，后又避居施蛰存的松江家中，不久在冯雪峰的支持下与施蛰存等人一起办《文学工厂》。1928年8月《小说月报》发表《夕阳下》《雨巷》等六首诗歌，叶圣陶认为《雨巷》“替新诗底音节开了一个新的纪元”，戴望舒也被称为“雨巷诗人”。此后又参与《无轨列车》杂志、水沫书店、《新文艺》杂志以及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的编辑工作。1929年水沫书店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我底记忆》。1931年赴法留学，1933年在法国编定的诗集《望舒草》出版。1935年春回到上海，1936年创办诗歌月刊《新诗》，倡导“纯诗”。次年出版《望舒诗稿》，并出版译著提格亨（今通译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1938年携妻女移居香港，1942年日寇攻陷香港，3月日寇以宣传抗战罪将其逮捕，在严刑拷打中他于4月写下《狱中题壁》。他的诗写得不比徐志摩差，但与情场得意的徐志摩相比，他是个恋爱低能儿，先后被3个女人抛弃，包括施蛰存的妹妹与穆时英的妹妹。1948年出版诗集《灾难的岁月》。1949年携女儿赴北京，但被婚姻与疾病轮番折磨的他，于次年初就病逝了。

戴望舒虽然参与了“左联”，但他又同情“自由人”与“第三种人”。这种中间偏左的思想，表现在艺术选择上，就是他不能认同中国诗歌会那种浅显直露、将诗写得不像诗的诗歌，他在回国后大力倡导“纯诗”，就是想纠正中国诗歌会对诗神的远离。戴望舒将这一点贯彻得很彻底，无论是《断指》等控诉国民党政府屠杀革命青年的诗，还是抗战时期的《我用残损的手掌》，都没写那种口号诗。甚至关在日寇牢房里所写的《狱中题壁》，虽然前几句有口号式的倾向，但很快又回归诗性。

戴望舒受法国象征派诗歌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魏尔伦。但同是祖述法国象征派并受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如果说李金发主要是在诗歌语言上使用文言文的句子，那么戴望舒更多吸取的是古典诗歌的内容与意象。诗中的感怀思乡（《对于天的怀乡病》《我的素描》《游子谣》等）与落叶悲秋（《秋》《秋天的梦》《秋夜思》等）等情感方式，就来自传统。在他的诗中也会发现很多古典诗歌的常用意象。且看他的《夕阳下》：

晚云在暮天上散锦，

溪水在残日里流金；

我瘦长的影子飘在地上，

像山间古树底寂寞的幽灵。

远山啼哭得紫了，

哀悼着白日底长终；

落叶却飞舞欢迎

幽夜底衣角，那一片清风。

荒塚里流出幽古的芬芳，

在老树枝头把蝙蝠迷上，

它们缠绵琐细的私语，

在晚烟中低低地回**。

幽夜偷偷地从天末归来，

我独自还恋恋地徘徊；

在这寂寞的心间，我是

消隐了忧愁，消隐了欢快。

这首诗中的晚云、暮天、溪水、残日、山间、古树、远山、白日、落叶、幽夜、清风、荒塜、幽古、老树、枝头、晚烟等名词意象以及飞舞、私语、回**、归来、徘徊、忧愁等动词与形容词，都是古典诗词中的常用词。当然，诗人对这些意象有新的创造，如传统诗歌中如醉的远山在本诗中形容为“啼哭得紫了”。戴望舒诗歌拥有的读者显然要比李金发多，表明吐纳中西的融合效果更好。而且戴望舒也吸取了新月派的新格律诗的营养，他的《寒风中闻雀声》《流浪人的夜歌》《烦忧》《雨巷》等很多诗篇都是符合闻一多绘画的美、建筑的美与音乐的美的。当然，由于过多地吸取传统的意象与抒情方式，对作品的现代性有所淡化，确是戴望舒诗歌所存在的问题。然而他毕竟读过波德莱尔的诗歌，他的很多诗仍具有明显的现代感受，我们来看《流浪人的夜歌》：

残月是已死的美人，

在山头哭泣嘤嘤，

哭她细弱的魂灵。

怪枭在幽谷悲鸣，

饥狼在嘲笑声声，

在那残碑断碣的荒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