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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罗马历史作品评析（第2页）

第一，继承并改进了西方古典史书的编纂体例。叙事体由西方“历史之父”希罗多德首创，并且成为日后史家效仿学习的圭臬。阿米阿努斯·马塞利努斯的作品主要采用编年叙事体，以时间为轴，按年份记述历史事件。但在具体写作中，为了完整叙述跨年度的历史大事，他又引入了纪事本末体。例如，在讲述瓦伦斯奥古斯都连续三年攻打哥特部族的史事时，阿米阿努斯·马塞利努斯用一个章节完整地讲述了这次征战的缘起与过程。[34]此章节简明扼要地记述了历时三年（公元366—369年）的征战，是典型的纪事本末体写法。此外作者还适当地在正文中加入杂记和插叙部分，为整个作品的主题服务。例如，在讲述朱理亚努斯东征前，他用相当多的篇幅介绍了关于罗马东部和萨珊波斯的背景知识。[35]

第二，继承了古典史学求真探索的精神。立意求真、竭诚探索，是西方古典史学的重要传统。在这方面，阿米阿努斯·马塞利努斯做得毫不含糊，并且多次加以强调。在他的作品中一共有六处集中讨论了历史真实性的问题，[36]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著书原则：一是史实的评价和选择原则。阿米阿努斯·马塞利努斯坦言自己记述的是“观察到的事件，或是通过仔细调查那些亲身经历过的人得到的材料”。[37]他十分重视第一手材料的搜集与利用。全书共有十余处地方明确是以第一人称来讲述的，这也是这部作品具有较高可信度和史料价值的关键之处。[38]二是史实的表达和解释原则。他强调说“历史著作的规律要求对极其重要的事件给予详细描述，而不是在琐碎的问题上钻牛角尖”。[39]纵观全书，政治和军事大事依然是最主要的话题，那些插叙和杂记基本都是为这些重大主题做铺垫或介绍的。

第三，继承和发扬了古典史学道德垂训和批判现实的传统。阿米阿努斯·马塞利努斯的道德观念来自柏拉图和西塞罗，重视政治事件背后蕴含的道德观念，对每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包括最高统治者，都是按照一定的古典道德规范来评价和记述的。而他的历史批判主义同历史评判的道德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同萨鲁斯特和塔西佗的观念一脉相承。只是他已经不再像前代史家那样尊奉共和思想，而是主张君主制度下的仁政，极力维护君主继承制度的正统性。

第四，与波利比乌斯等作品一样，阿米阿努斯·马塞利努斯的《罗马史》也具有宽宏的历史眼光和广阔的“世界史观”。书中通过杂记和插叙不仅记录了罗马帝国周边民族和国家的大量信息，还介绍了关于“世界尽头”民族的许多情况，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资料，例如本书曾提及“赛里斯国”（Seres，即当时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和东亚地区）[40]以及产自“赛里斯国”的丝绸。[41]更为难得的是，这部著作还记述了当时横行欧亚草原的“匈人”的详细情况，[42]这很可能是西方世界最早认识和记录这支民族的文字材料。

当然，以当今的史学标准来看，这部作品尚有不足之处：

第一，对社会、经济等主题不够重视。阿米阿努斯·马塞利努斯曾强调自己只会记录重大事件，不会“在琐碎小事上钻牛角尖”。[43]当然，在他看来，只有政治、军事事件等关乎罗马兴衰的才是大事，这也就在无意中忽略了当时社会、经济、宗教等日常话题，例如公元356年亚历山大里亚主教被放逐这一宗教史上的“大事”，在这部著作中仅被一笔带过。[44]

第二，未能摆脱古典史学的命运观。在阿米阿努斯·马塞利努斯的历史观念中，命运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阿米阿努斯·马塞利努斯用命运的偶然性和不可预见性来解释罗马在历史发展中遭遇的挫折、失败和衰落，同时也用它来说明罗马帝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认为罗马终将走向永恒和辉煌。

杨共乐：5世纪时，罗马帝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经济停滞，外患不断，几乎没有重要的历史著作留存于世。不过，幸运的是有一部克劳狄安的《诗集》保存了下来。从历史学的角度讲，一位诗人似乎很难成为一个时期的史学权威。

杨建伟：确实，作为宫廷诗人，克劳狄安常常即兴创作，在对材料的使用和分析上难免大打折扣，而且其作品又多为颂词、批判书以及与罗马官员的信件，其间充斥华丽的辞藻和修辞，透露出浓厚的政治色彩。从史料的角度来说，其作品中有不少对史实进行歪曲、故意遗漏和修改之处。这些威胁到它的史学价值。

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在于克劳狄安特殊的身份和社会地位。虽然帝国晚期的罗马城已今非昔比，不过对于外来者，仍然显示着自己的高贵。寄生的城市平民对那些与自己争食的外来人充满敌意，总是吵嚷着将外来人逐出罗马城。阿米阿努斯抱怨说：“可能今天你还是他们的座上客，明天就身首异处。”[45]所以，要想在罗马立足，克劳狄安需要首先解决安身问题。这里涉及到一个可以追溯到罗马的一项古老传统——庇护制。在罗马，贵族通过庇护对文学创作施加影响的现象非常普遍。公民之间形成的这种关系在政治和社会系统中起着十分重要的连接作用。帝国晚期，被庇护人蜂拥到庇护人的门下，希望获得政治上的升迁。克劳狄安继承了这一传统。在他的十四篇长诗中，除了一部神话史诗和一篇献于公元395年执政官的颂词，其余各篇虽然针对的对象不同，但主体内容是一致的——直接或间接颂扬西部罗马权臣斯提里克的文治武功。这说明克劳狄安很可能受到斯提里克的庇护。因此克劳狄安对当时东西罗马权臣的看法，以及重大历史事件的解读，时常引起人们的怀疑。

尽管如此，克劳狄安的作品还是具有不可替代的史学价值：首先，一份材料是否具有史学价值，在很大程度取决于其能否有效地帮助后人尽可能地还原历史。考察现今留下的有关公元395年之后帝国形势的史料，我们发现正是凭借着克劳狄安的作品，后人对狄奥多西之后的帝国史有了连贯的了解，对西部宫廷的情况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不仅如此，现今人们对于斯提里克这个时代性人物的评价，很大程度上就建立在克劳狄安的记述的基础上。如果因为这些作品的文体是诗歌而将它们搁置一旁，那么我们难免会陷入无据可查的境地。这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克劳狄安的作品在史学上的重要性。其次，克劳狄安的作品大多用于公开朗诵。鉴于罗马民众对政治的了解，即便他在作品中运用夸张、掩饰等手法，也要以事实为基础，不可能信马由缰地编造。第三，克劳狄安的作品中表达的许多观点，得到了其他同代人的作品的印证。

在罗马的历史上，诗歌即便不是政治工具，也是维护个人地位的一种方法。帝国晚期的颂词多半华而不实、牵强附会。致颂词者常规避政治，热衷于无关痛痒的话题。克劳狄安却不止于此，他在每部作品中都表达了自己在东西部罗马纷争中的鲜明立场：维护帝国统一，坚持西部罗马的正义性，申辩斯提里克对东西部罗马的监护权。事实证明克劳狄安对政治非常敏感：他深知年幼的霍诺里乌斯不过是名义上的君主，实际掌权者是斯提里克，自己要想在西部宫廷的斗争中明哲保身，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依附于强者，接受斯提里克的政策。站在西罗马的立场之上。他批判所谓的佞臣，述说平叛御敌的艰辛，使得东西部罗马的权臣大事尽在其作品中一一展现。从政治史的角度看，这正是其作品的史学价值所在。考虑到这十年间帝国的复杂局势以及相关史料的匮乏，克劳狄安的作品应该得到珍视，因为它们为我们展现了一幅西罗马宫廷运作的图景，为我们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克劳狄安的作品虽非严格意义上的史学著作，但保留了许多历史信息，因此具有史学价值。当然，作为出色的诗人，克劳狄安深知如何赢得贵族们的信任：“他深知贵族们的喜好：他们喜爱华丽的修辞，欣赏古典早期的传统主题，满足于陈腐的道德说教，爱好珠光宝气的刺绣。面对帝国边境的日耳曼部族他们心怀恐惧；他们钟情宫廷内的诽谤与钩心斗角，同时对东方充满好奇。”[46]后人要想透过迷雾，深刻挖掘其背后的历史真实，就需要反复研读其文本。正如著名古典学家卡梅隆教授所言：“任何人都不能仅仅满足于克劳狄安作品的表面价值。读者需要在诗人的诗句间反复阅读，许多被忽略的相关事件对我们追溯克劳狄安的写作意图有很大帮助。”[47]

杨共乐：在帝国时期，罗马的历史作品还有很多。这五部作品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大家刚才评析的也只是某一本书而已。不过，当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加以讨论的时候，就会发现一种新的现象。这就是罗马史学的连续与多种史学形式的共存现象。用贯通的视角重新审视这一现象，对于我们把握罗马帝国史学的整体特征很有帮助。因为贯通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我们应该很好地使用这种方法。

[1]在卢卡努斯之前，西塞罗曾经在《法律篇》1。1中提到他曾写过一部名为《马略篇》的叙史诗，但这部作品后来亡佚。卢卡努斯的《内战纪》是笔者目前所见的罗马最早的叙史诗。

[2]Quintilianus，InstitutitoOratoria，10，1，90。

[3]Tacitus，Dialogus，20。

&hewsSanford，“LudHisRomanCritics”，ClassicalPhilology，Vol。26，No。3（Jul。，1931），p。235。

[5]相关总结参见EvaMatthewsSanford，“LudHisRomanCritics”，pp。233-257；J。D。Duff，Lu：theCivilWar，LoebClassicalLibrary，London：ress，1928，introdu，pp。11-15。

[6]Luus，DeBelloCivili，1，67-120。

[7]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4～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8]《内战纪》中关于内战的记载，大部分引自恺撒的《内战记》，对此学术界已无异议。参见A。W。Lintott，“LudtheHistoryoftheCivilWar”，TheClassicalQuarterly，NewSeries，Vol。21，No。2（Nov。，1971），pp。488-489；SusanH。Braund，Lu：CivilWar，OxfordWorld’sClassics，Oxford：OxfordUyPress，1992，introdu，p。20。

[9]关于西方古典史学与修辞学的关系以及西方古典史家的求真观念，相关研究参见吴晓群：《西方史学通史》，第2卷，318～327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10]参见恺撒：《内战记》，任炳湘、王士俊译，6～1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1]BernardF。Dick，“FatumandFortunainLu’sBellumCivile”，ClassicalPhilology，Vol。62，No。4（Oct。，1967），pp。235-242。

[12]Josephus，TheLife，　2。

[13]Josephus，TheLife，8，11。

[14]Josephus，TheLife，11-12。

[15]Josephus，TheLife，13-16。

[16]Josephus，TheLife，19。

[17]Josephus，TheJewishWar，3。399-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