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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经典文本阅读（第3页）

然而，面对汪曾祺先生的这篇文章，我们便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以前人们在谈到语言问题时，其立足点显然是一个“工具论”的背景，于是，尽管语言问题似乎得到了解决，但这种解决只是“工具论”层面的解决。站在文学的高度来进一步思考语言问题，我们可能会发现，这种解决方式其实还不地道、还不能让人满意。大概，所有在“器”的层面上谈问题而想不起“道”或回避了“道”，都会给人留下意犹未尽的缺憾。

于是，面对汪文，我们不禁眼睛一亮。这个老头儿谈语言，一上来就跟别人不一样：“语言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应该提到内容的高度来认识。……语言不是外部的东西。它是和内容（思想）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语言不能像橘子皮一样，可以剥下来，扔掉。世界上没有没有语言的思想，也没有没有思想的语言。……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附加的，可有可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这个观点在他的多篇文章中回环往复，余音袅袅，而且，确实让人感到耳目一新。

那么，这个观点究竟新在何处呢？一句话，他把语言提升到了“本体论”的高度。他没有像海德格尔那样说“语言是存在的家”，也没有像维特根斯坦那样说“想象一种语言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方式”，然而，凭借自己的感觉和写作经验，汪曾祺先生已触及语言“本体论”的最高机密。

然而，这个语言“本体论”又是非常中国化、民族化和传统化的。因为在他对语言的进一步阐释中，他又把语言看作一种文化现象，进而区分出两种文化：书面文化和民间／口头文化。从汪曾祺的个人趣味来看，他似乎对民间／口头文化更偏爱一些，这一点与赵树理非常相似。赵树理指出：“学语言究竟应该从哪里学呢？应该从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中学。见的人多就听的话多。广大群众就是话海，其中有很多的天才和专业家（即以说话为业务的人），他们每天每时都说着能为我们所欣赏的话。我们只要每天在这些人群中生活，那些好话和那些好的说话风度、气魄就会填满我们的记忆。”[10]汪曾祺在此文中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并以那个祷告词作为例子来支持他的观点。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对于幼儿园孩子编的儿歌，甚至也能发现语言的妙处。他听到这样一首儿歌：

山上有个洞，

洞里有个碗，

碗里有块肉，

你吃了，我尝了，

我的故事讲完了！

汪曾祺认为，这首几乎没有意义的儿歌的音节很美：“我也捉摸出中国语言除了押韵之外还可以押调。‘尝’‘完’并不押韵，但是同是阳平，放在一起，产生一种很好玩的音乐感。”[11]

由此看来，民间的语言或民间文化是文学语言的重要依托，是生成文学语言的母体。一个时代的文学要想有所建树，往往要从民间文化中汲取营养。当然，它还要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中受益，但相比之下，民间文化显得更为重要。

那么，民间文化中的何种因素对文学语言产生了重要影响呢？从汪曾祺的思考中可以看出，他所指的主要是口语。那么，为什么他如此看重口语呢？我们知道，“五四”新文化运动废文言兴白话之后，实际上是要使中国的文学走一条口语化写作的道路。然而，由于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受欧化文法“翻译体”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很快形成了一种书面语的传统，如在朱自清的散文中，我们读到了这样的句子：

夜幕垂垂地下来时，大小船上都点起灯火，从两重玻璃里映出那辐射着的黄黄的散光，反晕出一片朦胧的烟霭；透过这烟霭，在黯黯的水波里，又逗起缕缕的明漪。在这薄霭和微漪里，听着那悠然的间歇的桨声，谁能不被引入他的美梦去呢？只愁梦太多了，这些大小船儿如何载得起呀？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这是非常好的白话文，却又是文绉绉的离日常口语甚远的书面语。正是因为书面语言、欧化语言不符合本民族的欣赏习惯，甚至有可能窒息文学的精神，才引起了一些作家的反拨。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语境中，赵树理是第一个具有口语意识并用口语写作的作家。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汪曾祺的倡导，作家们开始意识到了口语的重要性，我们也在汪曾祺的作品中看到了这样的文字：

我家的后园有一棵紫薇。这棵紫薇有年头了，主干有茶杯口粗，高过屋檐。一到放暑假，它开起花来，真是“繁”得不得了。紫薇花是六瓣的，但是花瓣皱缩，瓣边还有很多不规则的缺刻，所以根本分不清它是几瓣，只是碎碎叨叨的一球，当中还射出许多花须、花蕊。一个枝子上有很多朵花。一棵树上有数不清的枝子。真是乱。乱红成阵。乱成一团。简直像一群幼儿园的孩子放开了又高又脆的小嗓子一起乱嚷嚷。

——《紫薇》

对比一下朱自清的那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出，口语化的语言显得更清新、更舒展、更有一种解放感。

但是也必须指出，汪曾祺在倡导口语的同时，并没有因此而偏废书面文化传统。于是我们不禁想到，赵树理的文学语言固然很好，可是当他过分强调民间／口头文化并在其作品中强化了民间语言的听觉效果（他想把小说写成可以“说”、可以“听”的文本）时，他是不是因为牺牲了书面文化从而也使其作品失去了必要的语言张力和文化意味？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批作家（如韩少功、莫言、李锐、阎连科、张炜等）在汪曾祺先生的启发下，开始意识到民间／口头文化的重要性，这固然不错；但是当他们开始身体力行于口语写作乃至方言写作时，这种完全把书面文化传统放在一个被审判位置的写作姿态，是不是也意味着一种矫枉过正之后的病态写作？

由此想想汪曾祺先生笔下的文学语言，许多困惑的问题也许会迎刃而解。它是民间的，却又是儒雅的；它是口头的，却又深藏着书面文化的底蕴。究其原因，这与他在民间资源和书面传统之间保持着必要的平衡有很大关系。于是，他才会强调“言外之意”和“弦外之音”，也才会如此推重“气盛言宜”。所有这些，显然属于一个与民间资源大异其趣的、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书面传统。因此，文学语言光有民间资源是不够的，还需要书面文化传统作为必要的底垫。假如中国的当代作家能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也许就会在自己的写作生涯中少走些弯路，为读者奉献出更纯正、更地道的文学语言。

[1]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胡适提出“八不主义”：一不言之无物，二不摹仿古文法，三不讲求（拘泥）文法，四不作无病呻吟，五不用滥调套语，六不用典，七不讲对仗，八不避俗字俚语。

[2]这是鲁迅1927年在广州编校《唐宋传奇集》，作《序例》时文末题记中的文字。

[3]柳亚子（1887—1958年），江苏吴江人，诗人。新中国成立后，曾先后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常务委员会委员。

[4]此诗名为《七律·和柳亚子先生》，全诗如下：“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5]此诗题为《近试上张籍水部》，作者朱庆馀。此处汪曾祺记忆有误。

[6]唐朝诗人崔颢的诗作，题为《长干行》。

[7]包世臣（1775—1855年），清代学者、文学家、书法家。

[8]转引自李陀：《汪曾祺与现代汉语写作——兼谈毛文体》，载《花城》，1998（5）。

[9]汪曾祺：《作家应当是通人》，见《汪曾祺文集·文论卷》，263～264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

[10]赵树理：《语言小谈》，见《赵树理全集》，第4卷，445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0。

[11]汪曾祺：《“揉面”——谈语言》，见《汪曾祺文集·文论卷》，12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