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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俗学教育与研究的现状及思考以高校为主要考察对象（第1页）

我国民俗学教育与研究的现状及思考——以高校为主要考察对象

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兴起始于高校校园，具体说是以刘半农、周作人、沈尹默、钱玄同发起的北京大学歌谣征集运动为标识的，人们对此已达成共识。当时任教北京大学的刘半农、沈尹默提倡写新诗，倡导从民歌民谣中发掘文化艺术的理想因素。这场开风气的歌谣学运动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旗帜鲜明地提出学术研究主张，吸引了众多学人的目光。胡适、顾颉刚、董作宾、朱自清、钟敬文等学者都积极投身其中，出版歌谣周刊96期，搜集的歌谣有13000余首，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还出版了不少开创性甚至是经典性的学术成果，如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董作宾的歌谣研究，在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我国民俗学教育与研究已走过了近100年的历程，相对高校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教育而言，历史应该是比较悠久的。可从全国民俗学学科的整体情况看，至今民俗学仍被视为一门很年轻的学科，发展似乎是刚刚起步，大学民俗学教育体系仍未建立起来，绝大多数课程没有公开出版的教材。而稍微有点历史的文科诸多学科，课程、教材和教师队伍都已进行了多轮更新。这是一种特殊的现象，值得我们作些思考。

一、回眸近20多年中国民俗学的发展

新时期的中国民俗学应该是从1979年开始的，以七教授提出的《关于建立民俗学会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为标志。30多年来，中国民俗学研究有两个最明显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延续了早期民俗学研究的主流方向，即执著的人类学情结。

人类学研究的许多内容，实际上与民俗学是重合的，国外的人类学家有些同样也是民俗学家。民俗实际上不只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是一种民众的行为、民众的观念、民众的组织形式、民众对生活的看法、民众的知识，民俗学与人类学交叉重叠的地方就在这里。对此，钟敬文先生有明确的表述：“人类学（这里主要指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等姊妹学科，它们所处理的文化对象，主要是人类集体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它与民间文艺学、民俗学所处理的对象大部分是共同的或密切相联的。因此，在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理论的探索、阐发等方面，都有互相汇通和互相借鉴、启发等作用。作为一种应用科学，彼此在学理上往往也是相通的。”[1]人类学与民俗学之所以有一种亲缘关系，两门学科研究对象有交叉，这个交叉的本身就规定了两个学科间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人类学调查和探讨人们的行为表现、人们的生活观念和生活状态，其研究方法都可以为民俗学所运用，实际上，民俗学的研究是受到了人类学的影响。我们现在之所以把人类学和民俗学联系起来，来探讨它们的亲缘关系，就是从中国现在的研究现状看，有很多人的研究是跨学科的，而且，现在的人类学研究成果很多为民俗学所采用。人类学原来运用的方法、研究对象，有些恰恰是民俗学所忽视掉的，现在借用了人类学的方法，正好可以弥补民俗学研究中原有的不足与空缺。

许多研究方法，两个学科都是共用的，比如说结构主义人类学方法、象征人类学方法以及解释人类学方法等。按照某些美国人类学者的分类，民俗学是人类学的一个学科分支，或者也可以说彼此是姊妹学科。人类学和民俗学从其研究对象来说有一种交叉的关系。人类学尤其是文化人类学是研究人的活动的，人的存在环境，人的行为方式，人类所创造和享用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文化，民俗学实际上也是如此。过去似乎有一种误解，认为民俗学研究的是一种文化现象，或者说是民间文化现象，实际上所研究的这种现象本身也是以人为主体的，是特定众的一种群体生活方式、行为习惯、生活状态。在研究对象上，人类学和民俗学有很多相通之处，包括研究方法，一个很重要的研究方法——田野作业，这一研究方法是相通的。文化人类学强调理解，理解当地人对自己生活现象的看法，民俗学的立足点也在这一点上，这也是相通的。所以钟敬文先生指导的一些博士论文，研究的是村落社会组织建构、村落族群的社会关系，现在出版的一些关于某一区域人们生活状况的调查与研究的专著，也是民俗学者写的。研究某一村落的文化现象，村落史的研究，村落各类组织的研究，实际上都是民俗学家来做的，他们运用的也主要是人类学的方法。

我们不能把民俗学的研究方法只是停止在揭示文化遗留物的层面，当然这也是一种研究。现在我们民俗学研究领域也不只是局限在一些边远的、落后的山区，它也在研究城市社区，研究社区人们的生活创造和文化创造。研究这些民俗，若不借用人类学的方法是很难进行的。在文化人类学故事学领域，参与研究的学者众多，他们依循人类学研究的路子，直接从民众中搜集第一手材料，强调正在流传的故事材料的重要意义，并将文献材料和“田野”材料进行比较处理，经过分类分析，揭示故事的历史根源、文化意蕴、社会功能和结构范式。

第二个特点是以丰硕的成果和多样的研究方法，展示了民俗学和民间文学学科的实绩。

在文献民俗志采录方面，1984年，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民协组织了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中国民间歌谣集成》《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的编撰工作。这是我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民间口头故事文字化、书面化的运动，被称为建设中国民间文化的“万里长城”，是有史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对中国民间文化宝藏进行的最大规模的搜集采录工作，为此制定了“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的三性原则。截至1990年，共搜集歌谣320万首，民间故事183万篇，谚语784万条，总字数达40亿，这件功在千秋的伟业既保存了民间文化，又为日后的民间文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民俗学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当时，文化界、思想界的气氛异常活跃，国外新理论、新方法被大量引入并得到适时借鉴；持续多年的“文化热”达到了一种顶峰状态，钟敬文先生也提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民俗文化学”理论观点；诸多民俗志工作的广泛展开，既为研究者提供了更丰富的新资料，也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课题。这种良好的大的学术氛围和形势，必然影响到民俗学的研究，促使民俗学的研究要打破单一的、封闭式的和狭窄的局面，追求理论和方法上的多元化、开放性。

这一时期，伴随着思想解放的大潮，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理论研究空前活跃，成果显著。仅以民间文学理论著作为例，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有钟敬文的《民间文学概论》、乌丙安的《民间文学概论》、张紫晨的《民间文艺学原理》、段宝林的《中国民间文学概要》、叶春生的《简明民间文艺学教程》、朱宜初的《民族民间文学散论》、李惠芳的《中国民间文学》、刘守华和巫瑞书主编的《民间文学导论》等十余种；关于民间文学体裁建设方面，有袁珂的《神话论文集》、潜明兹的《神话学的历程》、刘城淮的《中国上古神话》、刘守华的《故事学纲要》《中国民间童话概说》、天鹰的《中国民间故事初探》、程蔷的《中国民间传说》、贺学君的《中国四大传说》、吴超的《中国民歌》、潜明兹的《史诗探幽》、张紫晨的《中国民间小戏》等几十种著作。这些著作，在高校民俗学教育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促进了高校民俗学教育。此外，还有许多围绕民间文学中的某个专题进行研究、对民族或地区的民间文学进行整体研究、对民间文学进行跨学科研究、作家与民间文学关系、民族及民间文学史的著作上百部。这一时期国外的关于民间文学的理论如神话学派、流传学派、历史地理学派、心理分析、原型批评、结构主义、故事形态学等都被介绍进来，并运用到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中，研究方法呈现多样化，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宽。以民间故事研究为例，有运用故事类型索引和历史地理学派探寻故事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民族、不同地域间的流传变异的，也有运用人类学、心理分析、原型批评理论阐释故事母题的文化意蕴和民族文化心理，还有运用叙述学和形态学理论对故事的叙述方式和内在结构进行研究的，再有将文献、口头文本和考古结合运用“三重论证法”进行故事研究的。另外学人不再单纯从文本进行故事研究，开始关注故事的生存情境，对故事讲述家和故事村进行研究。民间文学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

二、学科点最少的二级学科之一

整个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民俗学（包括民间文学）恢复和大发展的时期，高校民俗学教育也取得了喜人的成绩。钟敬文先生对此比较满意，他在1989年总结道：“十年来，在许多大学的文科院、系里，相继开设了民俗学方面的讲座。那里所讲授的，多数是一般民俗学（‘民俗学概论’），但也有的是特殊民俗学（如‘敦煌民俗学’、‘文艺民俗学’或‘民俗学史’等）。这种课目的开设，不但对大量的青年学生传布了民俗学的知识和培养了他们这方面的兴趣，同时也促进和加强了这门学科的理论研究和资料搜集、整理工作。这是民俗学发展的重要条件。”[2]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许多高校在注重民俗学课程的开设和师资队伍组建的同时，没有规划民俗学学科点的建立，更没有发展硕士点甚至博士点的长远打算。那时，除了北京师范大学以外，其他高校的民俗学（包括民间文学）几乎都不是独立的学科，均靠挂于其他学科点。

北京师范大学的中国民间文学专业是1988年原国家教委批准的高校重点学科。由于学科在建设过程中实际上拓展为包含中国民间文学在内的民俗学，而且已被现行研究生培养专业目录所确认，因而本学科点的名称亦应改作民俗学（含中国民间文学）。1997年6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联合颁布了新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国民间文学专业正式更名为民俗学，并成为一个独立的二级学科，和社会学、人类学、人口学并列，同属于一级学科社会学。从此，民俗学学科在我国高校有了名正言顺的地位。

著名民俗学家、民间文艺学家钟敬文教授是我国民俗学学科的带头人，他一直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早在1949年，他率先将民间文学带入新中国大学课堂，1953年起招收这一专业方向的研究生，1955年创立全国第一个民间文学教研室。改革开放以后，本学科进入了更快发展的新阶段，1981年被定为第一批博士点，人才培养和科研成果对全国高校同行进一步起到积极的影响和示范作用，至1996年成为“211工程”重点建设的学科。为发展和运用民俗学，加强对我国民众生活与传承文化的科学研究，1993年建立了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所。2000年研究所联合其他学科成立“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并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所编写的《民俗学概论》《中国民俗史》《民间文学概论》等是全国高校普遍采用的教材，1996年以来出版了“中国民间文化探索丛书”等30余种专著或论文集，《中国民俗史》等重要著作也已出版。这些是学科发展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成果。

由于钟敬文先生立足于北京师范大学，在他的带领下，该校的民俗学专业长期以来处于全国的领先地位，2003年以前，是国内高校民俗学专业唯一的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这种一枝独秀的局面使得北京师范大学培养民俗学博士的任务过于沉重，生产出来的博士数量毕竟有限。除去留校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的民俗学专业博士，剩下的已寥寥无几，难于满足其他高校建设民俗学学科点的需求。如今，也只有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等少数高校能够培养民俗学（包括民间文学）博士，能够招收民俗学硕士的高校同样为数不多，屈指可数。由于积重难返，高学历的民俗学人才匮乏，具备增设民俗学学科点条件的高校几乎阙如。许多高校民俗学硕士学科点的教师，不是“科班”出身，他们原本是从事其他学科研究与教学的，由于热爱民俗学才转行的。全国大部分省份没有民俗学学科点，这种情况同与民俗学关系密切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相比，形成鲜明的对照；就所有文科的二级学科而言，这种情况也可能是绝无仅有的。

目前，国内一些著名的高校，如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南开大学等，不仅没有民俗学学科点，而且也没有开设民俗学方面的课程。有的高校民俗学学科点受到其他学科的无情排斥，被边缘化，陷入苦苦挣扎的逆境中。其中原因，除了客观因素以外，主要在于学术界仍对民俗学学科认识的偏见。在当下社会，“权力政治通过历史的文本化使主流意识形态成为‘经典’，进而排除了非主流的、民间的、边缘的历史与声音，那些被文字等现代传播媒介书写、刻录的历史也就充当了强化权力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即使是民间口头文学的历史书写，也被整合到主流意识形态范围内，因为民间文学的抵抗性质、狂欢特征，众多民间口耳相传的口头文学作品，便再一次尘封在历史的背后。”[3]在这种景况下，高校一些领导和学者更是对民俗学或多或少有片面的看法，认为民俗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粗俗”的、“浅陋”的、“下里巴人”的、没有社会功能的玩意儿。这是没有真正意识到民俗的审美价值、认识世界的价值和生活价值的结果。

在高校，没有民俗学学科点，没有这一学科的师资，不能开设民俗学课程，民俗学教育就无从谈起。

三、民俗学专业课程体系孤立而单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