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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刘师培所见西书考（第4页）

为便于系统考察刘师培的中西交融之学，以上刘氏征引西书和西方、日本学者、思想家的情况，可表列说明之：[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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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略统计一下，刘师培所征引之西书至少有50部，除具体著作外，提到的西方与日本学者、思想家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培根、边沁、福泽谕吉、霍布斯、巴枯宁、施蒂纳、伯伦知理、魏特林等，可见其所读西书绝不止这50部。[61]这些著作大体可分为两类：学术与政治。前者所涵盖的领域包括社会学、历史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学等，不下于30部；后者是以无政府主义思想为核心并兼及社会主义思想的政论，不下于20部。

总体而言，这些著作大都是西方学术和思想体系里的重要著作，有的已入经典之列，如卢梭《民约论》，亚当·斯密《原富》，达尔文《物种由来》，斯宾塞《社会学原理》《群学肄言》，约翰·穆勒《穆勒名学》《自由原理》，甄克思《社会通诠》，孟德斯鸠《法意》，赫胥黎《天演论》，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哲学的贫困》，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之哲学》《互助》，蒲鲁东《何谓私有财产》等。它们所反映的学说、思想各异，但基本代表了近代西方主流思想学术界的成就（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潮亦是当时主流思潮之一）。若再细加分疏，可以看出，关于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著作以德、俄作者为主，其他领域的著作则以英、法作者为主，这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西方思想分野的大致情形。这些著作在西方的影响自不必说，在近代中国，它们也给处在求索中的知识分子以极大的震撼和冲击，造成以新知识分子为先导的中国思想、学术界的巨大变动，从而带来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一系列变迁。而且通晓它们，对知识分子个人而言，亦象征着其已达到的新学水准。此外，在刘师培所征引的著作中，也有一些是未入经典之列且被西方人评价不高者，然而对近代中国人来说，它们却相当重要，别有一番意义。如马恳西《泰西新史揽要》、艾约瑟《希腊志略》、拉克伯里《支那太古文明西元论》等，或为在华传教士的译述，或为二流汉学家的作品，但在当时影响颇大。《泰西新史揽要》是西方史学家眼里“第三流历史学著作中最乏味的一些残余”，[62]却成为晚清所有翻译西方历史书籍中销售量最大、读者面最广的一部；《支那太古文明西元论》虽仅为少数专家信奉和推崇，但因这些人（以章太炎、刘师培为主）皆为影响社会思潮和学术潮流的关键人物，所以也具相当的影响力；至于艾约瑟的《希腊志略》，与他同时所编的《欧洲史略》、《罗马志略》等书一样，系同类西书中比较著名者，[63]亦深受渴求西方新知的读者欢迎。非经典的西方著作在近代中国受到如此重视，这一现象值得引起注意和分析。

与欧美学者和思想家的著作相比，刘师培所征引的日本学者著作则以教科书及“概论”类书为主，如桑原骘藏《东洋史要》，白河次郎、国府种德《支那文明史》，松平康国《世界近世史》，高田早苗《国家学原理》，岸本能武太《社会学》，涩江保《罗马文学史》，建部遯吉《哲学大观》，井上圆了《哲学要领》、《哲学原理》等。这种情形的出现，显然与前述清末废科举兴学堂的制度变迁相关。新式学堂的纷纷设立，新知识的大量传授，势必带来对教科书、教学参考书以及概述新学之“概论”类书的数额巨大的急迫需求。但在国门初启之时，仅靠国内极少量通晓新学之学者著述自然不能满足这一需求，而翻译引进日本的此类著述则为既省力又于书局有利可图的捷径。因此时日本亦处在大量引入西学消化西学之时，学问形态基本西化，中国人所急需的教科书、“概论”类书在日本已是铺天盖地，为数众多的中国留日学生则发挥了将其输入中国的桥梁作用。这些书籍进入中国，不仅使一般受教育者从中获取新知，也使一些学者能利用其中所提供的诸多信息，再建或丰富自己的学说体系，刘师培即为其中之一。另外，刘师培为学一向主会通之旨，尚通儒之学，其《古学起原论》、《古政原始论》、《南北学派不同论》、《国学发微》等著作率皆如此，而日本学术界此时所兴起的“概论”风，与刘之所谓“通学”论著相类。[64]这一两相契合的情形，更易于使刘氏从日本学者的著作中汲取养分。

需要说明的是，作为学者兼政治人物，刘师培在著有大量学术论著的同时，亦有众多政论问世，有时甚至寓政论于学术之中。关于政治与学术的关系，他虽持“中国一切之政治，均生于学术”之见，[65]但在分析具体问题时，还是较好地把握住了二者的分野，并不混为一谈。1907、1908两年，他在宣扬无政府主义的同时，仍从事学术研究，并以政治和学术的不同标准来看待问题，如在《非六子论》中，他对自己曾推崇备至的“六子”（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江永、戴震）取倍加责难的态度，说他们“乱政、败俗、蠹民”。[66]之所以如此，盖因以往是按学术标准评判，此次是按无政府主义的政治理想来评判。对今天而言，讨论刘师培的学术观念，自当以其按学术标准而发的评语为准。同理，讨论刘师培的中西交融之学，亦当以其纯学术著作为主，辅之以学术政论相结合之作。应该指出的是，刘师培宣扬无政府主义的作品大体离学术较远，这类作品所征引的西书基本为政论著作。所以，囿于本书所论范围并考虑到目前的研究状况，[67]以下在分析刘师培中西交融之学时，不列入其宣扬无政府主义的作品及所征引之西书。

[2]《章太炎再与刘申叔书》，载《国粹学报》，1905年第1期；《癸卯与刘光汉书》，见《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二》；《与刘光汉书二》，见《遗书》，20页。

[3]钱玄同案语，见《遗书》，1438页。

[4]参见都重万：《刘师培对晚清史学演进的贡献及影响》，北京大学博士论文，1998。

[5]刘师培：《读〈天演论〉》（二首），《左盦诗录》卷1，《匪风集》，见《遗书》，1907页。

[6]章太炎：《与刘光汉书二》，见《遗书》，20页。

[7]“吾闻斯宾塞尔之言曰：有语言然后有文字。文字与绘画，故非有二也，皆昉乎营造宫室而有斯制。……顷之，以画图过繁，稍稍刻省，则马牛凫鹜，各以尾足相别而已，于是有墨西哥之象形字。其后愈省，凡数十画者，杀而成一画，于是有埃及之象形字。凡象形字，其沟陌又为二：一以写体貌，一以借形为象，所谓‘人希见生象，而按其图以得仿佛’者也。乃若夫人之姓氏，洲国山川之主名，主形者困穷，乃假同音之字以依托之，于是有谐声字，则西域字母根株于是矣。”见章太炎：《訄书（初刻本）》，《章太炎全集（三）》，45页。

[8]刘师培、林獬：《中国民约精义》，见《遗书》，563页。

[9]刘师培、林獬：《中国民约精义》，见《遗书》，第566页。

[10]钱玄同在编《刘申叔先生遗书》时，误将《中国民族志》之出版年系为民元前七年，即1905年。今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得见此书原印本，末页所记内容为：癸卯十月出版；著作者：光汉子；发行者：中国青年会；发行所：上海棋盘街恒德里二十世纪丛书社。封面亦标注：癸卯十月，中国青年会出版。

[11]刘师培：《中国民族志》，见《遗书》，601页。

[12]刘师培：《中国民族志》，见《遗书》，626页。

[13]刘师培：《中国民族志》，见《遗书》，629页。其中“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一语直接采自严复：《原强修订稿》，见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1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14]刘师培：《中国民族志》，见《遗书》，602页。

[15]刘师培：《国文杂记》，《左盦外集》卷13，见《遗书》，1660页。

[16]王栻：《严复与严译名著》，见《论严复与严译名著》，1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7]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647页。

[18]刘师培：《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载《警钟日报》，1904-11-21；《左盦外集》卷6，见《遗书》，1427页。

[19]刘师培：《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左盦外集》卷3，见《遗书》，1429页。

[21]《〈国粹学报〉发刊辞》，《〈国粹学报〉略例》，载《国粹学报》，1905年第1期。

[22]方光华：《刘师培评传》，59页。

[23]邓实：《古学复兴论》，载《国粹学报》，1905年第9期。

[24]《拟设国粹学堂启》，载《国粹学报》，1907年第26期。

[25]刘师培：《古学出于史官论》，《左盦外集》卷8，见《遗书》，1477、1478页。

[26]刘师培：《古学出于史官论》，《左盦外集》卷8，见《遗书》，1477页。

[27]刘师培：《文章原始》，《左盦外集》卷13，见《遗书》，1646页。

[28]刘师培：《读左札记》，见《遗书》，293页。

[29]刘师培：《国学发微》，见《遗书》，479页。

[30]刘师培：《周末学术史序·心理学史序》，见《遗书》，5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