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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第1页）

贝多芬

贝多芬：德国作曲家，生于波恩。1792年在维也纳师从海顿，从此定居维也纳直到逝世。一生谱写的作品数量众多，有室内乐、奏鸣曲、协奏曲、歌剧，最为著名的有九部交响曲。

在1762年至1770年，神童莫扎特是当时欧洲音乐天空中的一颗耀眼的明星。他光华四射，光彩照人。就在十岁前后，他已在欧洲各地进行了巡回演出，成为宫廷的常客、奥地利女皇泰莱莎的宠儿。莫扎特的彗星般的升起，激发起波恩宫廷乐队男高音约翰·贝多芬内心的一个炽热的愿望：他也要把自己的儿子路德维希·贝多芬培养成为一个音乐神童。还在贝多芬四岁时—那是在1774年，也就是在这一年之前，莫扎特结束了他的第三次辉煌的意大利之行—他就开始对儿子展开了严格和冷酷的音乐教育，他要孩子按他的意愿行事，但是小贝多芬却经常脱离沉重的、难以辨识的乐谱，乐于在钢琴上按自己的思想、自由地即兴而弹。“这种提琴上的胡拉或者钢琴上的随意乱敲”激起老贝多芬的愤怒情绪，经常对孩子大加咒骂，甚至扇以耳光。但是这并不能制止孩子的这类游戏。当父亲又一次责备贝多芬时，小家伙竟然回答说：

“难道这不美吗？”

父亲这次耐心地说：“作曲那是另一回事，你现在还不行。要勤奋按照乐谱弹琴和拉小提琴，这是更重要的。当你有了更大的进步时，那你就能作曲了，你必须还得好好地用脑子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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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5年3月29日和30日，贝多芬在维也纳第一次公开露面，登上音乐会的舞台，这是音乐家协会为赈济已故音乐家的遗孀而举办的一次活动。贝多芬并没有承担主要节目，他只是其间“在钢琴上演奏他自己创作的一首新协奏曲”，这首作品在演奏前还没有完成。头一天的下午他还在写这首协奏曲中的回旋曲，而抄谱员就在门外等待，以便把他完成的作品立刻拿去复制。

贝多芬有点怯场，这使他的腹部疼痛加剧。他青年时期的朋友威格勒弄来些药以减缓他的痛苦，就是在这种困难情况下，贝多芬完成了这部协奏曲的演奏。他的演出引起了全场的轰动，这位配角成了一个主角，贝多芬的名字迅即传遍整个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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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位未来的天才在他初期求师于另一个人时，那学生和老师之间的矛盾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贝多芬和海顿就是一个这样的事例。贝多芬对海顿的授课不满，因为他觉得自己的进步不快。这位年轻的学生在1795年5月要出版他的钢琴三重奏、作品第一号，他的老师希望贝多芬在乐谱封面题上“海顿的学生”的字样。这使贝多芬陷入窘迫，他觉得他没有从海顿老师那里“学到任何东西”，到最终他抹去了这个不情愿的副标题，而是把三首钢琴奏鸣曲、作品第二号献给他的老师，表达“感谢之情”。

海顿很早就认识到贝多芬的天才，还在1793年11月23日从波恩致大公爵马克斯·弗朗茨的信中就写道：“无论他是行家还是门外汉，听到现在的这些作品都必须公正地承认，贝多芬随着时间的流逝必将登上欧洲伟大音乐家之一的位置，能做他的老师，我感到骄傲。我只是希望，他还能留在我身边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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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乐队长萨列里是指导贝多芬作曲的老师，虽然俩人的关系有一段时间十分密切，但是老师总是不能完全理解学生。有一次他发现贝多芬的一个旋律不好，于是就对他大加斥责。第二天萨列里向他解释说，那个旋律追逐他到这样的程度：它整天在他的耳朵里响个不停。

“呐，”贝多芬随即说道：“那样它就不可能是不好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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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还年轻，他的声名还只是一位钢琴演奏家，而不是一位作曲家。在维也纳洛勃科维茨公爵家中，贝多芬遇到了一位来自格里辛格的先生，此人当时在萨克森公使馆任专员。他与这位以艺术家庇护人自居的年轻外交官员进行了一场涉及艺术家物质生活保证的必要性，以及他们该怎样完全以自己的艺术谋生的谈话。

贝多芬没多做思考，就举了歌德和亨德尔的例子：“我希望我能避免与出版商进行讨价还价的交易，找到一个人决定给我毕生享用的一笔固定资金，为此他拥有出版我所有作品的权利。我相信歌德与科塔[1]就是这样做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亨德尔与他的伦敦出版商也是如此。”

“我亲爱的年轻人，”那位外交官责怪地说，“我说这话，您不必伤心，您既不是歌德也不是亨德尔，也不可想象，您会成为这样的人，因为这样的天才不会再诞生了。”

贝多芬没有像歌德那样，幸运地有一个科塔那样的出版商，可他依然成了能媲美歌德和亨德尔的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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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伟大作品是为一个统治者而写的，这就是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当他完成总谱时，他的封面上题有这样的文字：

“伟大交响曲，完成于1804年8月，为波拿巴而写，路易斯·范·贝多芬，作品第55号”

贝多芬把波拿巴的名字写在前面，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后面，他要以这种题词的形式，把自己的这部作品献给他心目中的英雄、第一执政官、革命战士、丑陋的王国的毁灭者、自由精神的拯救者。

一天清晨，贝多芬的学生斐迪南·里斯冲进贝多芬的房间，带来了拿破仑称帝的消息。贝多芬先是十分惊愕，随之他垂下了头，然后他怒气冲天，咆哮起来：“难道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他变成一个独裁者和一个暴君。”

随后他跳了起来冲向书桌，把上面摆放的这部新交响曲复本的封面撕成碎片，扔到地上，一边用脚践踏，一边不停地唾骂和诅咒，像一个疯子一样。

后来他把“为波拿巴而写”的字样涂掉。1806年，当这部作品付印时，他题上：

“英雄交响曲，为纪念一位英雄而作”

多年之后，当他在写《庄严弥撒曲》时，听到拿破仑死于圣·海仑娜岛上的消息。他瞬间停了下来，望向远处，平静地说道：“二十多年以前我为这个悲惨的结局写了恰如其分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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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在1799年，有一天贝多芬又一次陷入多次发生过的窘境，他又一次一文不名。这时监理会成员阿门达来访，大师向他诉苦说，我得付房租，可我根本不知道该从哪能弄到钱。

“这太容易了，”阿门达回应说，随即走到钢琴前，弹出一个主题“痛苦和欢乐”，然后说道：

“你听到了吧？我现在离开你，给你三个小时的时间。在这段时间你进行变奏并把它写下来。”

阿门达离开了贝多芬的住处，在约定的时间又返了回来，发现贝多芬还在钢琴那儿，面带一种恼怒和沮丧的表情。

“怎么样？”他问道。

贝多芬转过脸，递给他一张纸，羞愧而又愤怒地脱口而出：“就是这张纸。”

阿门达拿着这张纸到房东那里，把这份乐谱交给他，并建议他到出版商书店去把它卖掉。可房东不愿意，他说：“我要现钱。”

“这比现钱要多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