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第三节 佛陀跋陀罗弟子对禅法的贡献（第1页）

第三节佛陀跋陀罗弟子对禅法的贡献

觉贤门下人才济济，其知名弟子有慧观、宝云、玄高等。慧观、宝云翻译经典，精研禅理，义学方面颇有成就。玄高注重实修，门下弟子多有神通，堪为觉贤禅法嫡传。

慧观法师是南北朝时期最负盛名和最具影响力的高僧之一，其地位和贡献早有定论，然而其生平经历还有一些问题没有弄清，特别是其生卒年，需要进一步探讨。

梁《高僧传》卷六慧观本传唯言其“宋元嘉中卒，春秋七十有一”[1]，没有具体讲何年。

据《高僧传》卷三《宝云传》：

沙门慧观等，咸友而善之。云性好幽居，以保闲寂，遂适六合山寺，译出《佛本行赞经》。山多荒民，俗好草窃，云说法教诱，多有改更。礼事供养，十室而九。顷之道场慧观临亡，请云还都，总理寺任。云不得已而还。居道场岁许，复更还六合。以元嘉二十六年终于山寺，春秋七十有四。[2]

宝云（376—449）与慧观同师佛陀跋陀罗，又合作译经，关系密切。慧观于临亡之前请宝云还都主持道场寺，宝云不得已还都，在此居止岁许，后还六合，终于元嘉二十六年（449）。如此元嘉二十五年（448）是慧观入灭的下限。

慧观为佛陀跋陀罗的首徒，其年龄应当长于宝云，其临亡时请宝云主持道场，从情理上讲，不应请一个年龄比自己还大的人接任，因此慧观生年应在东晋太元元年（376）前，故其卒年当在元嘉二十三年（446）前。

据《历代三宝纪》卷十：

《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四卷（元嘉二十年，于道场寺译，慧观笔受，见道慧、僧祐、法上等录）。[3]

如此慧观卒年的上限为元嘉二十年（443）。费长房言此记出于道慧《宋齐录》《出三藏记集》和《法上录》等，应当是有所本的，故后世道宣等皆从之。

据《名僧传》卷一：

《名僧传》第三

求那跋陀（梁言功德贤也）

……元嘉十二年春，始至广洲，憩云峰山，立寺以山为名。时刺史车朗表闻，宋文帝遣使迎接，其年冬至京师，敕住祇洹寺。遥入宫台传译，意好欣然若故旧，帝甚敬异之。琅邪颜延之，宕才硕学，束带诣门。于是京邑道俗，车盖相望。彭城、谯王义宣置（并）师事焉。众僧共请出经，于祇洹寺，集义学诸僧，初出《杂阿含经》五十卷。又于东安寺，出《法鼓经》二卷，出《相续解脱经》二卷，《第一义五相略》一卷。后于舟（丹）杨郡，译出《胜鬘经》一卷。又于道场寺，出《央掘》四卷，《楞伽经》四卷。众七百余人，宝云传译，惠观执笔辨章，文义妙会。先自元嘉二十三年，谯王镇荆洲，请与俱行。安憩辛寺，更立殿房。即于寺内，出《无忧王经》一卷，《八吉祥经》一卷，《过去现在因果》四卷，《无量寿》一卷，《泥洹》一卷，凡十三部，合七十三卷。[4]

这里称元嘉二十三年刘义宣镇荆州，恐有误。据《宋书》卷五：

（元嘉二十一年）八月戊辰，征西大将军、荆州刺史衡阳王义季为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兗州刺史，征北将军、南徐州刺史南谯王义宣为车骑将军、荆州刺史。[5]

如此可以判定四卷《楞伽经》的翻译肯定是在元嘉二十一年（444）前，地点是道场寺，当时求那跋陀罗执本，宝云传译，慧观笔受，七百人同参，故文义妙会，质量很高。

这次翻译是慧观和宝云最后一次合作译经，其后宝云因性好幽栖，移居六合山寺。依据各种资料，慧观于元嘉二十一年（444）入灭的可能性最大。宝云与慧观于元嘉二十年译完《楞伽经》后，便离开道场寺，他在六合山寺化导山民，还翻译了一部《佛本行赞经》，需要一段时间。大概慧观于元嘉二十一年（444）初自觉身体不佳，便请宝云还都，不久慧观入灭。求那跋陀罗下决心离开京城，跟从刘义宣到荆州，恐怕也和慧观已不在世，道场寺缺少了一个得力的领袖、译经事业难以为继有关。

慧观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除了主持翻译经典之外，还做了一件大事，即应文帝之请，招集得力后辈，恢复并传承顿悟义和渐悟义。

宋文帝是支持顿悟义的，但此说在道生卒后，虽然亦有支持者，但大多数大德高僧如慧观、僧弼（365—442）等都持渐悟义，因此此说颇有难以为继之感，其中僧弼对顿悟说反对尤甚。

据《高僧传》卷七《道生传》：

宋太祖尝述生顿悟义，沙门僧弼等皆设巨难。帝曰：“若使逝者可兴，岂为诸君所屈！”[6]

僧弼也是罗什门人，名震一时的高僧。据《高僧传》卷七本传：

如此僧弼虽然和文帝见解不同，也颇受其器重，经常被延请到宫中讲说。文帝可能是在僧弼卒后，访觅述生公顿悟义者。

据《高僧传》卷八《法瑗传》：

元嘉十五年还梁州，因进成都，后东适建邺，依道场慧观为师。笃志大乘，傍寻数论，外典坟索，颇亦披览。后入庐山守静味禅，澄思五门，游心三观。顷之，刺史庾登之请出山讲说。后文帝访觅述生公顿悟义者，乃敕下都，使顿悟之旨重伸宋代。何尚之闻而叹曰：“常谓生公殁后，微言永绝，今日复闻象外之谈，可谓天未丧斯文也。”帝勅为南平穆王铄五戒师。[8]

法瑗（409—489）本为陇西人，元嘉十五年（438）到梁州，又进成都，尔后东下建业，依道场慧观为师。他到庐山的时间不详，但肯定是在元嘉十八年（441）后。据《宋书》卷五文帝本纪，“十八年春二月乙卯，以豫章太守庾登之为江州刺史”[9]，二十年“二月甲戌，江州刺史庾登之为中护军”[10]。因此其在庐山修禅、刺史请其出讲时必在十八年二月至二十年二月间。其受请下都述顿悟义亦应在十八年后，由此可证文帝在僧弼入灭后下旨复兴此义的假说是成立的。

法瑗入京后大弘顿悟义，得到何尚之的赞叹，文帝当然也很满意，于是请其为南平穆王铄五戒师。据《宋书》卷五及卷七十二，刘铄为文帝第四子，元嘉十七年（440）为湘州刺史，未到任，领石头戍事，二十二年（445）正月，改南豫州刺史。[11]南平王于二十二年正月离京赴任，如此可以确定法瑗入京的下限，即在二十二年正月以前。由于法瑗先在京弘道，受到称赏，故受请为南平穆王师，因此其入京最晚实应在二十一年（444）。

法瑗虽然亦明顿悟义，但他毕竟并非生公传人，也不是慧观推荐的主要人选。顿悟义复兴的主将为道猷。

据《高僧传》卷七《道猷传》：

释道猷，吴人，初为生公弟子。随师之庐山，师亡后，隐临川郡山。乃见新出《胜鬘经》，披卷而叹曰：“先师昔义暗与经同，但岁不待人，经集义后，良可悲哉！”因注《胜鬘》，以翌宣遗训，凡有五卷，文烦不行。宋文问慧观：“顿悟之义，谁复习之？”答云：“生公弟子道猷。”即勅临川郡发遣出京。既至，即延入宫内，大集义僧，令猷申述顿悟。时竞辩之徒，关责互起，猷既积思参玄，又宗源有本，乘机挫锐，往必摧锋。帝乃抚几称快。及孝武升位，尤相叹重，乃勅住新安，为镇寺法主。帝每称曰：“生公孤情绝照，猷公直辔独上，可谓克明师匠，无忝徽音。”宋元徽中卒，春秋七十有一。[12]

道猷于元徽间（473—477）卒，年七十一，则应生于东晋元兴二年（403）至义熙三年（407）间。他成为顿悟义的宗主和领袖，为道生思想的发扬光大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不过道猷的贡献应当有一半归功于慧观，慧观虽然主渐悟义，但他并不凭借势力打压对方，而是表现出了宽广的胸怀，力荐道猷入京，事实证明他是有见识和眼光的。慧观不仅推荐生公门人，甚至对于自己的门人弘扬论敌的主张也不介意，然而他所主张的渐悟义也并未为此消歇。

据《高僧传》卷七《法瑶传》：

释法瑶，姓杨，河东人。少而好学，寻问万里。宋景平中来游兖豫，贯极众经，傍通异部。后听东阿静公讲，众屡请覆述。静叹曰：“吾不及也。”元嘉中过江，吴兴沈演之特深器重，请还吴兴武康小山寺，首尾十有九年。自非祈请法事，未尝出门。居于武康每岁开讲，三吴学者负笈盈衢。乃著《涅槃》《法华》《大品》《胜鬘》等义疏。大明六年勅吴兴郡礼致上京，与道猷同止新安寺，使顿渐二悟义各有宗。至便就讲，銮舆降跸，百辟陪筵。瑶年虽栖暮，而蔬苦弗改，戒节清白，道俗归焉。宋元徽中卒，春秋七十有六。[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