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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02（第1页）

附录二02

其三，助益革命政略。人所共知，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一个致命弱点，是漠视农民的利益与要求，不是主动联合而是排斥农民阶级，从而使自己在强大的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联合势力面前，陷于软弱的地位。但是，其时刘师培却独具只眼，以清晰的语言明确地提出了满足农民土地要求、发动“农人革命”这一重要的政略思想。他在《悲佃农》[93]中说：“既处今之世……必尽破贵贱之级，没富豪之田，以土地为国民所共有，斯能直合于至公”；否则，即便共和告成，农民受地主挟制，所谓选举自由权，也无非徒具空名。而要藉富豪之田，“又必自农人革命始”。这自非偶然。刘师培是在详细考察了中国自古土地制度失平及其与封建等级制的内在联系后，才提出这样重要的见解的。在同一文章中，他指出，“中国自古迄今，授田之法，均属失平”。“富”、“蓄”二字从田，“私”、“积”二字从禾，可见古代以田谷多少区富贫。后贵显者复将力农之役转属农人。“民”为苗黎，“氓”为农民，与民互训，则苗民与农仆同，故“以劳佚之殊，定尊卑之制，夫固自古为然矣”。尤其可贵的是，他还依据历史经验告诫党人，不应将农民视为无所成事的乌合之众，历史上陈涉、吴广等众多农民起义的事实，已“足证中国之农夫，非不足以图大举”。他事实上是认为，共和革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有待“农人革命”的再起：“世有陈涉、刘秀、邓茂七其人乎，公理之昌可计日而待矣。”刘师培的见解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但这无损于其自身的价值。他提出“农人革命”的主张，确是缘于对历史与现实联系的冷峻思考，和更多地表现出其“通史致用”思想的深刻性。

以上事实也说明：前期的刘师培所以成就为著名的革命党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其“通史致用”的结果。

从史学领域本身来说，刘师培是资产阶级新史学的积极开拓者。

20世纪初年，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发轫期。长期以来，人们对梁启超、夏曾佑等资产阶级立宪派的新史学思想较为重视，但对革命派却注意不够。事实上，后者中有不少人对新史学的创立，同样卓著功绩。刘师培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不仅同样揭出了“新史学”的旗号，而且身体力行，著有《中国历史教科书》、《古政原论》、《周末学术史序》等许多著作，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刘师培的新史学主张，主要集中在两方面：

（一）史家当确立新的进化的历史观

刘师培认为，中国史书纪事述制，明晰周详，“然治化进退之由来，民体离合之端委，征之史册，缺焉未闻”[94]，即无由阐明历史进化的规律。究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旧史家囿于传统的循环论的历史观。他说：“中国前儒，推论世运，以为世界递迁，一治一乱，终始循环，周流不息。”《易经》之义，言阴极则阳生；《春秋》之义，言乱极则治生；许慎说文解字，“亦曰亥终则复始一也”，都无非在强调这一点。但是，随着“进化学理日昌”，此种循环论已被证明全然不符合历史的发展，“悉归无验矣”[95]。故史学欲通古今之变，助益群治，便不能不接受西学，确立新的进化的历史观。

在刘师培看来，史家确立进化的历史观，还须打破两种传统观念：一是打破以帝王为中心的观念。“中国史书之叙事，详于君臣，而略于人民”[96]，即以封建帝王为中心；而事实上，君由民立，人民才是社会历史进化的主体。因之，著新史当反其道而行之，着重考察群体进化的大势。这主要有五：“一历代政体之异同；二种族分合之始末；三制度改革之大纲；四社会进化之阶级；五学术进退之大势。”具体讲，当突出中国历史上的以下重要事件：黄帝、唐尧、商汤、周武即位；周民逐厉王；周避犬戎东迁；古哲学家孔子生；秦始皇即帝位；陈涉起革命军；晋避五胡南迁；隋文帝一统南北；沙陀夷李克用入主中国，宋南迁；蒙古入主中原；满洲入关；洪秀全起义金田村；联军入北京[97]。与此相应，新史书还必须改变依王朝更迭铺陈史实的传统体例，改用“西人新历史的体裁”[98]，而以时代区先后，注重彰显历史进化的阶段性发展。在《中国历史大略》中，他从民族主义出发，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以下四个时代：上古（三皇五帝至周），“汉族增势的时代”；中古（秦至唐），“汉族扩张的时代”；近古（梁至明），“汉族衰弱的时代”；近世（满清），“异族窃国时代”。[99]同时，刘师培还首倡以黄帝纪年。这固有与康有为立宪派的孔子纪年相颉顽，以利排满宣传的一面，但同时也是为了进一步打破人们的以帝王为中心的传统观念。所以他在《黄帝纪年说》中指出：“中国政体达于专制极点，皆由于以天下为君主私有也。今纪年用黄帝，则君主年号徒属空文，当王者贵之说将不攻而自破矣”[100]。

二是打破封建的正统观念。刘师培认为，旧史家一方面歌颂帝王、圣人，另一方面则极力贬抑农民起义的领袖，这里体现的封建正统观念，与进化的历史观格格不入。他特别指出，司马迁著《史记》，在做完《孔子世家》后，便做《陈涉世家》，人以为不伦，实则是为史家卓识。他说：政治与教育是群治进化的两大要素，“如若没有孔子，就不能集学术大成，这教育就不能完全了。如若没有陈涉，就不能起革命风潮，这政治就不能改革了。所以陈涉共孔子，是个一样看重的”[101]。孔子、陈涉所以都值得史家立传，是因为他们在不同的领域里，都为群体进化作出了重要贡献。所以他称陈涉为“中国革命家”，在作了《孔子传》后，更撰《陈涉传》。同样，刘师培以为洪秀全的业绩不逊于朱元璋，但史官“一则崇之如帝天，一则目之为潜窃”[102]，是一种可悲的历史偏见。他称颂洪秀全、杨秀清等太平天国领袖，都是民族“绝大的英雄”，在《攘书》中特辟《帝洪篇》。需要指出的是，刘师培对郑成功的评价尤具深意。其时《浙江潮》、《江苏》等革命派刊物多刊有郑成功传，颂扬其反清业绩，但刘师培以为这些文章都未能说清“郑成功的特色”。他将之归结为六点：第一，“保种的功业”，反清坚决而卓著功勋；第二，“辟地的功业”，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中国到了现在，天天受白种的欺侮，没有一椿敢与他抗，仿佛白种的势力都非黄种所能及的。他那里晓得二百年前还有一个战胜白种的大英雄呢”；第三，“没有奴隶的性质”，他的奋斗是为民族的，“不是为一姓的”；第四，“实行家族的革命”，与降敌的父亲决裂，破家族观念，“为民族尽力”；第五，“晓得内政”，开发台湾；第六，“晓得外交”，联络日本。[103]这里刘师培高度评价郑成功以民族国家利益为重，收复、开发台湾的丰功伟绩，其识见不仅超越了封建正统观念，而且超越了狭隘的排满宣传，表现出近代民族民主主义更为开阔的视野。

刘师培反对封建正统观念，在学术领域，便是反对儒学独尊，主张学术平等，即降孔子与诸子同列。他写的《孔学真论》一文，就是将孔子视为先秦九流之一，并指出其儒家学说自身的不足。

由上可知，尽管囿于排满宣传，刘师培对中国历史进化大略的概括有失偏颇；但他强调新史家当摆脱循环论和封建传统观念，在进化的历史观指导下，重新研究中国历史和着意表彰为旧史家长期贬抑埋没的民族英雄人物，其视野、情感，即史学研究的价值取向，无疑已与旧史家判然相异。

（二）强调史学方法论的更新

20世纪初年，随着社会学传入我国，近代西方以进化论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些理论和方法，也渐为士人所熟知。刘师培对西方社会学尤为关注，自谓“予于社会学研究最深”[104]。因之，他颇多心得，以为中国新史家应借鉴西学，在方法论上也要有所更新，这至少可以提出以下几方面：

1。加强史家的逻辑思维。刘师培认为西方社会学所以能成为藏往察来的“精微之学”，说到底，是得益于它有一套健全的逻辑思维方法：“大抵集人世之现象，求事物之总归，以静观而得其真，由统计而徵其实。凡治化进退之由来，民体合离之端委，均执一以验百，播始以验终，使治其学者克推记古今变迁，究会通之理，以证宇宙所同然。”[105]集诸多现象，由统计而徵其实，是为归纳法；执一以验百，则为演绎法。他指出，这两种逻辑思维的方法，中国古代原本有之，例如，荀子所谓的“大共”，道德家言“由经验而反玄虚”，讲的就是社会学的归纳法；荀子所谓的“大别”，阴阳家言“执一理以推万事”，讲得的就是社会学的演绎法[106]。但可惜，经久湮没无闻。旧史家所以侈陈往迹而不明进化之理，除了囿于循环论的历史观外，还在于“史官不明社会学之故也”，即不懂得逻辑思维的方法。所以刘师培主张，欲治新史，史家不能不加强自己的逻辑思维训练。例如，他在《拟编辑乡土志·序例》中论及如何编“风俗志”时就曾指出：“编此志宜搜集人世之现象，推记古今迁变，以验人群进化之迹。”[107]这里强调的便是归纳法的运用。

2。开阔视野，会通中外，运用比较研究法。19世纪中叶后，西方社会学、人类学所以得到迅速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交通的日趋发达大大方便了学者在全球范围内，对人类的历史、文化、风习行综合的考察研究。“社会学非常注意原始社会史和用比较法来研究无文字民族社会制度的起源和发展”[108]。刘师培显然理解了这一点，故他说：“今西人言社会学，非含世界全体研究之，则其法不成。”[109]达尔文考察各地动植物，渺思穷想，求其会通之理；甄克思的《社会通诠》，征引众多史实，以证宇宙同然，无不是如此。由是，他引出了重要的结论：“今日治史，不专赖中国典籍”，必须“参考西籍及宗教社会之书，庶人群进化之理可以稍明”。这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西方有关中国历史的典籍和著作，“足补中史之遗”[110]。他在《重刊洪氏元史西北地附录释地序》中，就高度评价清廷驻法俄公使洪钧的著作有三大特色：“据西书佚事，以正史册之治讹；本大食之方言，训佉卢之文字，是曰正名；定声，其善三。”[111]他还借助法人拉克伯里的《支那太古文明西源论》，探讨中国民族起源。[112]虽然事实证明该书的“中国人种西来”说，纯属杜撰，刘师培据为信史是一失误，但他积极借鉴外人研究成果的本意，还是可取的；二是在肯定人类历史文化具有共性的基础上，指出中外比较研究有益于加深对中国历史现象的理解。事实上，刘师培已在自觉地运用此种研究法。例如，为说明洪荒之世，民智初开，故其观察事物知具体不知抽象，而言词简单，与后世殊异，他举证说：西方学者告尔敦说，达马拉人数数，用左手撮右手指计算，故其数至五为止。而中国文字也恰恰是“五”字以下皆有古文，“六”字以上皆无古文，可见古人同样以五为止数。此外，西方社会学指出，文明幼童与野蛮近，欲言赤色，则言金鱼；欲言黑色，则言薪炭。而在中国古籍中，五色之字都有代名，如曰铁、曰墨，皆黑的代名；曰金、曰华，皆黄色的代名，“是古人不知离物言象之确证”[113]。刘师培的中外比较研究，当然还只是处在简单类比的层次上，但重要在于，它提示了史学研究的一种崭新的思路。

3。重视考古。西方的考古学作为史学的一门辅助学科，20世纪初也开始被介绍到了中国。它引起了中国士人的关注，但却非人人都能很快接受和理解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先是肯定考古学，后又力斥其非，以为“以地质徵者，斯犹探汤而验虚实，刺血而质亲疏，愚者持以为证，非其证也”[114]，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刘师培却始终高度重视其价值。他甚至不无道理地断言：“以掘地术精，克致古初之造物，因古器以究古制”[115]即考古学的发达，正是西方社会学赖以成立的又一重要原因。刘师培认为，中国要发展新史学也应当重视考古。“欲考古政”，可有三种途径：一曰“书籍”。上古渺茫，但《世本》诸书去古未远，藉其“片言单词，皆足证古初之事迹”；二曰“文字”。造字始于苍颉，察其繁简衍变，也可“窥治化之浅深”；三曰“器物”。木刀石斧，今虽失传，“然刀币鼎钟，考古家珍为拱璧”。他对考古的理解不仅限于“洪积石层”（考古发掘），是较为全面和正确的。但他对其时中国尚无条件开展野外考古，深为惋惜，他说：“惜中国不知拙地之学，使西人之法行之，必能得古初之遗物。况近代以来，社会之学大明，察来彰往皆有定例之可循，则考迹皇古，岂迂涎之辞所能拟哉！”[116]刘师培相信，中国上古史研究最终有赖于考古学的发展，这是很有远见的。

4。从地理角度研究古代学术史。20世纪初年，西方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在中国风行一时。它强调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无视其内部的因素，是非科学的外因论。但它毕竟注意到了地理条件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又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其时，人们多以此解说中西文化的差异，尤其是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的原因。刘师培则另辟蹊径，提出了“学以域分”的命题，主张从地理与人文关系的角度，探讨中国古代学术史。刘师培自己已开始作了初步尝试。他指出，据西人那特轻的《政治学》诸书，山地之民坚忍不拔，有崇尚实际之风；泽国之民向慕虚无，常具活泼进取精神；学术也因之互异。所以，毫不奇怪，东周以降，中国学术的发展不仅以长江、黄河为界，且以山地泽国之别，各异其趋：齐国背山临水，故有管子、田骈之学，“以法家之实行，而参以道家之虚无”，若邹衍谈海，则又活泼进取之证；西秦三晋之地，山岳环列，民风强悍，故申、韩、商君“法家者流，起源于此”；鲁承周公之典，习于缛礼繁文，“儒家亲亲尊尊之说，得而中之”；宋承殷人事鬼之俗，墨子尊天明鬼之说，得行其间。“盖山国之民修身力行，则近于儒，坚忍不拔则近于墨，此北方之学所由发源于山国之地也”；楚北临汉江，南极潇湘，地为泽国，故老子之学起于其间。“从其说者，大抵遗弃尘世，渺视宇宙，以自然为主，以谦逊为宗，如接舆沮溺之避世，许行之并耕，宋玉、屈平之厌世，溯其起源悉为老冉之支派。此为南方之学所由发源于泽国之地也”[117]。是为诸子学因地理而异。刘师培还撰有《南北经学不同论》、《南北理学不同论》、《南北考证学不同论》、《南北文学不同论》、《论美术援地而区》等文，以为经学、理学、考证学、文学、美术等的发展，也无不皆然。将古代多样化的学术流派，一概按地理区分为南北派，难免有失绝对化；但刘师培自觉到了地理环境对社会风俗与学术分布的影响，提出“学以域分”的命题，对于开拓人们的思维空间，仍然是十分有意义的。同时，应当指出，他并未将地理条件绝对化，因为他还指出随着交通日开和学者间的交往增加，南北学派的差异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

5。将小学与社会学结合。作为朴学家，刘师培精通小学。他发现原为治经津梁的小学与西方社会学具有互补性，二者的结合将可进一步彰显社会的进化轨迹。他说，“西人社会之学，可以考中国造字之源”[118]，即借助西方社会学原理，可以进一步理解中土文字的缘起与发展。但社会学远未成熟，其穿凿附会之说尚不能免；故是学的昌明，又不能不藉中土文字以为折中。因为，“文字繁简，足窥治化之浅深，而中土文字以形为纲，察其偏旁，而往古民群之状况，昭然毕呈。故治小学者必与社会学相证明”[119]。刘师培著有《小学发微补》、《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等文，是其探讨二者结合的代表作。其中，他曾指出，“尊”为酒器，古代奉以祭神，引申为尊卑之“尊”。是上古惟尊者能握祭祀之权，惟天子能祭天，诸侯、大夫、士、庶人依次减杀，“以祭祀隆杀定尊卑”；“君”、“父”二字皆像持杖之形，说明上古凡握兵权者皆居尊位；“贵”、“贱”二字皆从贝，是古代富者必贵，穷者必贱；而“民”训冥，以民生不得学，故曰愚民。“观此四证，则阶级制度之起源，可以深思而得其故矣”[120]。这显然使人们对上古社会的认识变得大为丰富了。章太炎对刘师培在这方面的探索，称赞不已。他在给后者的信中写道：“大著《小学发微》，以文字之繁简，见进化之第次，可谓妙达神恉，研精覃思之作矣。下走三四年来，夙持此义，不谓今日复见君子，此亦郑、服传舍之遇也”[121]。将小学与社会学结合，使小学超越了作为治经津梁的传统，而成为考察古代社会史的一个重要手段，这不单是合理的，而且当看做是其时在史学领域实现中西融合的一个值得重视的积极成果。

从强调新史家加强逻辑思维训练，到主张将传统的考据方法与西方社会学原理相结合，说明刘师培对史学方法论更新的见解，已具有相当的系统性。人所周知，在20世纪初年，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被公认是近代资产阶级新史学的最初代表作，自有其重要的价值。但也毋庸讳言，二文于史学方法论却甚少涉及。所以，刘师培能从历史观和方法论两个方面探讨新史学，就不单是独具特色，而且是难能可贵的了。

通史致用和倡言新史学建设，是刘师培史学思想的两大特色，二者相辅相成。通史致用强烈的革命功利主义必然产生的参与现实、活泼进取的精神，有力地推动着刘师培突破旧史家的封闭与褊狭，大胆吸纳西方新学，以构建合乎共和革命需要的新史学；反之，以新的思想、新的形式所表达的新的历史诗情，又使其“通史致用”愈加卓有成效。早期刘师培的史学思想和实践获得了很大的成功：通史致用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他作为著名革命党人的地位，而由此撰就的一系列著作，扩大了资产阶级新史学的疆域，同时也为自己在近代史学史上赢得了一席之地。

对于刘师培新史学著作的价值，论者多强调其《中国历史教科书》。这自然是对的。因为该书是刘师培按进化论的历史观和西方新体例写就的一部通史性著作（未完成），较集中体现了其史学思想与风貌。但从开创性的意义上讲，既有公认的“新史学佳构”、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出版于前，它便不能不稍呈逊色。事实上，刘师培新史学研究最具创意的贡献不在于此，而在于他得风气之先，开拓了中国新史学研究两个重要的领域。

（一）吸纳摩尔根以来西方人类学研究的重大成果，开创了中国原始社会史研究的先河

恩格斯曾指出，摩尔根“确定原始的母权制氏族是一切文明民族的父权制氏族以前的阶段的这个重要发现”[122]，开辟了原始社会史研究的新时代。摩尔根及其后来的西方学者不仅证实了母系氏族的存在和人类社会起源的普遍性，而且确定了氏族内部婚姻家庭发展的阶段性，从而为整个原始社会研究提供了新的基础。1904年由严复翻译出版的甄克思的《社会通诠》一书，第一次具体介绍了上述原始社会研究的重大成果。刘师培不仅肯定西方学者的这些精辟论断，而且据以重新考察中国远古社会，引出了许多新人耳目的见解。他具体论证了中国原古母系氏族的客观存在及其因婚姻家庭的演变向父系氏族转换的历史机缘。更可贵的是，他借助甄克思著作的提示，对上古君权起源所作的解说，已相当接近了由摩尔根肇端的关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科学思想[123]。刘师培为人们勾画了远古人类经历漫长的岁月，由母系氏族过渡到父系氏族，最终跨入国人所熟知的“三王时代”，而站到中华民族开化史的源头的进化过程。他铺陈的正是一部中国原始社会发展史，尽管其浮光掠影式的鸟瞰，尚谈不上对上古史作科学的研究；但其凭借深厚的国学功力，对古代典籍所作的新的诠释和判断，仍然是十分有意义的。应当指出的是，上述刘师培对中国原始社会的见解，其论述之系统，观点之鲜明，当时实无出其右者。梁启超倡新史学，主张藉泰西方法“为比例，以考中国史前之史”[124]，但他毕竟没有具体研究上古史的著述。夏曾佑亲为《社会通诠》译本作序，但他后此出版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却于构成原始社会史基础与核心的母系氏族、父系氏族及其婚姻家庭的演变，不著一词。这就从根本上忽略19世纪以来西方人类学研究的最重大成果。所以，重要的还在于，刘师培不仅在传统的圣贤经传之外，第一次为国人描绘了较比更接近其本来面目的中国原始社会史，而且在事实上也为中国原始社会史的研究，开创了先河。

（二）所著《周末学术史序》开创了中国古代学术史研究的新生面

刘师培于中国古代学术史用力尤勤，《国学发微》、《两汉学术发微论》、《汉宋学术异同论》等，皆是其有代表性的力作。但其中《周末学术史序》最具创意。是书由总序、心理学史序、伦理学史序、论理学史序、社会学史序、宗教学史序、政法学史序、计学史序、兵学史序、教育学史序、理科学史序、哲理学史序、术数学史序、文字学史序、工艺学史序、法律学史序、文章学史序十七篇组成，实为拟议中的《周末学术史》一书的论纲。刘师培在“总序”中说：“学案之体以人为主，兹书之体拟以学为主，义主分析，故稍变前人著作之体也。”[125]这即是说，他想打破传统的学案体，从西方近代学术的观念出发，对周末学术史作多学科多角度的研究，为古代学术研究开一新生面。这同样发人所未发。时章太炎著《诸子学略说》，是有重要影响的著作，但它在体例上，未见创新。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对古代学术史作全景式鸟瞰是其特色，但既非专门研究，于体例也无所发明。所以，刘师培的《周末学术史》虽未成书，但因其能发凡起例，有力地开拓了时人的思维空间，尤其受到了年轻一代学子的欢迎。黎锦熙回忆说，年轻时，乡居读书，于古代典籍“每苦漫漶，又精涉新籍，谓学宜成科，思分别钞系”。后见《周末学术史序》，“知刘君已先我而为之言……因是大乐，逐篇手抄，镌骨簪为圈点，以上等印油施之行间，又即其自注而为之疏，及所引书皆探其原，不合者校订之。眉端广长，批以蝇头小字，有时尚不能容也。旋入校，则于课余或寒暑假期为之。迄岁己酉，积成一册。自是遂坐待刘君本书之成”。一个青年学子的向慕之情，溢于言表。黎锦熙尤其强调指出，三十余年后的今天，“反观兹篇，其分科之论，容有可商，虽然固‘不废江河万古流矣’”[126]。他同样是肯定《周末学术史序》发凡起例，于古代学术史研究有筚路蓝缕之功。

质言之，刘师培不仅倡导新史学，且身体力行，多所建树。可以这样说，他是20世纪初年继梁启超、夏曾佑之后，于推动资产阶级新史学建设最具建树的开拓者之一。其在近代史学史上的地位，是应当得到尊重的。

固然，刘师培史学思想的弱点也是明显的。他在政治上勇于革命却又偏激浪漫缺乏韧性的特点，不能不影响其史学思想：感觉敏锐，无所忌讳，发凡起例，故能于新史学多所创获，是其长处；但缺乏严谨，轻于比附，牵强附会，则成其弱点。他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依毫无根据的“中国人种西来”说，铺陈中国历史起源，就是典型的例子。即便是关于中国原始社会和周末学术史的研究极具创意，但其中的武断也随处可见。尽管在新史学开拓期，此种偏颇是难以避免的，但它毕竟影响了刘师培新史学著作的自身价值。至于在政治上变节之后，其史学思想也迅速归于颓唐、平庸，自然更是令人叹息的事。

四、章太炎刘师培交谊论

在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间的友谊，千姿百态；但其中章太炎与刘师培的交谊，无疑更引人注目。这不仅在于他们集革命党与国学大师于一身，携手并肩，借经史助益革命，崇论宏议，曾令人神往；还在于二人的交谊因刘师培中途变节而破裂，章太炎不乏真诚与宽容，百计修补，却无法避免最终绝交的结局，又使之染上了悲剧的色彩。同时，章、刘交谊始于“苏报案”发生前夕、辛亥革命洪波涌起之时，终结于袁氏复辟帝制、革命确然失败之日，其变迁又从一个侧面生动地反映了时局的变动和革命知识分子走过的艰难曲折的历程，启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