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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惠能生平考证02（第2页）

杨曾文亦注意到了惠能母亲与其经历的关系，因而对诸说作了折中，认为惠能闻《金刚经》而欲前往黄梅投师是实，“但因为老母在堂，不能立即前往”，“唐咸亨元年（670）慧能年33岁，母亲已去世，便取道韶州曹溪（今广东韶关）北上求师学习佛法”[20]。此说亦以为惠能先到曹溪、后至黄梅，并作如下说明：

此据《曹溪大师传》。此传没有慧能从旅店之客听《金刚经》的情节，说：“至咸亨元年，时惠能大师，俗姓卢氏，新州人也。少失父母，三岁而孤……其年，大师游行至曹溪，与村人刘志略结为兄弟。”这里明言慧能父母双亡。可能慧能曾自述，他到曹溪时是在父母亡故以后，所以才会有这种记述。诸本《坛经》均言从客听《金刚经》以后即安排养母事宜，北上投师弘忍。此当为略述。从慧能初会弘忍的机智答问来看，他对佛法、特别是对涅槃佛性学说是早有了解的，所以《曹溪大师传》所载慧能去黄梅以前在曹溪跟比丘尼无尽藏听学《涅槃经》等情节是可信的。关于其母，慧能从黄梅受法回来以后，任何资料没有讲他探母之事。《曹溪大师传》虽说他“少失父母”有误，但他去黄梅以前父母已经双亡却是可以凭信的。[21]

此说试图调和《坛经》与《别传》的矛盾，实则不易。《坛经》说得很清楚，惠能蒙一客给银十两，安置老母之后便立即出发，且“不经三十余日”便到黄梅，未曾迟留，这不是“略述”所能解释。假如说惠能因为老母尚在而不肯远游，那么《坛经》所载借银之事就有问题，《祖堂集》于此说得更加详细，道是买柴人名安道诚，“时道诚劝惠能往黄梅山礼拜五祖。惠能报云：‘缘有老母，家乏缺阙，如何抛母，无人供给？’其道诚遂与惠能银一百两，以充老母衣粮，便令惠能往去礼拜五祖大师。惠能领得其银，分付安排老讫，便辞母亲，不经一月余日，则到黄梅县东冯母山礼拜五祖。”虽然一百两数字有点大，不如《坛经》的十两合适，然此记载更加详细，不应忽视，惠能既受道诚银两，不赶紧出发是不合道理的。如果依《别传》，就必须彻底否定《坛经》及《祖堂集》等受银及安排养母之说。

惠能“到曹溪时是在父母亡故之后”，这是对的，但他去黄梅之前老母尚且健在。固然惠能自曹溪回来以后，任何资料没有讲他探母之事，然《历代法宝记》云其十七年在俗期间，或在新州，或在韶州，或隐居四会、怀集间，就已经暗示他曾回新州侍母。《宋高僧传》本传言“能计回生地”，也表明惠能是先回到出生之地探望老母，后“隐于四会、怀集之间”的。

印顺法师认可龙朔元年得法说，却又过于拘泥于刘碑“三十出家”之说，认定六祖自二十五岁（龙朔二年）至二十九岁（乾封元年）隐居五年，乾封二年（667）于广州出家[22]，不承认仪凤元年祝发说。

仪凤元年祝发说见于《瘗法塔记》《略序》、王维《碑铭》《历代法宝记》《别传》《祖堂集》等多种早期史料，应该说，在印顺法师之前，好像无人怀疑此说，除生卒年外，六祖生平中最为确定、没有任何争议的便是此说。要想彻底否定这些史料，恐怕不易。

能够支持印顺法师观点的证据，似乎只有刘碑一句，不过《别传》好像也有一条旁证。《别传》谓六祖春秋三十时至曹溪，为无尽藏解释经义，“众人闻之，皆嗟叹曰：‘见解如此，堪可出家住此宝林寺。’”如此六祖三十岁时便有可能在曹溪出家了，然《别传》又对此作了否定，因为后来六祖到黄梅礼拜五祖时仍是居士，乃至仪凤元年（676）才正式祝发受戒。

印顺法师提到的证据，还有自神会以来的六祖“四十年开法”说，僧传印宗本传中的“上元中”演畅宗风说，这些其实都是靠不住的。神会称六祖得法南归，“过岭至韶州居曹溪，来住四十年”，其中应该包括初到曹溪居宝林寺的时间，两次住止，再加上隐居时为猎人说法，四十余年肯定是有的，不是单指后来在曹溪说法的时间。宋僧传有多处相互矛盾的说法，所谓六祖上元中五祖灭度前就已经开法之说是错误的。印宗上元中敕入大敬爱寺居，辞而不赴，转到东山从五祖受法，又于广州讲经，为惠能剃度，僧传认为五祖卒于上元二年（675）十月，则印宗当于此前完成上述事务，已是十分匆忙，而据前章，五祖实卒于咸亨五年（674）二月十六日，是年八月始改元上元，因而五祖并未活到改元，即使不如此严格，印宗亦须于咸亨五年一月受诏，又上表辞，赶紧到东山从学，还得马上回到广州讲经，等待为惠能剃度，如此在是年一月一日到二月十六日四十余日间，须有皇帝传诏、印宗表辞、赴东山、回广州讲经、为惠能剃度、惠能开法等事件的完成，单是行程就不够，因而是根本不可能的。

印顺法师还提到为何印宗本人不做六祖受具足戒的戒师，以为是当时印宗实不够二十腊，故没有资格。其实此事还可如此解释，印宗主要是负责招集诸大律师为六祖授戒，他本人已经承当了为其祝发之责，不便再直接授戒，或是印宗已经表示“愿事为师”，拜六祖为师，再去当老师的戒师就不大合适了。还有一种可能，印宗本人虽然三学兼通，早年却是以善讲经论的法师著称，他在法性寺也是充当讲《涅槃经》的法师，并未担任律师，其登坛度人，是在晚年回到故乡之后，他后来当然也是著名的律师，度人无数，但都是在结识惠能之后。

总之，单凭一个似是而非的孤证不足以立说，而且截取一个片段为证也不可取。如果非要认定六祖三十岁出家，不如让他跟随无尽藏在曹溪出家，这样至少还有一些证据。乾封元年（667）时可能印宗、惠能及智光等当事者都不在广州，至少目前找不到他们在场的证据。

乾封二年（667）六祖三十岁至曹溪，结识村人刘志略，曹溪原本称刘志略为儒士，《别传》称其为农人，并云六祖与之结义为兄弟，白天一起为人佣工，晚上听志略姑母尼无尽藏读《涅槃经》，志略可能是一个能读书的农人，故二说并不矛盾。六祖为无尽藏析《涅槃经》义，受到她的敬慕，于是召村人为之在原宝林寺故址重建寺院。曹溪原本云“俄成宝坊”，示其速也，但靠村人建一寺院并非易事，原宝林寺有朝廷支持，尚且用了三年时间才建成（梁天监元年至三年，见《略序》），而新寺单靠民间集资营建恐怕得用三四年时间。如此若乾封二年（667）岁末六祖至曹侯村，与刘志略结识，为人佣工或一年左右，《别传》称二人结义为兄弟，自非日浅之交。次年夜闻无尽藏诵《涅槃经》，为之析义，深受敬服，无尽藏乃遍召乡中耆德，称颂其道，曹叔良等竞来瞻礼，于是众人捐资募建新寺，大概其时已至总章二年（669）。建寺可能用了两三年左右，咸亨二年（671）始成，延请惠能居之，其时正应一百七十年之预言［自梁天监元年（502）至唐咸亨二年（671）整一百七十年］。惠能在宝林寺住了九月多，又被恶人寻逐，乃远遁四会、怀集，在两地隐居于猎人队中五年（671—676），《传灯录》《传法正宗记》皆云四年，《别传》、两卷本《坛经》作五年。如此六祖隐迹南海十六载分为上述三个阶段，自龙朔元年（661）末至乾封二年（667）在家侍母，自乾封二年（667）至咸亨二年（671），居曹溪，自咸亨二年（671）末至仪凤元年（676）初，在四会、怀集隐居，合于诸书，应当比较可靠。

[1]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128、129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2]洪修平：《惠能生平事迹考述》，见妙峰主编：《曹溪禅研究》，1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3]驹泽大学禅宗史研究会编著：《慧能研究》，527页，东京，大修馆书店，1978。

[4]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129～133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5]洪修平、孙亦平：《惠能评传》，432页注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6]杨曾文：《唐五代禅宗史》，15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7]洪修平：《惠能生平事迹考述》，见《曹溪禅研究》，1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8]参见驹泽大学禅宗史研究会：《慧能研究》，17页，东京，大修馆书店，1978。

[9]［韩］崔柄宪：《双溪寺记中六祖惠能的传说》，见《佛光山国际禅学会议实录》，404页。

[10]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106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11]《慧能研究》，563页，东京，大修馆书店，1978。

[12]《慧能研究》，498页，东京，大修馆书店，1978。

[13]［日］柳田圣山主编：《胡适禅学案》，254页，台北，正中书局，1975。

[14]大正藏，51册，184页中。

[15]《卍新纂续藏经》，第63册，31页下。

[16]《慧能研究》，499页，东京，大修馆书店，1978。

[17]印顺：《中国禅宗史》，176页，上海，上海书店，1992。

[18]印顺：《中国禅宗史》，267页，上海，上海书店，1992。

[19]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128、129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杨曾文：《唐五代禅宗史》，14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0]杨曾文：《唐五代禅宗史》，14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1]杨曾文：《唐五代禅宗史》，149页注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2]印顺：《中国禅宗史》，186、187、214页等，上海，上海书店，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