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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托尔斯泰及其复活（第2页）

后期创作（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托尔斯泰这时期的创作一方面是揭露当时社会的各种罪恶现象，另一方面是宣传自己的宗教思想。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剧烈的社会变革影响下，托尔斯泰进行着紧张的哲学、宗教、道德和伦理方面的探索，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托尔斯泰世界观转变后，文艺观也随之改变。他认为，过去的文艺都是为了满足有闲阶级，而不是为了人民。他开始创作一些戏剧、小说、民间故事、政论文章，宣传自己的学说。主要有剧本《黑暗的势力》（1886）、《教育的果实》（1890）、《活尸》（1891），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克莱采奏鸣曲》（1887—1889）等。这些作品一方面对社会的种种罪恶进行了尖锐批判，另一方面表达了作者世界观转变后的思想观点。

1889—1899年，托尔斯泰创作了长篇小说《复活》，对社会的揭露和批判空前激烈，而对“托尔斯泰主义”的宣传也异常集中，鲜明地反映了他转变后的宗法制农民观点本身的矛盾：“托尔斯泰的学说反映了一直到最深的底层都在汹涌激**的伟大的人民的海洋，既反映了它的一切弱点，也反映了它的一切有力的方面。”[2]

托尔斯泰的思想中充满着矛盾，除了对现实的无情批判以外，还热切鼓吹悔罪、拯救灵魂、禁欲主义、“勿以暴力抗恶”、“道德自我完善”等观点，宣扬一种属于托尔斯泰自己的宗教“博爱”思想，被称为“托尔斯泰主义”。

托尔斯泰以自己一生的辛勤创作，登上了当时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以自己卓越的艺术技巧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被列宁称颂为具有“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天才艺术家”，“俄国革命的镜子”。他被公认是全世界的文学泰斗。他的思想和艺术是博大精深的。他的文学传统不仅为苏俄作家所继承，而且对世界文学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二、《复活》

《复活》是托尔斯泰的代表作之一，是以一件真人真事为基础写成的。托尔斯泰原想写一部道德心理小说，但在写作过程中，构思发生很大变化。他参加1891年至1892年的赈灾工作后，体会到农民与地主之间的尖锐矛盾，农民的贫困是由土地私有制造成的。因此，他把注意力集中在对现存制度的揭露上，使它成为一部具有深刻的社会内容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的作品。

小说写贵族聂赫留朵夫出席法庭陪审时，发现被诬告杀人而遭判罪的妓女，正是他8年前诱奸过的农奴少女玛丝洛娃。玛丝洛娃曾和他有过纯洁的爱情，被他诱奸、抛弃而沦落为妓女，又被诬陷坐牢。面对她的苦难和被流放的命运，聂赫留朵夫良心觉醒，开始悔罪，提出和她结婚，极力为她上诉申冤。上诉失败后，他又陪她去西伯利亚，终于感动了她。玛丝洛娃在政治犯的影响下，走向了新生。聂赫留朵夫逐步背离贵族阶级，成为本阶级的叛徒，他痛恨社会罪恶，但看不到改造社会的有效办法，他努力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致力于道德的自我修养，从《福音书》中发现了真理，最后两人都在精神和道德上得到复活。

小说以“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撕下了一切假面具，对地主资产阶级社会进行了全面而无情地批判，对国家、教会、土地私有制、资本主义以及法律、法庭、监狱、官吏和整个国家机器的反人民本质做了广泛而深刻的揭露。但是，托尔斯泰是用宗法制农民的观点进行批判的，思想充满了矛盾。小说还宣扬了“勿以暴力抗恶”、“道德自我完善”、“宽恕”和“博爱”等思想。

小说揭露了上级法院和专制机构的腐败。那些道貌岸然的庭长、法官、副检察官，个个都昏庸无耻，拿犯人的命运当儿戏。陪审员们把精力集中在各种谣言上，由于这些人的玩忽职守，草菅人命，结果造成了玛丝洛娃被判处四年苦役的冤案。执法机关从上到下都是昏天黑地，毫无公理和正义，沙皇政府的各级官吏都是与人民为敌的。

小说谴责了沙皇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官方教会的伪善和宗教仪式的欺骗性。教会已经成了官办的机构，神甫也已是身披袈裟的官吏。无论是在金碧辉煌的教堂里，还是在暗无天日的监狱中，祈祷仪式都充满了虚伪。托尔斯泰撕下了神圣宗教的外衣，指出宗教是少数人发财和愚弄人民的工具。

小说批判了沙皇专制制度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地主土地占有制。作者不仅描写了农民的贫困，而且指出了土地私有制是造成农民贫困的原因，“人民贫困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人民仅有的能够用来养家活口的土地，都被地主们夺去了。”因而他大声疾呼，土地不能够成为私产，土地不能够作为买卖的对象，正如水、空气、阳光一样，应为人人所享用。

小说还暴露了贵族地主阶级的腐败，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揭露和批判。聂赫留朵夫及其亲戚等贵族过着浮华奢侈的生活，而农民们则极端贫困，农村是一片凄凉破败的景象。许多农民靠求乞度日，儿童的腿细得跟毛毛虫差不多，不能站立，脸上露出病态的、痛苦的“笑容”。随着农村经济的破产，失去了土地的农民进城当马车夫、工匠、洗衣女工，照样受到城市资产者的剥削和压迫。这是《复活》在思想上极其深刻的一点。

《复活》塑造了聂赫留朵夫和玛丝洛娃两个丰满而又复杂的形象，他们的命运和生活道路是19世纪末俄国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的艺术概括。

聂赫留朵夫是一个“忏悔贵族”的典型。作为一个贵族青年，他有才学，有理想，正直善良，追求真挚的爱情。但是贵族家庭养成了他的种种恶习，贵族社会和沙俄军队**腐败的生活风气使他堕落为自私自利者。他诱奸了玛丝洛娃，随后抛弃她。当他在法庭上看到玛丝洛娃时，意识到自己是造成她堕落和不幸的罪魁祸首。他决心赎罪，决定和她结婚。在为玛丝洛娃申冤上诉的过程中，他广泛接触了社会各阶层，进一步认识到了沙皇专制制度的腐败落后及不合理性。通过访问贫苦农民，他认识了土地私有制的不合理。在出入法庭和监狱的过程中，他看到人民是无辜的受害者，认识到人民的苦难是地主阶级和专制社会造成的。他的思想开始升华，从地主阶级立场转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他猛烈抨击本阶级和社会罪恶，变成了地主资产阶级的揭露者和批判者。上诉失败后，他放弃贵族生活随玛丝洛娃去西伯利亚。最后他在《福音书》中找到了灵魂的归宿和消灭恶势力的办法，那就是在上帝面前永远承认自己有罪，要宽恕一切人，照上帝的意志为人类的幸福而工作。作者认为聂赫留朵夫获得了精神上的“复活”。

托尔斯泰认为，人身上皆有“精神的人”和“兽性的人”的矛盾，即人性和兽性的对抗。他把聂赫留朵夫“人性”的胜利看作是他向善、忏悔和精神的“复活”，表现了作者思想的局限。

玛丝洛娃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下层妇女的典型。少女时代，她是个天真、纯洁、乐观的姑娘。但是，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她的美好幻想。聂赫留朵夫对她的玷污和遗弃是她悲剧命运的开端。在等待聂赫留朵夫的凄风苦雨的黑夜，她意识到自己同他之间隔着一道鸿沟。被地主婆赶出庄园后，她走投无路，堕入青楼，成为社会的牺牲品。她对聂赫留朵夫的怒斥，表达了一个受尽凌辱的妇女对贵族社会的控诉和抗议。聂赫留朵夫的转变使她重新看到了人身上的善，她逐渐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信念。她开始把自身不幸的遭遇和底层劳苦群众的命运联结起来，她的爱憎荣辱观念也变得和被压迫的底层人民相同。她放弃旧的恶习，内心有了对新生活的热切渴望。西蒙松等革命者为解除人们的苦难而甘愿牺牲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她，促使她迅速向新生的道路上迈进，她的精神最终得到了“复活”。

《复活》在艺术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首先，小说采用单一的情节结构。通过聂赫留朵夫为玛丝洛娃上诉奔走、处理田庄、去西伯利亚，从城市到乡村，从首都到外省，从政府的衙门到省长的官邸，从贵族的厅堂到农民的茅舍，从剧院的包厢到三等客车的车厢，从警察局到停尸房等，广泛而深入地描写了俄国社会、专制制度和习俗风尚，展现了一幅幅生动的社会生活画面，可谓一部成功的社会全景小说。该书打破了欧洲传统小说首尾完整的封闭结构的固定模式，戏剧性的**和结局消失了，作品的内容和男女主人公的命运像生活一样流动无尽。这种开放型的结构，给20世纪的小说形式开创了新风。

其次，小说在描绘艺术画面和人物形象时，大量使用了对比手法。无论景物对比、人物对比、贫富对比等，都能鲜明地暴露社会的矛盾对立，突出表现人民群众的苦难，从而加强作品的批判力量。作者把一个被压迫、被凌辱的下层妇女作为小说的女主人公，而贵族男主人公完全以一个罪人和赎罪者的身份出现。法庭上那些道貌岸然的执法者，实际上是一群冷酷无情、荒**无耻的坏蛋，而受审的玛丝洛娃和民众却是无辜的受害者。

再次，小说对人物的心理刻画细致入微，用“心灵的辩证法”，深入各种人物的内心，抓住瞬息间的思想感情的变化，表现他们内心思想感情的矛盾和斗争，展现其辩证的发展过程。尤其善于写突然事故引起的决定性转变，来体现人物内心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如聂赫留朵夫在法庭上巧遇玛丝洛娃，既怕被认出来当众出丑，又为自己的罪孽深重而不安。这种情感很难用自私、冷酷和虚伪或者真诚、质朴和善良来概括。这里有朦胧的忏悔，也有淡淡的思情；有真实的良心自我谴责，又有虚假的道德自我完善。这种性格深层结构中两极内容的拼搏与争斗，使形象充满艺术张力。玛丝洛娃在风雨中苦苦等候聂赫留朵夫乘坐的列车时，他却在明亮的车厢里谈笑风生，早已把她抛在脑后。她深深感到被侮辱和被遗弃的痛苦，开始意识到自己同他之间隔着一道鸿沟，了解到剥削阶级自私自利的本质。

最后，《复活》是“一部铁面无情的书”，充满了批判的**。它用鲜明的哲理和道德说教来提出重大的社会问题，表明作者的思想观点。作者或采用质朴简练的语言，或采用大声疾呼、直接诉诸读者的形式，使作品具有简洁的宣言式的风格。

思考题

1。分析《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的形象及其悲剧成因。

2。《复活》的思想艺术成就。

3。如何看待聂赫留朵夫与玛丝洛娃的“复活”？

4。如何看待托尔斯泰小说中的“探索主人公”（忏悔主人公）形象。

5。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心理描写的异同。

[1]《列宁全集》，第20卷，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2]《列宁论文学与艺术》，22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