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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慧光法师生卒年及其后学对起信论出处的曲折说明（第2页）

这是阐述从印度到中国的法统，先依《付法藏经》建立从大迦叶到师子比丘的二十四代传承，强调他们都是得果圣人，又讲到从勒那摩提到慧光、道凭、灵裕的《十地经论》传承。其中言勒那摩提于魏太和二十二年（498）来华，比《续高僧传》的“以正始五年（508），初届洛邑”之说早了十年。

《续高僧传》慧光本传云：“释慧光，姓杨氏，定州卢人也。年十三随父入洛，四月八日往佛陀禅师所，从受三归。陀异其眼光外射如焰，深惟必有奇操也，苦邀留之，……至夏末，度而出家。”又据《魏书·高祖纪》，魏孝文帝于太和十八年（494）自平城南征，深为孝文帝尊崇的跋陀（佛陀）禅师也随驾南行，同年十月迁都洛阳，并在洛阳为佛陀建造静院。既然慧光四月八日往佛陀禅师所，就一定是在太和十九年（495）以后（包括太和十九年）。

这一传说与慧光本传中所载是相互联系的。慧光十三岁随父入洛，在街上戏耍，正好被佛陀碰见，佛陀见其是可造之才，便嘱之到自己的住所去。其父知儿子受到为皇帝所尊崇的佛陀禅师的器重，自然十分高兴，于是带着他于四月八日到佛陀禅师所住的静院拜见，佛陀更注意到慧光的眼睛不同寻常，目光外射，犹如光焰，于是便赐号“慧光”，苦苦恳请慧光之父将其留下，至其年夏末，度之出家。

参之《墓志》《行记》，可知道宣的《续高僧传》错误很多，如误卢奴为卢，在时间、地点方面也有错误。慧光十三岁时为太和五年（481），当时佛陀禅师仍在平城，假如果有早年来参之事，肯定发生在当时魏国都城平城，而非洛阳。《墓志》云其“道性出自天然，悟玄彰于龀岁。童龄践法”，可知他确实早年入道，只是并非在洛阳。

依其本传，慧光投身佛陀门下之后，因其气度非凡，聪明过人，号为“圣沙弥”，佛陀对他极为器重，认为他非同常人，受具足戒之前应当先学戒律，因为“律是慧基”，只有打下牢固的基础之后才可成为大器。慧光依教研习《四分律》，太和十二年（488）二十岁时回到本乡定州受具足戒，并博听律部，广采诸家，约四年之后便登座讲解《摩诃僧祇律》，又到赵郡从僧辩参学经论。太和十八年（494）迁都后又到洛京，搜寻新异，为学日博，便著书立说，广事文记。太和二十二年（498）勒那摩提来华，慧光从其习《十地经论》，如瓶泻水，不失一滴。佛陀一日见其文章，大为吃惊，便呼而告之道：我之所以度你入道，是为了传承我的心法道业，为什么对文字世语下功夫呢？看来你的学业已成，可以当一个高明的法师，大道心法不是你的本分了，为什么自误道业呢？佛陀为慧光的转向律学教义非常痛心，甚至于为之流涕，这是因为他身为禅师，本来想借助慧光传承自己的禅法，没想到慧光对文字律教产生了兴趣，将手段、基础当成了归趣、目的。但慧光依然留在少林寺，继续追随佛陀，“会佛陀任少林寺主，勒那初译《十地》，至后合翻，事在别传”，据僧传，就在佛陀任少林寺主之时，勒那摩提于正始五年（508）到洛京，初时独译《十地经论》，并由精通汉语的佛陀传语，后来菩提流支亦至，又由三人合译，仍以佛陀为传译。其时慧光仍随佛陀参与译事，并通其两诤，通过自己的悟解对两种译本加以取舍，存其纲领，合成一部。

慧光十三岁（481）皈依佛陀门下，二十岁（488）时回定州受具足戒，四年之后即二十四年时（492）讲《僧祇律》，于赵郡从僧辩习经论，太和二十二年（498）三十岁时从勒那摩提习《十地经论》，十年之后即永平元年（508），又追随勒那摩提和佛陀禅师等从事参与《十地经论》的翻译。据《十地经论》崔光序，菩提流支、勒那摩提与佛陀扇多于永平元年（508）始合译此经。

据《十地经论》卷一《序》：

大魏皇帝，俊神天凝，玄情汉远，扬治风于宇县之外，敷道化于千载之下。每以佛经为游心之场，释典为栖照之囿，搜隐访缺，务乎照扬；有教必申，无籍不备。以永平元年岁次玄枵四月上日，命三藏法师北天竺菩提留支，魏云道希，中天竺勒那摩提，魏云宝意，及传译沙门，北天竺伏陀扇多，并义学缁儒一十余人，在太极、紫庭，译出斯论十有余卷。斯二三藏，并以迈俗之量，高步道门，群藏渊部，罔不研揽，善会地情，妙尽论旨，皆手执梵文，口自敷唱，片辞只说，辩诣蔑遗。于时皇上，亲纡玄藻，飞翰轮首。臣僚僧徒，毗赞下风。四年首夏，翻译周讫，洋洋斖斖，莫得其门，义富趣玄，孰云窥测。刚藏妙说，更兴于像世；天亲玄旨，再光于季运。忝厕末筵，敢窃祇记。[2]

这是有关《十地经论》翻译情况的最早资料，值得认真解读。

又据《历代三宝纪》卷九：

《毗耶娑问经》二卷

《龙树菩萨和香方》一卷（凡五十法）

《十地经论》十二卷（初译论时未善魏言，名器世间为盏子世间。后因入殿斋，见诸宿德从弟子索器，乃总授钵幞，因悟器是总名，遂改为器世间）

《宝积经论》四卷（已上二论，菩提流支并译。且二德争名，不相询访，其间隐没，互有不同，致缀文言，亦有异处。后人始合。见《宝唱录》）

《究竟一乘宝性论》四卷（亦云《宝性分别一乘增上论》，或三卷。于赵欣宅出。见《宝唱录》）

《法华经论》一卷（侍中崔光笔受）

右六部合二十四卷，梁武帝世，中天竺国三藏法师勒那摩提，或云婆提，魏言宝意，正始五年来在洛阳殿内译。初菩提流支助传，后以相争，因各别译。沙门僧朗、觉意、侍中崔光等笔受。[3]

如此依《三宝记》，初时勒那摩提为译主，菩提流支助传，然崔光序则首列菩提留支，看来当时宣武帝可能更加器重菩提留支，这可能是引起勒那摩提不满的重要因素。崔光似有意掩盖二人的矛盾，但“太极、紫庭”一句还是暴露出了问题。

据《续高僧传》卷七《道宠传》：

魏宣武帝崇尚佛法，天竺梵僧菩提留支初翻《十地》，在紫极殿。勒那摩提在太极殿。各有禁卫，不许通言，校其所译，恐有浮滥。始于永平元年，至四年方讫。及勘雠之，惟云“有不二不尽”，那云“定不二不尽”，一字为异，通共惊美，若奉圣心。[4]

这表明，二人后来确实分别翻译，不相往来。这不是宣武皇帝的本意，而是二人实不相能，矛盾难以调和，不得已如此。假如道宣所记无误，以勒那摩提为译主、菩提留支助译一事应当有据，因为勒那摩提在宫中正殿太极殿，而菩提留支只能在北边的紫极殿，这大概是后来地论师南道、北道的最初由来。然而依照崔光序，也有可能是菩提留支在太极殿，勒那摩提在紫极殿，因为先述留支、后道摩提，又言在太极、紫庭分别翻译。宣武皇帝亲任笔受之第一日，肯定是在太极殿翻译，只是后来二人实在无法相处，才分开各译。

又据《华严经传记》卷一：

至后魏，有北天竺三藏菩提留支，魏云希觉，来此翻译。初译之日，宣武皇帝亲自笔受一日。又曰中天竺三藏勒那摩提，魏云宝意，来此共流支。于洛水南北，各译一本。其后僧统慧光，请二贤对，详挍同异，参成一本。[5]

法藏也是先述留支、后言摩提，但又言二人于洛水南北各译，而二殿都在洛水之北。慧光应当是“义学缁儒十余人”之一，当时比较年轻，故未明言其名。他最大的贡献，就是调和两家，将两个相互敌视的大师拉到一起，对勘经文，合成一本。

又据《华严经传记》卷二：

会佛陀、勒那初译《十地》，光乃命章开释，独最其功。[6]

这里又有一个问题，即当时担任传译的佛陀扇多，究竟与佛陀禅师是不是同一人。二人为同一人确实有道理，一则法名相同或说相近，佛陀肯定是简称，因为后世不大可能直接名为佛陀；二则既是传译，肯定精通梵汉两种语言，佛陀禅师来华已久，当然通晓汉语；三是佛陀禅师确实参与了译事。

据《续高僧传》卷二十一《慧光传》：

会佛陀任少林寺主，勒那初译《十地》，至后合翻，事在别传。光时预沾其席，以素习方言，通其两诤，取舍由悟，纲领存焉。自此《地论》流传，命章开释。[7]

依道宣之说，似乎勒那释经在前，后来合翻，此合翻，也可理解为佛陀禅师也参与了《十地》翻译。然而即便最初担任传译的佛陀扇多与佛陀禅师为同一人，佛陀禅师也没有活到元象二年（539）的可能，只能理解为有两个佛陀扇多。假如译经的佛陀扇多与佛陀禅师是两个人，佛陀扇多的寿命和在华时间也相当长。

慧光除了通其两诤、合为一本之功外，还首次“命章开释”，对《十地经论》进行注释和宣讲。

又据《续高僧传》卷十六：

释僧达，俗姓李，上谷人。十五出家，游学北代，听习为业。及受具后，宗轨毗尼，进止沈审，非先祖习。年登二夏，为魏孝文所重，邀延庙寺，阐弘四分，而形器异伦，见者惊奉，虎头长耳，双齿过寸。机论适变，时共高美，与徐州龙达，各题称谓。寻复振锡洛都，因遇勒那三岁（藏），奉其新诲。不久值那迁化，覆述《地论》，声骇伊谷，令望归信，相次称谒。后听光师十地，发明幽旨，遂从受菩萨戒焉，因从请业，有名学众。[8]

僧达（475—556），他少年得名，为孝文帝所重，后来成为勒那摩提门人，从学《地论》，不久那师迁化，他便开讲《地论》，远近归信。但他又讲师兄慧光《十地》，从其受菩萨戒，成为慧光门人。僧达为慧光首徒，年纪只差六岁，他也精通《地论》，但感觉与慧光相比还相差很远，故又从慧光听习。

据《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九：

其西台最为秀丽，即菩提留支译经处，又是跋陀禅师宴坐之所，见有遗身之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