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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禅宗北宗与密教关系（第2页）

此最后一段《附记》，依日本僧人之说，应当是一行所作。一行于开元五年（717）应诏入京，其与善无畏结识最早始于此年，然最初译经，悉达译语，无着笔受，一行并未参与，他的精力主要用在《大衍历》的编制上。且玄宗下诏将善无畏所将梵本，全部上交，并令进内，因此未得广译诸经。周绍良认为玄宗的真实用意是“由于不喜欢密宗，不希望密宗经典广为人知”[9]，此说值得重视。玄宗的态度自然会影响一行，故他与善无畏的真正合作较晚。

假如这一《附记》果为一行所作，那么他当时应当参与了论坛，当然并非主要人物。所谓“梵汉殊隔，非译难通”，表明当时一行不懂梵语，只是按照所忆译者的话进行抄录，并且以此对此前西明寺慧警禅师的记录本进行补充整理，形成《禅要》。

如果此事发生在一行与善无畏交往的初期，则在开元六、七年的可能性较大。

有趣的是，由于北宗在后世知者不多，南宋李石《续博物志》竟然不明白敬贤为何人，道是一行后出家改名“敬贤”，将叔侄当成一人。科技史学者吴慧撰《一行生平再研究》，虽然考证精细，似乎不了解禅宗史，却道“《续博物志》的记载可能确有其事”。

最早撰集《禅要》的西明寺慧警禅师，事迹不详。

据《宋高僧传》卷二十四《唐太原府崇福寺慧警传》：

释慧警，姓张氏，祁人也。少而聪悟，襁褓能言，二亲鞠爱，邻党号为奇童。属新译《大云经》，经中有悬记女主之文，天后感斯圣莂，酷重此经。警方三岁，有教其诵通，其含嚼纡欝，调致天然也。遂彻九重，乃诏讽之，帝大悦抚其顶，勅授紫袈裟一副。后因出家，气貌刚介，学处坚固，充本寺上座，拯顿颓纲，人皆畏惮。或于街陌见二众失仪，片招讥丑，必议惩诫，断无宽理。后修禅法，虚室生白。终时已八十余龄矣。九子母院有遗影并赐紫衣存焉。[10]

此慧警亦是唐人。武则天于天授元年（690）以《大云经》颁行天下，当时慧警三岁，则应生于垂拱四年（688），三岁能诵《大云经》，确实非凡，则天欢喜，赐紫袈裟，后出家，为太原北崇福寺上座。此慧警与西明寺禅师慧警法名一样，时代一致，且北崇福寺慧警亦修禅法。不过僧传未言他是否到过京城，但也很有可能为同一人。假如确为一人，则当时慧警年约三十，有可能从学北宗或为敬贤门人。

《禅要》作者当然是善无畏，记录整理者为慧警或者还有一行。大正藏《禅要》有题名“海仁睿”，吴慧认为就是作者，其实“海、仁、睿”应当是空海（774—835）、圆仁（794—864）、宗睿（809—884）三人的略称，三人都是入唐求法僧，且都将《禅要》带回日本，并不存在“海仁睿”其人。

现存《禅要》虽然主要是善无畏说法的记录，但从中也可以看到北宗禅法的影子。如谓“今所发心，复当远离我法二相，显明本觉真如”，又言“如人学射，久习纯熟”，这一修法在《楞伽师资记》所述道信《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中说得更加具体。还称“所言三摩地者，更无别法，直是一切众生自性清净心，名为大圆镜智。上自诸佛下至蠢动，悉皆同等，无有增减，但为无明妄想客尘所覆，是故流转生死不得作佛。行者应当安心静住，莫缘一切诸境”，“行者久久作此观，观习成就不须延促，唯见明朗更无一物。亦不见身之与心，万法不可得，犹如虚空。亦莫作空解，以无念等故，说如虚空，非谓空想。久久能熟，行住坐卧，一切时处，作意与不作意，任运相应，无所罣碍。一切妄想，贪瞋痴等一切烦恼，不假断除，自然不起，性常清净”，这与禅宗的说法几乎完全一致。

敬贤在当时北宗中地位很高，《楞伽师资记》称“大师付嘱普寂、敬贤、义福、惠福等，照世炬灯，传颇梨大镜。天下坐禅人，叹四个禅师，曰：法山净，法海清，法镜朗，法灯明”[11]，誉之为“法海”，仅列普寂之后，位在义福之前，足以表明他的影响。

总之，敬贤与善无畏的对谈拉开了禅密两家合作的序幕，对于唐代佛教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

除善无畏外，金刚智也是创立密教的关键人物。金刚智于开元七年（719）到达广州，八年到达东都。有关金刚智生平的史料有吕向《故金刚智三藏行记》、混伦翁《东京大广福寺金刚三藏塔铭并序》《开元释教录》卷九小传等。

金刚智同北宗当然也有联系。据《宋高僧传》卷一本传：

开元己未岁达于广府，勅迎就慈恩寺，寻徙荐福寺。所住之剎必建大曼拏罗灌顶道场，度于四众。大智、大慧二禅师，不空三藏，皆行弟子之礼焉。[12]

言大慧一行、不空为其门人，自有根据，而称大智禅师义福（658—736）为其弟子，则是新说。此说被作为北宗与密教关系密切的一个重要证据，广为接受，其实则不能成立。

此说唯见于《宋高僧传》，在唐代史料中则找不到类似的说法。

据《开元释教录》卷九：

开元八年中方届京邑，于是广弘秘教，建曼荼罗，依法作成，皆感灵瑞。沙门一行钦斯秘法，数就咨询，智一一指陈，复为立坛灌顶。一行敬受斯法，请译流通，以十一年癸亥，于资圣寺为译《瑜伽念诵法》及《七俱胝陀罗尼》，东印度婆罗门大首领直中书伊舍罗译语，嵩岳沙门温古笔受。至十八年庚午，于大荐福寺出《曼殊室利五字心》及《观自在瑜伽要》，沙门智藏译语，又于旧《随求》中更续新咒。智执总持契，所至皆验，秘教流传，寔斯人矣。[13]

这是关于金刚智来华之后经历的最早记录，其中没有提到义福。《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九载有吕向《行记》大半及混伦翁《碑铭并序》全文，其中也没有提及义福。另外在有关义福的碑文中也没有提到他与金刚智的关系，表明二人确实没有师承关系。

从情理上讲，金刚智来华时，义福已是一代宗师，且年长十三岁，没有理由拜金刚智为师。《宋高僧传》义福传称其“以二十年卒”，金刚智传言其“二十年壬申八月既望”灭化，均误，其实义福卒于开元二十四年（736），金刚智卒于二十九年（741），因此僧传也会有错误，对之不可迷信盲从。

义福本人虽然不是金刚智弟子，但并非与密教毫无关系。据杜昱《有唐薛氏故夫人实信优婆夷未曾有功德塔铭并序》，卢氏名“未曾有”，“自宗师大智禅师，茂修禅法”，又“尝以诸佛秘密，式是摠持，诵《千眼》《尊胜》等咒，数逾巨亿。则声轮字合，如闻一音，而心闲口敏，更了多字。假使金盘转圆，玉壶倾注，传厥尽美，未云能喻。”如此义福俗家门人未曾有既修禅法，又习密咒，是一个禅修兼修的典型。[14]

据李华《故相国兵部尚书梁国公李岘传》：

梁国公讳岘，字某，其先陇西人。曾祖曰吴王，太宗爱子也。父曰信安郡王，玄宗之大臣，肃宗之军佐也。公年二十，学道于大智禅师，志深行苦。禅师谓曰：“汝当为国家陈力，缘不在此也。”

宗室李岘（712—766）曾任丞相，是当时的重要人物，他于开元十九年（731）二十岁时曾从义福习禅。据李华《善无畏碑铭》，善无畏去世后赠鸿胪卿，鸿胪丞李岘与释门威仪定宾律师共同监护丧事。虽然出于公事，但也表明他与善无畏可能亦有交往。

北宗各系之中，最有影响的当然是普寂（651—739）一系，而普寂门人中，与密教关系最为密切的自然是一行禅师。

对于一行在密教及科学方面的贡献，前人论之已详。作为一个划时代的大师与全才，一行的贡献与影响是多方面的，其师承也比较复杂。

一行出家，是从荆州弘景（634—712）律师，时间在长安三年（703）二十一岁时。弘景既是律师，为道宣（596—667）弟子，又是玉泉道素门人，为天台宗玉泉系的一代宗师。弘景与禅宗关系也很密切，北宗普寂、南宗怀让都从其习律。一行师从弘景时，弘景应当住在东都佛授记寺。

过去的史料都给人留下一行出家不久便转到嵩山师从普寂的感觉，吕建福认为“一行先从恒景受戒出家，不久到嵩山拜普寂为师，修习禅门”，“一行在嵩山习禅大约有八九年时间，至唐睿宗即位后才离开”[15]。其实从一行出家到师从普寂，中间有一段时间。

据李邕《大照禅师塔铭》，普寂“长安年（701—704）度编岳寺”，即在长安年间正式得度，成为有度牒的合法僧人，并编入嵩岳寺僧籍，神龙二年（706）神秀入灭，四众“咸请一开法缘”，普寂依然不听“万人之请”，不愿开法，直到皇帝派武平一前来宣旨，令其领众开法，他才不得已出山传法。因此普寂正式开法不会早于神龙二年（706），一行前来学禅也不可能早于此年。

如此一行在嵩山师从普寂在神龙二年（706）至先天元年（712）间。自其出家到神龙二年（706），他可能主要在东都学道，除弘景外，还可能见过大通神秀、老安、玄赜等禅门宗匠。

一行从普寂习禅，具体经历不详。最澄《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称其“每研精一行三昧，因以名焉”，成尊《真言付法纂要抄》亦言“契悟无生一行三昧，因以名焉”，因此他主要修习的是一行三昧，也由此得名一行。

一行三昧见于《文殊说般若经》卷下，对于禅宗影响很大。据《楞伽师资记》，道信便引述此经说明一行三昧，后来则天问神秀所传宗旨与依何典诰，神秀称是东山法门，依《文殊说般若经》一行三昧。可见禅宗对一行三昧的重视。经中言得一行三昧，于“诸经法门，一一分别，皆悉了知，决定无碍，昼夜常说，智慧辩才，终不断绝”[16]，胜过多闻第一的阿难。一行博学多闻，且记忆力惊人，看来确实得此三昧。

据《旧唐书》本传，“睿宗即位，敕东都留守韦安石以礼征，一行固辞以疾，不应命。后步往荆州当阳山，依沙门悟真以习梵律”。吕建福指出：

按《唐书》中本传，韦安石曾两度任东都留守，一则武则天长安三年，一在睿宗景云二年，故奉敕征召一行在景云二年冬天，一行往荆州当在其冬或第二年，即太极元年（712）。[17]

此说有据，一行并非在睿宗即位之年离开，而是直到先天元年（712）才往荆州。这也解答了另外一个问题，即一行到当阳，为何不再师从弘景，而是其门人兰若惠真（673—751），因为弘景于此年九月二十五日入灭了。

虽然吕建福早有此说，后来研究者吴慧先生等似不太清楚，仍然引元代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坚持“710年，一行离开嵩山，遁走荆州”之说，还称“从时间上判断，去到荆州的一行仍能拜谒弘景”，对《旧唐书》一行本传之说置之不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