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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道信及其禅法（第1页）

第二节道信及其禅法

四祖道信（580—651）是禅宗史上承前启后，光大宗门的关键人物，历来为教界和学界所重，对其禅法思想研究甚悉，然而由于早期史料不足，且记载混乱，其生平尚有诸多疑点，须加辨析。

道信，俗姓司马，本贯河内（治所在今河南省沁阳县），出生在蕲州广济县。其出家时间并无异词，《续高僧传》本传、《传法宝记》皆谓七岁出家，初投一师戒行不纯，道信却不受影响，密怀斋检五年（《传法宝记》称六年），后转事僧璨大师。

道信始事三祖的时间，《传法宝记》但谓开皇中，未明言何年，然既谓七岁出家，密斋六年，则其年肯定在开皇十一年（591）后。《南阳和尚问答杂徵义》称年十三，即开皇十二年（592），《宝林传》卷八谓三祖“至开皇十二年壬子之岁导利沙界，大集群品，普雨正法，是时会中有沙弥，年始十四，名曰道信”，明确提出三祖开皇十二年才正式出山开法，道信亦于是年前来投师。此说与本传、《传法宝记》一致，应当是可靠的。近年又出土了一块塔铭砖，上面刻有“大隋开皇十二年七月，僧璨大士隐化于舒之皖公山岫。结塔供养，道信为记”之字[1]，这更证明《宝林传》之说无误。

杜继文先生十分推崇道宣的僧传，僧传未明言道信所师事的皖公山二僧姓名，因而杜先生对禅门相传的僧璨与道信的师承关系表示怀疑，连带怀疑此塔铭砖的可靠性，以为此事“亦有可疑”[2]。杨曾文先生相信铭砖，将其所载释为“开皇十二年（592年）僧璨曾在皖公山隐居和从事传法，并建塔礼拜供养诸佛，弟子道信撰写铭文记述此事”[3]。杨先生还据僧传，考定道信从师僧璨的时间为开皇十年（590），“此塔铭砖是他到僧璨门下的第三年刻造的”[4]。

杨先生的说法确实也不无可疑，此塔究竟是供养诸佛的还是供养三祖的，是建于开皇十二年还是后世，恐怕还不能轻下结论。如果如杨先生所说，是开皇十二年兴建礼拜供养诸佛的，那么道信作为一个十三岁的小沙弥是否有资格来“撰写铭文”还是问题。也许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即后来道信专门建造此塔以纪念三祖最初说法，可以说是专门供养三祖的。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第三种可能，即此塔是后世禅门兴建的。房琯《碑》称三祖灭化，“道信奔自双峰，领徒数百，葬大师于所居之处”，三祖灭化时道信奔自双峰不大可能，但他后来率领徒众前来参礼遗迹、为三祖建塔，还是很有可能的。

言道信于开皇十年师从三祖，显得有些过于拘泥本传文字，《传法宝记》谓密斋六年，据此则应是开皇十一年始至。其实《宝林传》言开皇十二年三祖才正式开法，在此之前，周围的人都对他不了解，一个远在数百里外的少年不可能闻名前来。铭砖也说得很清楚，是年七月，三祖出山化导众生，道信亦至于是时而非两年前。至于说他此前密斋五六年，只是他在第一个师傅门下的时间，有可能他在闻三祖之名前就已经离开前师，既然对其不满，不会久留。

道信从学三祖的时间诸说不一，却相去不远。《传法宝记》称“经八九年”，本传称“遂经十年”，《南阳和尚问答杂徵义》称“奉事经九年”，《楞伽师资记》却道“奉事粲十二年”。依《宝林传》之说，道信“侍奉左右，经八九年，于吉州受戒，却来侍奉璨大师”，这表明他先到吉州受戒，回来以后璨大师欲往罗浮，不许他跟随。按照惯例，二十岁受具足戒，道信前往吉州受戒可能是在开皇十九年（599）或稍后。三祖前往罗浮是在道信受戒回来之后，大概是在仁寿元年（601）左右，其灭度则应于仁寿三年（603）或其前。《传法宝记》是禅宗最早的文字记录，其云“经八九年”，看来当时已经无法确定具体年限，因此应当以僧传的记载为准，道宣称是十年，则三祖前往罗浮应在仁寿元年，其时道信二十二岁。

在三祖前往罗浮的两三年中，道信可能留在皖公山。三祖回来不久就灭度了，此后道信“游方施化，所在为宝”（《传法宝记》）。他游化的地方，大概是在皖公山周围，也可能包括他的家乡蕲州。此后最重大的事件就是吉州受度。虽然他已经受了具足戒，但从法律上讲还不是一个正式的和尚，因为没有得到政府的准许，没有正式的度牒，还只是一个私度僧人。

获得正式的僧人身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于游方的禅僧来说尤其如此，许多著名僧人直到终老也没有这样的机会。按照僧传与《传法宝记》，道信是先正式出家，由于“附名住吉州寺”，才到吉州的，其实也完全有可能颠倒过来，即因为他帮助解了吉州之围，才得以成为吉州寺中的正式僧人。《南阳和尚问答杂徵义》即谓道信“得嘱已，遂往吉州。遇狂贼围城，经百余日，井泉皆枯。信禅师从外入城，劝诱道俗，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其时遂得狂寇退散，井泉泛溢，其城获全。便逢度人，吉州得度”，说得很清楚，正是由于道信有全城之功，才顺利得度，成为正式的合法僧人。

对于吉州受度诸书记载相近，道是吉州被贼围困七十余日，井泉皆竭，十分危急，此时道信大师自外入城，马上井水就恢复了，太守向他求教解围之策，他劝众念般若，结果城外贼人见城上四角出现金刚力士，于是群贼奔散，一城之众获全。

这个故事非常神奇，显示了道信大师的法力神通，然而对之进行历史的阐释更加合理。其实围城的不一定是打家劫舍的贼人，有可能是前来请愿的农民。如本传记载，“须臾外贼，见城四角，大人力士，威猛绝伦，思欲得见刺史，告曰：‘欲见大人，可自入城。’群贼即散”，看来他们围城的目的就是要见刺史，因而虽然看见力士十分恐惧，还是未改初衷，但听说让他们入城晋见，他们还是没有这个勇气，而是分散走了。

道信大师也不是帮着刺史欺侮农民的御用僧人，而是一个调解人。既然城围甚严，道信怎么能够随便进入？虽然可以说是他用了神通法力，但还不如说他进城是得到了请愿的农民允许，或者说可能负有使命入城，他一进去，井泉即复，不如说他先代表围城农民答应不禁止水车入城，而劝众念般若，不如说是让刺史及城中富豪多发慈悲之心，答应救济城外农民，帮助他们解决生活问题，既然请愿的目的基本上达到了，农民自然解围而去。

这一事件发生于何年，僧传没有明确记载，《传法宝记》说是“至大业度人，配住吉州寺，属隋季丧乱，群贼围城七十余日”，既言大业中，又称隋季丧乱之时，看来只能是大业末年了，《景德传灯录》则直接说是大业十三年（617）。其实大业中是对的，但说是末季丧乱之时就不对了。一是丧乱之时不可能还“访贤良，许度出家”，二是若说是大业末年，则此后十年居庐山，又三十余年在双峰，时间就对不上了，道信至少活到显庆二年（657）才行，而这又是完全不可能的。大概因为围城之事，后世便误认为是末季丧乱之时，其实围城的只是请愿的农民，故容易解散，真到末季，天下崩离，就无可救助了。

按照本传，此事必须发生在大业七年（611）之前，即吉州受度应当在大业元年（605）至七年间，而最有可能是在大业三年（607），证据如下：

其一，《宋高僧传·弘忍传》称弘忍（601—674）七岁得遇道信，弘忍七岁时为大业三年，道信有可能是在前往吉州的路上经过黄梅、遇到弘忍的，此前他有可能一直在皖公山周围游化。

其二，道宣《广弘明集》卷二十八录有大业三年正月二十八日《隋炀帝行道度人天下敕》，诏于是年“建立胜缘，州别请僧七日行道，仍总度一千人出家”，可见其年国家确实度僧，且共一千人，名额算是不少。

其三，《续高僧传·辩义传》明明说僧璨仁寿四年前便已去世，《南阳和尚问答杂徵义》等禅宗史料亦与此相符，《宝林传》却偏要极力证明三祖卒于大业二年（606），这有可能是因为大业三年道信于吉州受戒，《宝林传》想由此说明这两个事件的连续性。

其四，《景德传灯录》谓道信于大业十三年吉州受度，也有可能所用史料衍出一个“十”字。

以上证据都不是绝对的，但联系在一起就比较有说服力，即便不中，也不会相差太远。

今人何明栋先生在《四祖道信江西行履述略》[5]中依据江西地方志提出了不少富有启发性的见解，其中言隋大业十三年“广东梁尚慧为首的造反队伍进入江西，至吉州时围城达二个多月之久。当时正在庐山大林寺修持教徒的道信，得到消息后，立即率徒众飞奔吉州”。若然，则大业三年说不可能成立。运用地方志研究佛教历史是十分必要的，其中往往有正史所缺载的有价值的材料，但地方志多成于后世，包含了不少传说的成分，其可靠性也是值得推敲的。梁尚慧围吉州是否合乎史实难下定论，即使是实，是否就是四祖解围的那次也不能确定。依照本传，道信是在解围之后欲往衡岳，路过江州，而为道俗所留而始居庐山大林寺，《南阳和尚问答杂徵义》亦称道信吉州得度后，“乃来至庐山峰顶上”，何先生依后世史料则将这一顺序颠倒过来，改为先住大林、后解吉州之围，这样倒是避免了与住双峰三十余年的时间冲突问题，但否定道宣与神会的记载，须有更加可靠的原始资料方可。

何先生引韩溥先生之说，道是道信“大业四年（608）邂逅九江遇弘忍，收为弟子”，携之同登庐峰，居上大林寺十年，按照一般的记载，弘忍七岁遇道信，当为大业三年。依此，道信大业三年遇弘忍，同年居大林，则吉州围城必然发生在此年，就在同一年，先遇弘忍，后解吉州之围，再住庐山。

据何文，道信在解围之后既未返庐山，也未回司空山，“而是到了吉州府城外数十里的泰和”，在距县城西南30多里远的潮山结庵修行，当地至今尚有“四祖岩”、舍利塔等遗址。道信是否到过泰和的潮山难下定论，因为缺乏原始资料为证，地方志和民间传说也可能是后人的附会。若此事为真，则道信直到唐初尚在泰和，他就根本没有可能住止双峰三十余年。

杨富学先生在《敦煌本〈历代法宝记·弘忍传〉考论》[6]一文中对吉州围城一事提供了新的解释，其所校写《弘忍传》如下：

唐朝第五祖弘忍禅师，俗姓周，黄梅人也。七岁事信大师，年十三入道披衣。其性木讷沉厚，同学轻戏，默然无对。常勤作务，以礼下人。昼则混迹驱给，夜便坐摄至晓，未常懈倦。卅年不离信大师左右。身长八尺，容貌与常人绝殊。得付法袈裟，居冯茂山，在双峰山东，相去不遥。时人号为东山法门，即为冯茂山也，非嵩山是也。

时有狂贼可达寒、奴戳等，围绕州城数匝，无有路入，飞鸟不通。大师遥见，来彼城，群贼退散。遞相言：“无量金刚执杵趁我，怒目切齿，我遂奔散。”忍大师却归冯茂山。

这一资料带来不少启示。此围城事件发生于何时何地，谁是解围的主角？杨富学认为这段文字是“传文作者误将道信大师事窜入弘忍传中”，实际说的依然是大业十三年（617）“广东梁尚慧起义军由南向北进入江西，至吉州（今江西省吉安市）时，围城达两个月之久。当时正在庐山大林寺修持的道信，闻讯后立即率徒赶至吉州，以佛教徒特有的方式解了吉州之围。这在乾隆年间修《吉安府志》和光绪年间修《江西通志》中都有记载”，其说与何明栋相近。

杨富学认为，文中所载与《续高僧传》《景德传灯录》及《传法宝记》中所载道信事几无二致，因而是与道信事相混，并引《传法宝记》所载为证。这一说法其实值得商榷。不必远求之于他书，《历代法宝记》本身就有关于道信事的记载：

信大师于大业年，遥见吉州，狂贼围城，百日已上，泉井枯涸。大师入城，劝诱道俗，令行般若波罗蜜，狂贼自退，城中泉井再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