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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托尔斯泰及其复活（第1页）

第八节托尔斯泰及其《复活》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是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是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他在俄国文坛活动了近60年，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被称颂为具有“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天才艺术家”。

一、生平与创作

托尔斯泰于1828年9月9日（俄历8月28日）出生于俄罗斯图拉省克拉皮文县雅斯纳雅·波良纳的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他2岁丧母，9岁丧父，由姑母抚养长大。1844年他入喀山大学东方语文系学习，次年转入法律系。大学期间对哲学产生兴趣，受卢梭和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的影响，对农奴制社会和学校教育不满，于1847年退学回到雅斯纳雅·波良纳，经营田庄，搞农事改革。改革失败后，于1851年随兄长到高加索服兵役。后来参加了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塞瓦斯托波尔战役，任炮兵连长。这期间，他一边参加战斗，一边读书并开始写作。

1855年，托尔斯泰到了彼得堡，进入文学界，翌年退役，致力于文学活动。1857年，托尔斯泰出国旅行，访问了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士诸国。1859年回国后，开始在雅斯纳雅·波良纳创办农民子弟学校，把教育视为社会改良的重要途径。1860年，托尔斯泰再度出国，到德、法、英、意和比利时做教育考察。1861年回国后，为了宣传自己的教育思想，他创办了教育杂志《雅斯纳雅·波良纳》。

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给农民带来的是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双重压迫。托尔斯泰认为“农奴制改革法令”是毫无用处的空话。1862年，托尔斯泰与莫斯科著名医生的女儿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结婚。从1863年起，他停止办学和发行杂志，开始埋头于文学创作。

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俄土战争、连年的大灾荒、第二次民主运动高涨的革命形势，促使托尔斯泰加强了对周围事物的关注。他访问教堂、寺院、监狱、法庭，了解大灾荒中农民的悲惨生活，并参加了1881年的莫斯科人口调查，在贫民窟目睹了底层人民的痛苦。这一切使他进一步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罪恶、封建专制制度和官方教会的反动，以及土地问题的严重性，促使他的世界观发生激变。列宁指出托尔斯泰这个转变的特点：“就出身和所受的教育来说，托尔斯泰属于俄国上层地主贵族，但是他抛弃了这个阶层的一切传统观点”，[1]转到宗法制农民的观点上来了。

1891年至1892年，俄国发生了大饥荒，托尔斯泰参加了赈济贫民的工作。1900年托尔斯泰被选为科学院文学部名誉院士。同年写的《爱国主义与政府》《我们时代的奴役》等文章中，对沙俄反动的政治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1901年，宗教院公布了开除托尔斯泰教籍的决议。

托尔斯泰一生的大半时间是在自己的庄园中度过的。他晚年一直致力于“平民化”，从事体力劳动，生活简朴，并希望放弃私有财产和贵族特权。1910年，托尔斯泰为了摆脱贵族生活而离家出走，途中得病，11月20日（俄历11月7日）病逝于阿斯塔波沃车站。

托尔斯泰的创作可分为三个时期。

早期创作（19世纪50年代）：19世纪50年代的农奴制危机和社会动**促使托尔斯泰去探索解决贵族与农民矛盾的途径。他的自传体小说《童年》（1852）、《少年》（1854）、《青年》（1857）三部曲，通过尼古林卡从童年到青年的成长过程及其种种内心感受，揭露了贵族生活方式对人的恶劣影响，宣扬用道德上的“自我修养”来克服外界影响。三部曲细腻地描写了人物性格发展的各个阶段，表现出作者卓越的心理分析才能。

1854—1855年，托尔斯泰参加了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塞瓦斯托波尔战役，他根据自己在战役中的经历和见闻，写成了《塞瓦斯托波尔故事》。小说歌颂了那些为了保卫祖国而英勇战斗的士兵和军官，特别赞美他们的忘我的爱国精神。

1856年，他发表了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首次表现了作者对农民问题的探索。书中写青年地主聂赫留朵夫同情农民的贫困，在自己领地上进行农事改革，但农民不信任他。小说真实地描写了农民的贫困和悲惨遭遇，揭示了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尖锐对立。

1857年，托尔斯泰根据在瑞士小城琉森的见闻，写成短篇小说《琉森》，谴责资产阶级所标榜的虚伪的“文明”、“自由”、“平等”和金钱至上的原则。

托尔斯泰的早期创作，反映了作者对贵族命运的思考和对解决社会矛盾的探索，他幻想以贵族地主改恶从善解决社会矛盾，并把原始的宗法制道德理想化。在艺术上，他显示了卓越的心理分析才能。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列·尼·托尔斯泰伯爵的〈童年〉、〈少年〉和战争小说》中指出，托尔斯泰“最感兴趣的，却是心理过程本身，是这过程的形态和规律，用一个特定的术语来表达，就是心灵的辩证法”。这一特点在他后来的创作中更加充分地表现出来。

中期创作（19世纪60至70年代）：这是托尔斯泰才华得到充分发展、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时期，也是思想上发生激烈矛盾，紧张探索、酝酿转变的时期。

1863年，托尔斯泰连续发表了中篇小说《哥萨克》和《波里库士卡》。《哥萨克》写主人公奥列宁厌倦了贵族生活方式，参加了俄国驻高加索的军队。他对哥萨克那种纯朴自由的生活表示向往，但利己主义的思想最终使他离开了哥萨克的村庄，又回到了贵族社会。作者把哥萨克人的纯朴生活与贵族的享乐生活加以对照，首次提出贵族阶级“平民化”的问题。

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后，解决国家和人民的问题成了托尔斯泰创作的主旨，他想通过研究历史和道德的途径找出解决社会问题的答案。他潜心研究史料，于1863—1869年写成长篇历史小说《战争与和平》。作品以1812年俄国的卫国战争为中心，反映了1805年至1820年的重大历史事件，包括俄奥联军同法国的奥斯特里齐会战、法军入侵俄国、波罗金诺会战、莫斯科大火、法军溃退等。小说以包尔康斯基、别竺豪夫、罗斯托夫和库拉金四家大贵族为主线，在战争年代与和平时期的交替描写中，展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书中描绘了559个人物，上自皇帝、大臣、将帅、贵族，下至商人、士兵、农民，反映出各阶级和各阶层的思想情绪，提出了许多社会、哲学和道德问题。

小说肯定了1812年俄国人民反拿破仑入侵战争的正义性，赞扬人民的爱国精神和英雄气概。作者说他是在“努力写人民的历史”。他将前线与后方、军与民的战斗行动结合起来，反映了人民战争的宏伟规模，体现了反侵略战争必胜的规律，从而使小说成为一部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的史诗。

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形象是贵族。贵族被分成宫廷贵族和庄园贵族，以他们对人民的态度如何、同人民是否亲近作为准绳而进行褒贬。庄园贵族的代表安德烈·包尔康斯基和彼尔·别竺豪夫是作者歌颂的对象，他们鄙视上层贵族的庸俗，向往理想的有道德的生活，经常思索生活的意义并进行自我分析。他们热爱祖国，具有为国献身的牺牲精神。安德烈死前接受了《福音书》的教义。彼尔接受了农民士兵卡拉达耶夫的宿命论思想：顺从天命，净化道德，爱一切人。娜达莎·罗斯托娃是作者理想的妇女形象，她感情真挚，热爱生活，接近人民，富有青春活力和民族感情，与宫廷贵族妇女形成鲜明对照。小说结尾，婚后的娜达莎成了作者理想的贤妻良母。

托尔斯泰写这部小说，目的是要通过历史来寻求俄国社会的出路和贵族阶级的前途，其中也表现了他的思想矛盾。他一方面肯定了战争胜负取决于人民，另一方面又说人民的行动只是顺从了天意，通过卡拉达耶夫宣扬宿命论思想，把他的“不抗恶”也看作美德。

小说结构宏伟，布局严整，广泛地展示了当时俄国社会的政治生活及人们的道德精神面貌。在体裁方面是一种革新，它结合了小说和史诗的特点，是一部具有史诗性质的长篇历史小说。

19世纪70年代，俄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社会生活发生巨变，这种历史变动的特点在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1873—1877）中得到了精确而深刻的反映。书中列文所说的那“翻了一个身”的东西，就是农奴制及其相应的整个“旧秩序”，那“刚刚开始安排”的东西，就是资本主义制度。

《安娜·卡列尼娜》是一部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所涉及的问题极广，不但描写了婚姻家庭、道德伦理、农业经济等问题，还探索了社会制度、政治思潮、教育、艺术、宗教及哲学问题，几乎包罗了所有的重要领域。可以说是一部名副其实的19世纪六七十年代俄国社会的“百科全书”。

小说通过安娜追求爱情自由和列文探索社会出路两条平行发展的情节线索，形象地反映了俄国社会政治、经济、思想观念的变化，深刻地揭露了上流社会的道德堕落和荒**无耻，表达了作者的社会理想，也暴露了他世界观的矛盾。

安娜是一个追求个性解放的贵族妇女，一个被虚伪道德所束缚和扼杀的悲剧人物。她美丽动人，真挚诚恳，具有丰富的内心生活和高尚的道德情感。她不满于封建婚姻，不愿意做官僚丈夫卡列宁的装饰，勇敢地追求真挚自由的爱情。当她不顾丈夫的威胁，公然与青年军官渥伦斯基结合在一起时，整个上流社会一起对她进行诽谤和侮辱。安娜之所以不能见容于上流社会，不是由于她爱上了丈夫以外的男子，而是由于她竟然敢于公开这种爱情。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对上流社会的一种挑战，上流社会不能容忍安娜公开与丈夫决裂这种不“体面”的行为，对她进行了严厉的惩罚。安娜勇敢地要求感情的权利，要求过有爱情的生活，体现了贵族妇女追求个性解放的要求，她的自杀是对沙皇俄国黑暗的社会制度和上流社会的控诉。托尔斯泰揭示了造成安娜悲剧的社会原因，愤怒地谴责了压抑她、摧残她并造成她惨死的社会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势力。他既对安娜的不幸寄予深切同情，又对她所选择的生活道路有所谴责，表现了他世界观的尖锐矛盾。

列文是一个精神探索型的人物，是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时代力图保持宗法制关系的贵族代表。他憎恶都市生活的浮华、空虚和腐败，对于农村旧基础在资本主义势力侵袭下的崩溃感到极大的恐惧和忧虑。他认识到自己的富足和农民的贫困是不公平的现象，力图寻求普遍富裕的道路。最后，他从农民弗克尼奇身上领悟到了生活的意义：“为上帝、为灵魂活着”，要“爱人如己”，力求道德自我完善。作为一个“天才的艺术家”，托尔斯泰非常清晰地表现了19世纪后半期的社会变动，但同时也表现了他的“悲观主义、不抵抗主义和向‘精神’呼吁”。

小说在艺术上取得了很大成就。小说结构完整统一，拱形衔接天衣无缝，两条平行的线索互相呼应，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人物的心理描写生动地展现了人物内心世界的丰富性和辩证过程，体现了“心灵的辩证法”的特点；肖像描写富有独创性，不仅展示了人物的一般性格特征，而且还展示出人物性格的发展过程。

从托尔斯泰的中期创作来看，作家的思想探索继续深入，对贵族资产阶级的批判逐步加强，艺术上也达到成熟的地步。但他仍然没有找到社会的出路，而宿命论、不抗恶的基督教“博爱”思想在作品中日益明显，作者思想上的矛盾也在继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