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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国粹派的历史地位（第1页）

第八章国粹派的历史地位

一、辛亥后国粹派的落伍

1912年2、3月间，《国粹学报》正式停刊[1]。其最后一期即第82期上同时刊出了国学保存会的《拟推广本会之志愿》及《古学汇刊略例》两文。前文写道：

今者清帝退位，汉德中兴，海内识微之士，多谓本会为精神革命之先河，同人等固未敢自居文字之功，然硁硁自守，抱其素志，毋敢少渝。中间虽屡经官家之注目，始饴以金资，继加以威吓，同人不为少动中止，乃延一线至今日。际兹民国成立，言论结社得以自由，同人等固当不懈而益勤，思以发展其素抱。

它拟定的“推广条例”包括：一刊印先哲遗书；二《国粹学报》停刊，另组《古学汇刊》；三设古物流通处、金石采访处及古学研究所；四推广藏书楼；五设考古展览会。《古学汇刊》由缪荃荪为总纂，邓实仍为主任。定每两月出一编，分上、下二篇，刊前人遗著与近人新著，“宗旨在发明绝学，广罗旧闻”[2]。但实际上，所谓“推广本会志愿”并未实现，《古学汇刊》从1912年6月至1914年8月，共出12编24册后，也告终绝。

国学保存会最初的设立，目的本在于“阴谋借此以激动排满之思潮”，清廷既覆，它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所以，可以说，迄1912年初《国粹学报》停刊，国学保存会也实告寿终正寝。如果说当年国学保存会与《国粹学报》的成立，是清末国粹派和国粹思潮崛起的标志；那么其时二者的中绝，则是宣告了它们的终结。其后，国粹派风流云散，虽有“南社”[3]仍在发展，但物换星移，其存在已非原来的意义。

从总体上看，辛亥后，缘于资产阶级共和国和“借国粹激动种性”美妙理想的破灭，国粹派多由先前慷慨悲歌、壮怀激烈的弄潮儿，渐归于宁静、消极和颓唐。刘师培先已变节，不足论；国学保存会和《国粹学报》的主持人邓实，在上海“以金石书画自娱，厌倦文墨，无复当年豪兴”[4]；诸贞壮也“卜居武林，以诗文自娱，啸傲湖山”[5]；黄节虽一度出任广东高等学堂监督，但不久即退归北大任教。他有《沪江重晤秋枚》七律一首，记1918年在上海与邓实久别重逢时的心境，曰：

国事如斯岂所期，当年与子辨华夷。

数人心力能回变，廿载流光坐致悲。

不反江河仍日下，每闻风雨动吾思。

重逢莫作蹉跎语，正为栖栖在乱离。[6]

他对理想破灭，国事日非，深感失望，为人写字常钤“如此江山”印章[7]。虽愤世嫉俗，却洁身自隐。国粹派最主要的人物章太炎，继续奔走政治，但多限于军阀上层，日渐脱离了民众。他最终退居宁静，“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8]

国粹派既在政治上消极、落伍，其思想也必然失去光泽，而趋于僵滞。邓实将《国粹学报》改刊《古学汇刊》，强调“广罗旧闻”，已显示了此种倒退。章太炎在被袁世凯囚禁的“幽居”期间，追迹往事，“感事既多”[9]，手定《章氏丛书》，将许多宣传革命的旧著刊落了，反映的也是同样的心态。不仅如此，章甚至还对自己先前猛烈批判封建旧文化的正义之举，表示忏悔。1922年6月他致书南京高师柳诒徵教授说，自己订孔、反孔，“妄疑圣哲”，“乃十数年前狂妄逆诈之论”，这在《章氏丛书》中业已刊落，“不意浅者犹陈其刍狗”，“足下痛与箴砭，是吾心也，感谢感谢”。他在信中特别说明：当年是因“深恶长素孔教之说，遂至激而诋孔”。中年以后，“诋孔则绝口不谈”，只是“前声已放，驷不及舌，后虽刊落，反为浅人所取”[10]，追悔莫及。它说明，章太炎这位当年“有学问的革命家”，已经丧失了昔日的勇气和革命精神。

国粹派是落伍了，但某些论者用“封建复古”或“反动”，来概括辛亥后的晚清国粹派；更有甚者复借此反证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的实质，本在于维护封建旧文化[13]，却是失之偏颇。因此，指出以下几点，仍然是必要的。

其一，就晚清国粹派主要代表人物而言，类能保持共和革命者的气节。辛亥后，封建复辟势力一直甚嚣尘上，但早在1912年1、2月间，柳亚子就在《天译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时评，坚决主张北伐，反对革命党人向袁世凯妥协让权。他说：“袁之为人，专制锢毒，根于天性，与共和政体无相容之理”[14]，其效法拿破仑借总统而登皇位之心，路人皆知。“今日之事，万绪千端，唯有乞灵于铁血”[15]。其后，为反抗袁氏独裁，宁调元在“二次革命”中献出了生命。迨袁世凯复辟帝制，章太炎“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虽因此遭禁锢，“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16]。惟刘师培附逆，参加了筹安会；但他不仅遭到了马叙伦、黄侃的当面怒斥[17]，而且也激起了其他原《国粹学报》同人的一致谴责。其中，黄节曾两次致书刘，责其解散筹安会：“夫倾复民国是为内乱，聚党开会，是为成谋，岂与米博士泛论国体、著书私言所可同语？仆以为斯义一出，动摇国体，招致祻败，心所谓危，愿因足下以告诸君，深察得失，速为罢止”[18]。黄节复将信的原稿寄上海老友黄宾虹，请他代为分致沪上各报刊登。最后黄宾虹将节稿交柳亚子，发表在《南社丛刻》里了。黄节革命气节尤为凛然。张尔田在《蒹葭楼诗序》中说：“君既以诗鸣海内，居京师十年，穷且饿。当项城称帝时，名士趋之若坑谷焉，而君独攸然南归。又有浼之出者，亦坚卧不一应”。郑逸梅也称赞他“生平绝不与遗老唱和”[19]。他们既保持着共和革命者的气节，这也就决定了他们与“复古”、“反动”者，不可同日而语。

其二，国粹派不都是落伍者。辛亥后的晚清国粹派从总体上看是落伍了，但也要指出，他们中也仍有许多人在继续前进。钱玄同原为典型的国粹论者，却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固不必说；马叙伦曾积极推荐陈独秀为北大文学院院长，足见其并非反对新文化运动。而五四运动发生后，他复出任北大教员会书记兼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会联合会主席，自然说明更趋激进了[20]。柳亚子最初对新文化运动抱有抵触情绪，但后来“便完全加入新文化运动了”。1923年他所以要重组新南社，目的也在于为了适应新形势和加入新文化运动的潮流。柳亚子自己回忆说：“不过，我应该用怎样的方法，才可以参加这一个运动呢？于是就有改组南社为新南社的计划出来”。“新南社的成立，是旧南社中一部分的旧朋友，和新文化运动中的一部分新朋友，联合起来，共同组织的”[21]。同时加入新南社的《国粹学报》同人，还有胡朴安、陈去病等人。因此笼统说晚清国粹派带有沉重的“封建复古的铁枷”，故“在政治上自然容易堕落为保守复古思想的支柱”，并不正确。

其三，对国粹派的落伍尚须有“度”的把握。长久以来，人们已习惯于以赞成抑或反对新文化运动，作为评判时人进步抑或反动的唯一标准，而未能顾及缘文化问题的复杂性，对新文化运动抱抵触或反对态度的人，固算不得高明，但并不等于即与“反动”同列。这里于其“度”的把握，不是没有意义的。《国故月刊》的设立，如前所述，固是意在与新文化运动抗衡；刘师培、黄侃、马叙伦、黄节分任总编辑与特别编辑，也集中反映了原有《国粹学报》同人的落伍。但尽管如此，它的创办仍不足以说明国粹派已走向“封建复古”的反动。《国故月刊》最初由张煊等几位学生发起，简章在草定之后才复征求教员赞助的[22]。从内容上看，除了张煊的《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言文合一平议》两篇为与《新潮》商榷者外，其余多为古奥的国学论文。平心而论，张的二文对《新潮》有所驳难，但究属学理探讨，所论亦非无见，与封建复古说无涉。所以，其时构成与新文化运动真正对立的是康有为、林纾之流为代表的尊孔复古思潮；晚清国粹派诸人继续埋首国学研究，固然也表现为对新文化运动的抵触和不满，但究不能与前者等量齐观。所谓辛亥后“国粹主义思想迅速与反动文化合流”云云，实属夸大其词。

较比起来，章太炎落伍得更远，但鲁迅却是这样评价其晚年的：“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后来的参与投壶，接收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但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23]这自非有意宽容，而是基于深沉的历史感而引出的理性判断。准此以言，上述对辛亥后晚清国粹派的苛刻否定，不是应当得到矫正吗？著者以为，也可以这样说：就其主要代表人物的整体而言，辛亥后国粹派落伍了，但非“反动”，而且“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

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一大特色，就是新旧更迭十分迅速。一些本是虎虎有生气的人物、派别或思潮，曾几何时，便因落伍而黯然失色。因此，评价他们，既不能以其前期掩盖后期，也不应以其后期而抹杀其前期。科学的态度，是要把问题提到特定的历史范围加以考察。对于晚清国粹派及其国粹思潮的历史地位的认知，也应当作如是观。

[1]这里据《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总汇》论定，但其实际停刊，当晚至1912年2、3月间。因为，其最后一期即第82期封面标明，该期为1911年第8—13期合刊本，但是期载国学保存会《拟推广本会之志愿》一文，内有“满清退位，汉德中兴”一句，按清室退位在1912年2月12日，可知其实际出版时间，当在1912年2、3月间。

[2]《古学汇刊略例》，载《国粹学报》，第8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