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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弘正与后期北宗（第2页）

在北宗不断发展的同时，南宗也在扩张势力，北有神会的荷泽宗，南有马祖的洪州宗，大有赶超北宗之势。朝廷圣心潜移，一方面出于对弘正系的猜忌，一方面是由于南宗的影响。神会系的慧坚固然得到代宗、德宗的支持，南岳系的鹅湖大义也在贞元初入京，由右神策护军霍某表为内道场供奉大德，受到皇太子李诵的尊崇。种种原因合在一起，终于导致了贞元十二年（796）的“楷定禅门宗旨，搜求传法旁正”[19]，而主持这一事件的正是与南宗关系密切的皇太子李诵。按照宗密的记载，这一次是南宗获得了胜利，并且正式立神会为七祖，德宗还御制《七祖赞》。虽然神会立为七祖一说有可疑者，因为直至晚唐，流传的禅宗文记都是以普寂为七祖，惠能一派只有六祖，未传七祖，但这一次南宗占了上风是毫无疑问的。

参与这场争论的北宗方面的代表应该是弘正一系的，因为北宗其他支派其时已经难以为继了。弘正本人未必亲自出马，但他的弟子一定会参加的。弘正是有可能活到此时的，禅者多寿，神秀、普寂皆至高龄，弘正高寿亦未足奇。李邕《塔铭》未提弘正，只言惠空、胜缘，可见弘正并非普寂门下的长老派，其时名声不彰，大历初年第十代澄沼已经“行为禅宗，德为帝师”了，而此时正是第八代的弘正名满天下之时，可见澄沼属于惠空、胜缘一类长老派的传人。因此弘正有可能生于700至710年间，在普寂门下属于青年才俊，后起之秀。

如果弘正贞元十二年（796）时仍然在世，那么对于这场关系到北宗的前途与命运的辩论就不可能漠然视之，作为禅宗八祖，北宗领袖，他是绝不可能听凭将神会立为七祖、使北宗成为旁传的。即使他修养再高，对于朝廷的朝三暮四、反复无常也不会没有怨言，他的门下也许会有更激烈的反应，但这些都是无济于事的。也许他在此后不久郁郁而终，北宗自此盛极而衰，一蹶不振，再也无法回到过去的好时光了。或许由于他或其门下的怨望，朝廷便进一步冷落北宗，他本人及其后世未能得到朝廷的追谥，一代大师自此不显于世，为后世所遗忘了。

现存史料中大概权德舆是最后一个提到弘正的，后世崇佛的文人如刘禹锡、柳宗元、白居易等都未言及弘正，更后张彦远于咸通二年（861）作《三祖大师碑阴记》，历数其曾祖张延赏崇佛故事，但言其请东山第十祖澄沼重建大圣善寺，却对长期住锡圣善寺的第八祖，亦是独孤及《三祖碑铭》中大加宣扬的北宗正传的弘正（是碑中根本没有澄沼之名）无一语道及，这不是足以表明弘正曾得罪朝廷，后世皆讳而不言吗？

虽然弘正一系在贞元间蒙受挫折，但其法系并未断绝，尤其在其根本重地圣善寺，其传人仍然活跃。白居易《八渐偈序》[20]云：“唐贞元十九年秋八月，有大师凝公迁化于东都圣善寺塔院。越明年二月，有东来客白居易作八渐偈，偈六句四言以赞之。初居易常求心要于师，师赐我八言焉，曰观，曰觉，曰定，曰慧，曰明，曰通，曰济，曰舍。由是入于耳，贯于心，达于性，于兹三四年矣。呜呼今师之报身则化，师之八言不化。至哉八言，实无生忍观之渐门也。”这位继弘正住圣善寺钵塔院、以八言渐门为心要、卒于贞元十九年（803）的凝公应该就是弘正的弟子，法号法凝。

法凝亦有传人，据白居易《东都十律大德长圣善寺钵塔院主智如和尚荼毗幢记》[21]，智如（749—834），俗姓吉，十二授经于僧皎，二十二受具戒于僧晤，“学四分律于昙濬律师，通《楞伽》《思益》心要于法凝大师”，太和八年（834）卒，“明年正月十五日，合都城道俗万数，具涅槃仪窆于龙门祖师塔陂，又明年某月日，用阇维法迁祔于奉先寺祖师塔西而建幢焉”，临灭“告弟子言：我殁后，当依本院先师遗法，勿塔勿坟，唯造《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一幢”，上首弟子振公。智如所尊的“本院先师”当是他从之“通《楞伽》《思益》心要”的法凝。值得注意的是智如的葬仪，先全身葬于龙门祖师塔陂（龙门祖师指的可能是神秀，也可能是神秀弟子，《楞伽师资记》称神秀“礼葬龙门山”，然其他史料皆称神秀归葬玉泉，只是曾在龙门停柩，也许龙门也建有神秀灵塔），然后再阇维火化，葬于奉先寺祖师塔西，奉先寺祖师塔非一，最早的是大智禅师义福之塔，严挺之《碑铭》谓其“迁神于龙门奉先寺之北冈”，杜昱《塔铭》谓“于奉先寺之西原建塔守护”，抑或有普寂之塔，普寂虽归葬于嵩岳寺，但塔非一处，也有可能于此建塔。

这种先下葬、后火化造塔的二次葬法是当时的惯例，据白居易《唐东都奉国寺禅德大师照公塔铭并序》[22]，神照也是先葬于龙门，然后在祖师神会塔东建塔，这种依祖师坟塔旁边依次下葬建塔正反映了一宗的传承，所谓“亦如世礼，祔于本宗”[23]是也。

智如还有一个同学如信，应该也是法凝的弟子。据白居易《如信大师功德幢记》[24]，如信（750—824），俗姓康，“始成童，授《莲花经》于释岩，既则戒，学四分律于释晤，后传六祖心要于本院先师，《净名》《楞伽》《俱舍》《百法》，经根论枝，罔不通焉”，长庆四年（824）卒于圣善寺华严院，寿七十五，腊五十二，上首弟子为严隐，还有归靖、藏周、常贲、怀嵩、圆恕、圆昭、贞操等，同学继居本院者为智如。如信亦先葬于龙门南冈，后于奉先寺先师塔旁建幢。

值得注意的是，如信“传六祖心要于本院先师”，通《净名》《楞伽》《俱舍》《百法》等经论，这个本院先师应该指的是法凝，这个“六祖”指的当然不是惠能，而应是神秀，既然普寂早已号称七祖，为何不直言七祖心要呢？是不是由于当时朝廷已经认定神会是法定的七祖，故不好再说七祖心要，害怕引起误会呢？智如、如信显然都是北宗门下，然白居易无一语道其先世，这是否由于当时南宗已经取得正统地位，故不好下语呢？白居易之作《传法堂碑》《照公塔铭》便无顾忌，可见其时北宗的地位已然一落千丈了，而且智如、如信都是“禅与律交修、定与慧相养”[25]，事实上已经变成律师了，这不能不说是北宗的悲哀。

[1]《全唐文》，第五册附编，《唐文拾遗》，第62卷，30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2]《全唐文》，卷316，141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3]［日］田中良昭：《敦煌禅宗文献研究》，555页，日本，大东出版社，1983。

[4]据姜伯勤：《普寂与北宗禅风西旋》一文所引整理，见：《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475～476页，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

[5]《全唐文》，第501卷，226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6]印顺：《中国禅宗史》，147页，上海，上海书店，1992。

[7]《全唐文》，第240卷，107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8]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107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9]《全唐文》，第280卷，125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0]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114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11]《全唐文》，第262卷，117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2]杜继文、魏儒道：《中国禅宗通史》，119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13]李华《故中岳越禅师塔记》有“以梵网心地还其本源，楞伽法门照彼真性”之句。

[14]王尧主编：《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434页，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

[15]（唐）王缙：《东京大敬爱寺大证禅师碑》，见《全唐文》，第370卷，166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6]（唐）张彦远：《三祖大师碑阴记》，见《全唐文》，第790卷，366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7]（唐）王维：《六祖能禅师碑铭》，见《全唐文》，第327卷，146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8]参见葛兆光：《中国禅思想史》，245～24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19]《续藏经》，第14卷，553页；第110卷，867页。

[20]《全唐文》，第678卷，306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21]《全唐文》，第676卷，305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22]《全唐文》，第678卷，307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23]《照公塔铭》，307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24]《全唐文》，第676卷，306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25]（唐）白居易：《如信大师功德幢记》，306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