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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艺术作为手法节选维什克洛夫斯基（第1页）

二、艺术作为手法（节选）（维·什克洛夫斯基）

节约力量的思想作为创作的规律和目的，在具体的语言情况下，就是说在日常语言里，可能是最恰当的；由于不了解日常语言和诗歌语言规律的差别，这样一些思想曾扩大到诗歌语言中。一种最初实际说明这两类语言不相吻合的，是指出日本的诗歌语言里有些音是日语口头语言所没有的。列·彼·雅库宾斯基的文章中关于诗歌语言里没有流音异化的规律，以及在诗歌语言中容许堆集有发音难度的类似的音的规律，也是一种抵制科学的批评[1]最初的说明：这种批评论述了诗歌语言规律和日常语言规律的对立[2]（至少在这种情况下暂时可以这样说）。

因此，我们应当在诗歌语言里的耗费与节约的规律范围内讨论这两方面的问题，而不是与散文语言进行类比。

如果我们研究一下感觉的一般规律，我们就会看到，动作一旦成为习惯性的，就会变成自动的动作。这样，我们的所有的习惯就退到无意识和自动的环境里；有谁能够回忆起第一次拿笔时的感觉，或是第一次讲外语时的感觉，并且能够把这种感觉同第一万次做同样的事情时的感觉作一比较，就一定会同意我们的看法。我们的散文话语的规律，以及这种话语里不完整的语句和只念出一半的词，都可以用自动化过程来解释。最理想的表示这种过程的方法就是利用代数，在代数里，事物被象征所代替。在讲得很快的日常话语里，词没有都念出来；在意识当中出现的只是每个词的第一个音。波戈金[3]（《语言作为创作》，第42页）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小男孩设想说一句话：“LesmontagnesdelaSuissesontbelles”[4]，就像是L、d、l、S、s、b一系列字母的连续。

这种思维的特点不仅提出代数的途径，而且也提出象征的选择，也就是选择字母，特别是一个词开头的字母。按照这种代数的思维方法，事物都是按其数量和总量考虑的，我们看不到事物，而是根据初步的特征识别事物。事物仿佛被包装起来从我们身边经过，我们根据它所占的位置知道它是存在的，不过我们只看到它的表面。在这样的感觉的影响下，事物首先在作为感觉方面减弱了，随后在再现方面也减弱了。正是由于这种对散文词语的感觉说明了对这个词听得不完全（见列·彼·雅库宾斯基的文章），从而出现讲话者的迟疑（由此产生各种口误）。在事物的代数化、自动化的过程中，我们得到感觉力量最大限度的节约：各种事物或是由其一种特点表示出来，例如数量，或者仿佛按照一个公式再现出来，而它们却不一定在意识里出现。

我在房间里擦洗打扫，我转了一圈，走近长沙发，可是我不记得是不是擦过长沙发了。由于这都是些无意识的习惯动作，我就记不得了，并且感到已经不可能记得了。因此，如果我已经擦过，并且已经忘记擦过了，也就是说如果我做了无意识的动作，这正如同我没有做一样。如果有一个有意识的人看见我擦过，他可能把我的动作重复一遍。但是，如果谁也没看见，或是无意识地看见我擦过，如果许多人的复杂的一生都是无意识地匆匆过去，那就如同这一生根本没有存在（列夫·托尔斯泰1897年2月28日日记，尼科尔斯克，历史出版社，1915年12月，354页）。

这样生活就消失了，变得什么也不是了。自动化囊括了一切物品、衣服、家具、女人和对战争的恐惧。

“如果许多人的复杂的一生都是无意识地匆匆过去，那就如同这一生根本没有存在。”

因此，为了恢复对生活的感觉，为了感觉到事物，为了使石头成为石头，存在着一种名为艺术的东西。艺术的目的是提供作为视觉而不是作为识别的事物的感觉；艺术的手法就是使事物奇特化的手法，是使形式变得模糊、增加感觉的困难和时间的手法，因为艺术中的感觉行为本身就是目的，应该延长；艺术是一种体验事物的制作的方法，而“制作”成功的东西对艺术来说是无关重要的。

诗歌作品（艺术作品）的生命从视觉扩展到识别，从诗歌扩展到散文，从具体到抽象，从无意识地给公爵的宫廷带来屈辱的有学问的穷绅士堂吉诃德，到屠格涅夫的广泛而空洞的堂吉诃德的形象，从查理曼大帝到κοрοль[5]这个词，几乎无所不在。随着作品和技巧的消逝，它们包括的范围越来越广：寓言诗比诗歌更有象征性，而格言又比寓言诗更有象征性。波捷勃尼亚的理论在分析寓言诗时矛盾最少，因为他曾对寓言诗作过透彻的研究。波捷勃尼亚的理论并不适合于真正的艺术作品；所以他的书也没有能写完。我们知道，《文学理论札记》是在作者死后十三年于一九〇五年出版的。

在这本书里，波捷勃尼亚从头到尾写全的唯一内容就是关于寓言诗的那一部分。[6]

多次被感觉的事物是从识别开始被感觉的：一个事物处在我们面前，我们知道它，但是我们不再去看它。[7]因此，我们就这一事物无话可说。在艺术上，使事物摆脱感觉的自动性是通过各种方法进行的。在这篇文章中，我只想说明一种列夫·托尔斯泰几乎经常使用的方法。只有梅列日科夫斯基认为这位作家似乎是把自己看到的事物如实介绍出来的，他看到事物的本身，而不歪曲事物。

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中的奇特化手法，就是他不直呼事物的名称，而是描绘事物，仿佛他第一次见到这种事物一样；他对待每一事件都仿佛是第一次发生的事件；而且他在描写事物时，不是使用一般用于这一事物各个部分的名称，而是借用描写其他事物相应部分所使用的词。例如，列夫·托尔斯泰在《何等耻辱》一文中，把“皮鞭”国家这样加以奇特化：

“脱下犯法的人的衣服，将他按倒在地，用笞鞭抽打臀部”；

隔了几行他又写道：

鞭打**的屁股。

这一段还有个说明：

为什么要用这种让人疼痛的愚蠢而野蛮的办法，而不用别的办法呢？比如用针扎肩膀或身体的其他部位，用钳夹紧双手或双脚，或是其他类似的办法呢？

请原谅我举了这样一个累赘的例子，但是，这个例子很有特点，说明托尔斯泰为达到意识的目的所使用的方法。常见的鞭刑被加以奇特化，这一方面靠对它的描写，一方面是提出改变形式，但不改变其本质。托尔斯泰经常使用奇特化的方法：例如，在《霍斯托密尔》里，故事是假托一匹马而展开的，事物是按这匹牲口的感觉、而不是根据人的感觉奇特化的。

[……]

凡是熟悉托尔斯泰的作品的人，都可以找出成百上千个这类的例子。这种离开周围环境来看事物的方式，使托尔斯泰在晚期的作品中，在描写宗教教义和仪式时也使用奇特化的手法，用日常常用的词语代替宗教的常用的词语，结果出现奇特的、不可思议的东西，许多人直率地认为这是亵渎宗教，这使他们大为不快。不过托尔斯泰始终是利用这种手法来感觉和叙述周围的一切。托尔斯泰的感觉动摇了他的宗教信仰，触及到长久以来他所避讳的事物。

这种奇特化的手法也并不是托尔斯泰所特有的，我所以要用他的材料作依据纯系出于实际考虑，因为这些材料是众所周知的。

前面已经说过这种手法的特点，现在我再试着大致确定一下这种手法使用的范围。我个人认为，几乎有形象的地方就有奇特化。

[……]

我们在研究诗歌语言的语音构成成分和词汇构成成分、词的排列以及这些词所形成的语义结构时，发现审美的特点总是由同样的符号表示的：这种特点是为使感觉摆脱自动性而有意识地创造的；它的视觉表示创作者的目的，并且是人为构成的，为的是使感觉停留在视觉上，并使感觉的力量和时间达到最大的限度。事物不是作为空间的一部分被感觉的，可以说是从它的延续性上被感觉的。诗歌语言正符合这些条件。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诗歌语言应具有一种独特性，惊奇性；在实践中，这常常是外来语言，如亚速人使用的苏美尔语，南欧使用的拉丁语，波斯人使用阿拉伯语的特殊表达方式，古保加利亚语是俄国文学语言的基础；或是如同接近文学语言的民歌语言的高雅语言。……所以，诗歌语言是难懂的、晦涩的语言，充满障碍的语言。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诗歌语言和散文语言很接近，但这与困难的规律并不矛盾。普希金写道：

她的姐姐叫做达吉雅娜……

我们一定要第一次

用这样温情

开始小说的爱情故事。

对于普希金同时代的人来说，杰尔查文的高雅风格才是传统的诗歌语言，而普希金的风格的平庸特点（指这一时期）是很难懂的，令人吃惊的。我们还记得，他同时代的人对他粗俗的词感到多么恐惧。普希金利用人民的语言作为一种手法来吸引人们的注意，这就如同他同时代的人讲话时一般都说法语，但也用上一些俄语的词一样（见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的例子）。

现在出现一种更具有特点的现象。俄国的文学语言是俄罗斯的外来语言，它深深渗透到人民群众之中，从而使许多方言的成分都提高到它的水平。相反，文学作品现在又开始表现出一种对方言的偏爱（列米佐夫、克柳耶夫、叶赛宁等等，他们的才能各有上下，但都故意地使用外省语言），对不规范的语言的偏爱（从而使谢韦里亚宁[8]派的出现成为可能）。当代的马克西姆·高尔基也从文学语言转到列斯托夫式的文学方言。因此，民间语言和文学语言换了位置（见维·伊凡诺夫及其他许多作家的作品）。最后，我们看到一种强烈的倾向，它力求创造一种特殊的诗歌语言；大家知道，这一派为首的便是韦·赫列勃尼科夫。这样，我们就可以给诗歌下个定义，这是一种困难的、扭曲的话语。诗歌的话语是经过加工的话语。散文则一直是普通的、节约的、容易的、正确的话语（散文女神Deaprosae是容易的、正确的、姿势正常的胎儿分娩之神）。我将在有关情节结构的文章里深入阐述这种作为艺术普遍规律的晦涩、延迟的现象。

1917年

（选自[法]托多罗夫编选：《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蔡鸿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1。作者简介

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VictorShklovsky，1893—1984年），苏联形式主义理论派的理论家和政论家，彼得堡学派诗歌语言研究会的组织者。

1914年，年仅21岁的什克洛夫斯基出版了一本并不起眼的小册子：《词的再生》，标志着俄国形式主义思潮的开始。他在这本小册子中就已经表达出后来被称为“形式主义方法”的原则，奠定了他作为诗歌语言研究会精神领袖的地位。1916年写了《艺术作为手法》一文，成为俄国形式主义的重要宣言和纲领性论文。同年，诗歌语言理论研究会开始出版自己的刊物《诗学·诗歌语言理论文集》。此文与他后来撰写的《情节分布构造程序与一般风格程序的联系》一文组成了《关于散文理论》这部著名著作。这部著作分别于1925年和1929年两次出版，影响极大，是俄国形式主义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