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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沧浪诗话诗辩严羽（第1页）

二、沧浪诗话·诗辩（严羽）

一

二

诗之法有五：曰体制[13]，曰格力[14]，曰气象[15]，曰兴趣[16]，曰音节[17]。

三

诗之品[18]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雄浑，曰飘逸，曰悲壮，曰凄婉。其用工[19]有三：曰起结[20]，曰句法[21]，曰字眼[22]。其大概有二：曰优游不迫，曰沉着痛快[23]。诗之极致[24]有一，曰入神[25]。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26]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

四

禅家[27]者流，乘有小大[28]，宗有南北[29]，道有邪正；学者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30]，悟第一义[31]，若小乘禅，声闻辟支果[32]，皆非正也。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大历[33]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第二义矣。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学汉、魏、晋与盛唐诗者，临济[34]下也。学大历以还之诗者，曹洞[35]下也。大抵禅道惟在妙悟[36]，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37]学力下韩退之[38]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为当行[39]，乃为本色[40]。然悟有浅深，有分限[41]，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汉、魏尚矣，不假悟也。谢灵运至盛唐诸公，透彻之悟也；他虽有悟者，皆非第一义也。吾评之非僭[42]也，辩之非妄[43]也。天下有可废之人，无可废之言。诗道如是也。若以为不然，则是见诗之不广，参[44]诗之不熟耳。试取汉、魏之诗而熟参之，次取晋、宋之诗而熟参之，次取南北朝之诗而熟参之，次取沈、宋、王、杨、卢、骆、陈拾遗[45]之诗而熟参之，次取开元、天宝诸家之诗而熟参之，次独取李、杜二公之诗而熟参之，又取大历十才子[46]之诗而熟参之，又取元和之诗[47]而熟参之，又尽取晚唐诸家之诗而熟参之，又取本朝苏、黄[48]以下诸家之诗而熟参之，其真是非自有不能隐者。倘犹于此而无见焉，则是野狐外道[49]，蒙蔽其真识，不可救药，终不悟也。

五

夫诗有别材[50]，非关书也；诗有别趣[51]，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52]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53]。故其妙处透彻玲珑[54]，不可凑泊[55]，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56]，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务使事[57]，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反复终篇，不知着到何在[58]。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张[59]，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60]。诗而至此，可谓一厄[61]也。然则近代之诗无取乎？曰：有之。吾取其合于古人者而已。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王黄州[62]学白乐天，杨文公、刘中山[63]学李商隐，盛文肃[64]学韦苏州[65]，欧阳公[66]学韩退之古诗，梅圣俞[67]学唐人平澹处，至东坡、山谷[68]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山谷用工尤为深刻，其后法席[69]盛行，海内称为江西宗派。近世赵紫芝、翁灵舒辈[70]，独喜贾岛、姚合[71]之诗，稍稍复就清苦之风；江湖诗人[72]多效其体，一时自谓之唐宗；不知止入声闻辟支之果，岂盛唐诸公大乘正法眼者哉！嗟乎！正法眼之无传久矣。唐诗之说未唱，唐诗之道或有时而明也。今既唱其体曰唐诗矣，则学者谓唐诗诚止于是耳，得非诗道之重不幸耶！故予不自量度，辄定诗之宗旨，且借禅以为喻，推原汉、魏以来，而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虽获罪于世之君子，不辞也。

（选自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1。作者简介

严羽，字仪卿，一字丹邱，自号沧浪逋客，福建邵武人。约生于南宋绍熙年间，卒于理宗时期。居于樵川莒溪之上，因有沧浪水流出，故以之为号。

严羽终生隐居未仕，大部分时间在家乡度过，与同族诗人诗歌唱和。同乡黄公绍在其《沧浪吟卷》序言中称严羽为人“粹温中有奇气”。他自己也在诗中自称“我也摧藏江海客，重气轻生无所惜”，表明他并非一个淡泊忘世之人。严羽身处南宋偏安时代，国势衰微，故常在诗中感时忧国。为避家乡之乱，严羽曾两次避居外地。第一次避乱地为江、楚间，在湖南、江西一带。绍兴四年末归乡后，结识江湖派诗人戴复古，二人交谊很深，曾于樵川望江楼论诗，传为佳话。《沧浪诗话》大概即写于此时。戴复古《祝二严》诗云：“羽也天资高，不肯事科举。风雅与骚些，历历在肺腑。持论伤太高，与世或龃龉。长歌激古风，自立一门户。”对严羽的为人和诗学思想都有评价，特别指出严羽论诗立论“太高”“与世龃龉”的一面。端平元年（1234），邵武又生动乱。乱定后，严羽开始长达十年的漫游吴越的生涯。此期诗作对当时发生的许多重大政治军事事件都有所反映，可见他对民族危亡的关切。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强调学习盛唐，既有推崇盛唐诗风之心，也不无向往盛唐国运之意。

2。背景知识

严羽的《沧浪诗话》是南朝钟嵘《诗品》和晚唐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之后又一部强调文学“审美性”的重要诗论著作。这部诗话以禅论诗，分析宋代诗坛主盟江西诗派的种种弊端，提出了救弊纠偏的具体方法和理论根据。严羽在《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中说：“仆之《诗辩》，乃断千百年公案，诚惊世绝俗之谈，至当归一之论。其间说江西诗病，直取心肝刽子手。”他是将江西诗派放在千百年诗歌史上加以批判的。通过评价每个时代诗歌的艺术特点，总结其优劣得失，斟酌其等第高下，严羽确立了一个理想的诗歌审美标准，然后用这个理想的审美标准作为诊断江西诗病的依据，并指点救治的法门。

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到唐代，无论是古体诗还是近体格律诗都已达到艺术的顶峰。宋诗面对唐诗的优秀传统，力图表现自己的艺术特色。宋人借鉴唐宋古文的写作方法写诗，使诗歌在整体上向散文化方向发展，议论和说理成分明显增加，典故运用非常普遍，写诗越来越依赖学问。散文化拓展了宋诗的表现领域，丰富了宋诗的表现方法，并发展出宋诗独有的艺术特色，平淡自然而又妙趣横生，眼前景物寓深邃哲理，形成所谓的“理趣”。但也因此带来了多议论而少形象、多说理而少抒情、多典故而少意境、工字句而伤天然等弊端，诗歌的审美性被诗人忽略了。宋诗的散文化始于苏轼，但他在手法上融会贯通的同时不失诗歌本色，说理、议论和学问在他那里并未成为损害诗美的因素。黄庭坚的诗歌更注重说理、用事，明确主张写诗“以理为主”，要“精读千卷书”“词意高深要从学问中来”，做到“无一字无来历”，提倡“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创作方法。这种创作方法被江西诗派的后学，发展到极端，诗歌写作更加远离了形象和意境。南宋张戒评价这一过程说：“子瞻以议论为诗，鲁直又专以补缀奇字，学者未得其所长，而先得其所短，诗人之意扫地矣。”到了明清两代，批评江西诗派的声音仍然不断出现，如明代何景明《汉魏诗序》说：“宋诗言理。”胡应麟《诗薮》说：“禅家戒事理二障，余戏谓宋人诗，病正坐此。苏黄好用事，而为事使，事障也；程邵好谈理，而为理缚，理障也。”清人吴乔《围炉诗话》引《诗法源流》说：“唐人以诗为诗，宋人以文为诗；唐诗主于达性情，故于三百篇近，宋诗主于议论，故于三百篇远。”面对江西诗弊，宋人自己在创作上也努力突破，如“四灵”和江湖派诗人学习中唐贾岛、姚合和晚唐诗人，但趣味却越走越狭。严羽的《沧浪诗话》是对江西诗派流弊的一次彻底的理论清理。

3。文本解读

《沧浪诗话》全书分六个部分：诗辩、诗体、诗法、诗评、考证，最后附录《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诗辩”是全书最有理论价值的部分。

《沧浪诗话·诗辩》的最大特色是“以禅喻诗”。以禅喻诗不是从严羽开始的，唐代已经有人以禅境喻诗境。如诗僧皎然《答俞校书冬夜》：“月彩散瑶碧，示君禅中境。真思在杳冥，浮念寄行影。”北宋开始流行学诗似参禅的说法。如苏轼《夜直玉堂携李之仪端叔诗百余首读至夜半书其后》：“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句辄参禅。”后来，吴可就把“参禅”与“学诗”的相似之处更明确地指出来，《藏海诗话》即有三首《学诗诗》，其一云：“学诗浑似学参禅，竹榻蒲团不计年。直待自家都了得，等闲拈出便超然。”作为江西诗派宗主的黄庭坚也有“悟入”“神会”等说法。他的学生范温的《潜溪诗眼》中也常谈到“悟入”，如“识文章者，当如禅家有悟门”“盖古人之学，各有所得，如禅宗之悟入也，山谷之悟入在韵，故开辟此妙，成一家之学，宜乎取捷径而迳造也”。

与上述众家以禅喻诗有所不同，严羽不仅指出诗境和禅境、学诗和参禅的相似，而且通过诗禅类比，明确肯定诗与禅在本质上相通。《诗辩》提出的“妙悟”说、“别材”说、“别趣”说、“兴趣”说等，都是从不同层面对诗禅相通观的展开。具体说来，“妙悟”是严羽《诗辩》的核心范畴；“兴趣”是“妙悟”所得的真正的审美体验，也是严羽推崇的诗歌审美特质；“镜花水月”是严羽理想的诗歌意境特征；“以盛唐为法”是对“妙悟”什么及如何“妙悟”等问题的回答，是“妙悟”说的最终落脚点；而“妙悟”的美感类型既有“优游不迫”之优美，又有“沉着痛快”之壮美。

“妙悟”说针对“江西诗派”种种违反艺术审美规律的弊病而发，其目的是为艺术创作和鉴赏树立一个醒目的路标，给千百年的诗坛纷争一个斩截痛快的说法。“妙悟”是审美主体独特的个体生命体验，“是自家闭门凿破此片田地，即非傍人篱壁，拾人涕吐得来者”。“妙悟”是一种艺术直觉，无须通过逻辑推理就可以对事物的本质有所把握，用最朴素的方式达到最玄妙的境界。严羽认为“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也即是说“妙悟”是把握诗歌审美特质的不二法门。诗歌写作是审美的创造，应该以艺术直觉为主，要从生活中领悟那些富于诗意的成分，或者说要诗意地领悟生活，而不是一般的认识生活。

为了培养“妙悟”的能力，严羽提出了“以识为主”“熟参”等方法。“识”在佛学中本指破除世俗迷障、认识宗教的永恒精神本体的神秘能力。严羽所说的“识”是一种鉴别诗歌艺术品质高下的审美鉴赏力。他认为学诗的功夫要从“参读”第一流诗歌开始，培养第一流的审美趣味。在此基础上再参读二流、三流的诗歌，这样就能对不同品质的诗歌做出严格分辨和正确取舍。江西诗派也曾主张熟读杜甫等人的诗，但他们主要是从文字上学习，与严羽主张的“识”大异其趣。

“妙悟”的艺术效果是“入神”：“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严羽认为“入神”是诗歌的极致。“入神”之诗神妙难言，可由言内通向言外，由象内通向象外。能够达到“入神”之境的诗人不多，唯有盛唐的天才诗人李白、杜甫才可企及。虽然如此，学诗者仍然要取法乎上；以此为目标，诗作才不至于堕入末流。所谓“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

严羽的“别材”“别趣”说是针对江西诗派“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流弊所开的一剂药方。“别材”之“材”不是指诗人之才，而是指写诗所用的材料、题材。“诗有别材”即是说诗在取材上有特殊要求，而非单纯的“文字”“才学”和“议论”。在严羽看来，宋诗之所以不如唐诗，尤其不及盛唐诗，一个重要原因是宋诗在取材上出了问题。黄庭坚曾说：“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73]这段在当时曾经启发过很多诗人、推动过宋诗发展的话，在严羽眼中却正是导致宋诗逊于唐诗的原因。特别是认为杜韩诗文“无一字无来处”的说法，无异于引导诗人一味到书本里讨生活，在诗歌里卖弄学问，把书本学问而不是自己的生活经历、体验和认识作为诗歌的源泉，致使诗歌里充塞着古人的陈词滥调。“诗有别材”即是要求诗应该表达一唱三叹的情性，创造空灵蕴藉的意境，达到词理和意兴的融合无间。不过，严羽也并未否定读书和学问对诗歌创作的意义，而是认为“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以读书涵养性情，提高自身的艺术修养，而不能反被书本束缚。

“别趣”说涉及的是诗歌与义理的关系问题。理与诗可以有不同的结合形式：结合得好会形成“理趣”，结合得不好就造成“理障”。严羽所说的“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中的“别趣”应该是包含“理趣”的，而与诗无关的“理”应该是特指“理障”。严羽说：“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可见严羽对理并非一概抹杀。“理趣”之理是自然之理，是合乎人情之理，是活活泼泼、生生不息的生命之理。这种“理趣”可以在优秀的宋诗中体会到。如苏轼的“春江水暖鸭先知”（《题惠崇〈春江晚景〉》），陆游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游山西村》），杨万里的“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小荷》）等。“理障”之“理”则是经生学究之理，理学诗之理，是参死句而非参活句所得之理。

严羽在称美盛唐诗歌时用一系列微妙而模糊的词语意象暗示了这种“别趣”（即“兴趣”）的特征：“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羚羊挂角”是禅宗爱用的一个话头，如《传灯录》卷十六引义存禅师语：“我若东道西道，汝则寻言逐句；我若羚羊挂角，你向什么处摸？”卷十七引道膺禅师语：“如好猎狗，只能寻得有踪迹底，忽遇羚羊挂角，莫道迹，气亦不识。”严羽借此说明“别趣”非墨迹文字可求的特征。总之，理想的诗歌要求有虚实相生的生动形象，形象中应该蕴含绵绵不尽的情韵，而且要消除文字技巧的痕迹，以完整鲜明、含蓄空灵的形象呈现在读者面前，给人以“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体验。

[1]识：见识，见解。

[2]退屈：佛家语，畏缩。

[3]路头：路数，指学诗的门径。

[4]骛：追求。

[5]见过于师，仅堪传授；见与师齐，减师半德也：这几句话见《传灯录》卷十六，为全豁禅师语，原“见”均作“智”。

[6]乐府四篇：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王运熙谓六臣本《文选》列古乐府四首，李善本《文选》只有三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