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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诗学节选亚里士多德（第1页）

二、诗学（节选）（亚里士多德）

第一章

[……]

史诗和悲剧、喜剧和酒神颂以及大部分双管箫乐和竖琴乐——这一切实际上是摹仿[1]，只是有三点差别，即摹仿所用的媒介不同，所取的对象不同，所采用的方式不同。

有一些人（或凭艺术，或靠经验），用颜色和姿态来制造形象，摹仿许多事物[2]，而另一些人[3]则用声音来摹仿；同样，像前面所说的几种艺术，就都用节奏、语言、音调来摹仿，对于后二种，或单用其中一种，或兼用二种[4]，例如，双管箫乐、竖琴乐以及其他具有同样功能的艺术（例如排箫乐），只用音调和节奏（舞蹈者的摹仿则只用节奏，无需音调，他们借姿态的节奏来摹仿各种“性格”、感受和行动），而另一种艺术[5]则只用语言来摹仿，或用不入乐的散文，或用不入乐的“韵文”[6]，若用“韵文”，或兼用数种，或单用一种，这种艺术至今〈没有名称〉[7]。（我们甚至没有一个共同的名称来称呼索福戎和塞那耳科斯的拟剧与苏格拉底对话[8]；假使诗人用三双音步短长格或箫歌格或同类的格律[9]来摹仿，这种作品也没有共同的名称——除非人们把“诗人”一词附在这种格律之后，而称作者为“箫歌诗人”或“史诗诗人”；其所以称他们为“诗人”不是因为他们会摹仿，而一概是因为他们采用某种格律[10]；即便是医学或自然哲学的论著，如果用“韵文”写成，习惯也称这种论著的作者为“诗人”，但是荷马与恩拍多克利除所用格律之外[11]，并无共同之处，称前者为“诗人”是合适的，至于后者，与其称为“诗人”，毋宁称为“自然哲学家”；同样，假使有人兼用各种格律来摹仿，像开瑞蒙那样兼用各种格律来写《马人》[混合体史诗]，这种作品也没有共同的名称。[12]）[也应称为诗人。][13]这些艺术在这方面的差别，就是这样的。

有些艺术，例如酒神颂和日神颂[14]、悲剧和喜剧，兼用上述各种媒介，即节奏、歌曲和“韵文”；差别在于前二者同时使用那些媒介，后二者则交替着使用[15]。

这就是各种艺术进行摹仿时所使用的种差[16]。

第二章

摹仿者所摹仿的对象既然是在行动中的人，而这种人又必然是好人或坏人，——只有这种人才具有品格[17]，（一切人的品格都只有善与恶的差别），——因此他们所摹仿的人物不是比一般人好，就是比一般人坏，（或是跟一般人一样），恰像画家描绘的人物，波吕格诺托斯笔下的肖像比一般人好[18]，泡宋笔下的肖像比一般人坏[19]，（狄俄倪西俄斯笔下的肖像则恰如一般人）[20]，显然，上述各种摹仿艺术也会有这种差别，因为摹仿的对象不同而有差别。甚至在舞蹈、双管箫乐、竖琴乐里，以及在散文和不入乐的“韵文”里，也都有这种差别，（例如荷马写的人物比一般人好[21]，克勒俄丰写的人物则恰如一般人[22]），首创戏拟诗的塔索斯人赫革蒙[23]和《得利阿斯》的作者尼科卡瑞斯[24]写的人物却比一般人坏。酒神颂和日神颂也有这种差别；诗人可以像提摩忒俄斯和菲罗克塞诺斯摹仿圆目巨人那样摹仿不同的人物[25]。悲剧和喜剧也有同样的差别：喜剧总是摹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坏的人，悲剧总是摹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好的人。

第三章

这些艺术的第三点差别，是摹仿这些对象时所采的方式不同。假如用同样媒介摹仿同样对象，既可以像荷马那样，时而用叙述手法，时而叫人物出场[26]，（或化身为人物）[27]，也可以始终不变，用自己的口吻来叙述，还可以使摹仿者[28]用动作来摹仿。

正如开头时所说，摹仿须采用这三种种差，即媒介、对象和方式[29]。因此，索福克勒斯在某一点上是和荷马同类的摹仿者，因为都摹仿好人[30]；而在另一点上却和阿里斯托芬属于同类，因为都借人物的动作来摹仿[31]。有人说，这些作品所以称为drama，就是因为是借人物的动作来摹仿[32]。多里斯人[33]凭这点自称首创悲剧和喜剧（希腊本部的墨加拉人自称首创喜剧，说喜剧起源于墨加拉民主政体建立时代[34]，西西里的墨加拉人[35]也自称首创喜剧，因为诗人厄庇卡耳摩斯是他们那里的人，他的时代比喀俄尼得斯和马格涅斯早得多）[36]；而伯罗奔尼撒的一些多里斯人[37]则自称首创悲剧），他们的证据是两个名词：他们说他们称郊区乡村为komai（雅典人称为demoi）[38]，而komoidoi之所以得名字，并不是由于komazein[39]一词，而是由于他们不受尊重，被赶出城市而流浪于komai，又说他们称“动作”为dran[40]，而雅典人则称为prattein[41]。

关于摹仿的种差、它们的种类和性质，就讲到这里为止。

（选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罗念生译，见《诗学·诗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1。作者简介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古希腊思想家、哲学家。出生于马其顿。公元前367年，赴希腊雅典，入柏拉图的“学园”学习，后留此任教，前后达20年之久。在此期间他写了有关文艺理论的著作，其中有《诗人篇》和《修辞学篇》两篇对话（已失传）。公元前347年柏拉图去世后，亚里士多德因与“学园”主持人观点相左而离开雅典。公元前342年，他应马其顿国王邀请，入王宫担任亚历山大王子的老师，传授知识。公元前335年，他再次赴雅典，在吕克翁学院讲学，《诗学》大概就是在这期间写成的。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死后，雅典发生反马其顿运动，由于亚里士多德有亲马其顿之嫌，他被迫于公元前323年再次离开雅典，次年逝世。亚里士多德有大量著作流传于世，其中包括《形而上学》《物理学》《工具论》《尼各马可伦理学》《论灵魂》《政治学》和《诗学》等。马克思说亚里士多德是“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现存26章，主要讨论古希腊的史诗、悲剧等文学和美学问题，主要的观点是认为一切艺术都是对自然的“摹仿”，这种摹仿由于具有真实性而比历史更具有“哲学意味”；并认为悲剧等艺术能使人的灵魂得到“净化”。他的这些诗学思想为西方诗学和美学奠定了基础。

2。背景知识

欧洲古代文明产生于古希腊。古代希腊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发源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前4世纪达到极盛。由于战争的频繁、交通的发达、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在雅典这种靠海的城邦，农业经济日渐转为工商业经济，新兴的工商业奴隶主同地主贵族奴隶主展开了斗争，开展了“民主运动”，促成了思想的活跃和辩论的风气。公元前5世纪前后，出现了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一大批卓越的思想家。

古希腊有丰富的神话，这些神话相当一部分保存在《荷马史诗》里面。这是公元前6世纪发生的事情。《荷马史诗》是当时人民的教科书，流传广，影响深。另外，希腊戏剧在公元前5世纪也达到了顶峰，出现了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三大悲剧家）和阿里斯托芬（喜剧家）等戏剧家。演戏是祭神节和文娱节的重要活动，看戏则是受教育，是雅典公民的义务和责任。此外，希腊的音乐、建筑、绘画、雕塑等艺术也十分繁荣。古希腊的文艺理论是以这些文艺实践为基础的。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正是对于当时的史诗、悲剧等文艺活动的理论概括。

《诗学》中所谓的文艺“摹仿”说，并不是他第一次提出来的。实际上早在公元前500年的古希腊时期，伟大思想家赫拉克利特（Heracletus，约公元前530—前470年）就提出了“艺术摹仿自然”的论点[42]，从而给古希腊文学和美学思想以很大的影响。稍后另一位古希腊思想家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69—前390年）也认为“绘画是对所见之物的描绘”，艺术以不同的媒介，准确地把自然再现出来。他还认为，这种描绘与再现不仅是对事物外表的逼真摹拟，而且还“应通过形式表现心理活动”。苏格拉底还说，诗人、艺术家“在塑造优美形象的时候，由于不易找到一个各方面都完美无瑕的人，你们就从许多人身上选取。把每个人最美的部分集中起来，从而创造出一个整个显得优美的形体”[43]。应该说，在苏格拉底那里，摹仿说的形态已相当的完备。其后，柏拉图提出“理式摹仿”说。柏拉图建立了一个世界图式，认为世界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理式”世界，它是世界的本源，是最真实的；第二种是现实世界，现实世界是对理式世界的摹仿，它的真实性在理式世界之下，但在艺术世界之上；第三种是艺术世界，艺术世界是对现实世界的摹仿，它的真实性又比现实世界要差，它被柏拉图认为是“摹仿的摹仿”“影子的影子”。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是对他的前辈和教师的理论的继承和改造，并做出了新的解释。

3。文本解读

《诗学》的主要贡献是完善了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文学“摹仿”说。那么，他的“摹仿”说在哪些方面完善了前辈和教师的学说呢？

（1）《诗学》明确阐述了文学“摹仿”的“种差”

《诗学》第一章至第三章提出文学摹仿的“种差”问题。“种差”是使“种”呈现出差别的物，意思是文学“摹仿”作为“种”，其中是有多种差别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史诗、悲剧、喜剧和其他艺术都是摹仿，但这摹仿有三点差别：第一，摹仿所用的媒介不同；第二，摹仿所取的对象不同；第三，摹仿所采取的方式不同。

摹仿所用的媒介不同是指什么呢？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第一章指出，摹仿的媒介有颜色、姿态、声音、节奏、语言、音调等。各种艺术都是摹仿。画家、雕刻家在画画和雕刻的时候，摹仿所用的媒介是颜色、姿态（人物或景物的姿态）；诗人、演员、歌唱家在创作的时候，摹仿所用的媒介是声音；管乐、弦乐演奏的时候，摹仿所用的是音调和节奏；舞蹈家表演舞蹈的时候，摹仿所用的是身体姿态的节奏；作家创作史诗的时候，摹仿所用的是语言（韵文、散文）。同时，亚里士多德指出，某一种艺术可以兼用或交替使用几种媒介，比如节奏，几乎是所有的艺术都必须采用的；又比如，酒神颂和日神颂、悲剧和喜剧，前二者同时使用节奏、歌曲和“韵文”，后二者则交替使用节奏、歌曲和“韵文”。

摹仿所取的对象不同是指什么呢？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第二章指出，文学摹仿的对象是“行动中的人”，就是说，这种人物不是静止中的人，无所事事的人，是在社会生活中从事着各种活动，因而与情节发展关联着的人。为什么要以“行动着的人”为对象呢？因为只有在行动中的人才会形成“品格”，而具有“品格”的人才能分成“好人”或“坏人”。文学所摹仿的人，就是“好人”或“坏人”，即“不是比一般人好，就是比一般人坏”。亚里士多德在谈到悲剧和喜剧在摹仿对象上的差别时说：“喜剧总是摹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坏的人，悲剧总是摹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好的人。”亚里士多德对悲剧和喜剧摹仿对象的这种理解，让我们想起鲁迅对悲剧和喜剧的看法，鲁迅说：“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44]“好人”就是有价值的，“坏人”就是无价值的。另外，亚里士多德关于摹仿对象问题的论述，有两点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第一，所有的艺术，不论是悲剧和喜剧，也不论是舞蹈还是音乐，都以人为摹仿对象，即使是写别的事物，最终还是为了摹仿人。第二，强调艺术不是摹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好的人，就是摹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坏的人。

摹仿所采取的方式不同是指什么呢？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第三章说：“假如用同样的媒介摹仿同样的对象，既可像荷马那样，时而用叙述手法，时而叫人物出场，也可以始终不变，用自己的口吻来叙述，还可以使摹仿者用动作来摹仿。”所谓“用叙述手法”，就是作家用自己的口吻来叙述、描写事物；所谓“叫人物出场”，就是作家让作品中的人物自己开口说话。这里还可分出两种，第一种就是始终用叙述手法，不用人物对话；第二种就是始终用剧中人物对话，而不用作家的口吻来叙述。尽管亚里士多德当时关于叙述方式的论述还比较简略，但给后人许多启发。可以说，这是当今叙事学的先声。

（2）《诗学》确认诗的摹仿起源于人的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