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第二节 刘师培所见西书考（第1页）

第二节刘师培所见西书考

刘师培接触西学虽较早，但接纳西学并以之与中学相交融当从其1903年在上海发表有关著述算起，此前在扬州的读西书只是打下了基础而已。直到1908年，六年间他发表了一系列具有中西交融色彩的论著，当然最后两年（1907、1908）以宣扬无政府主义思想为主。从1909年起，他的思想“趋于循旧”（钱玄同语），故基本无交融中西的论著。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谓西学，也包括当时日本学者的某些译著，因通过日本引进西学是主要途径之一，而且日本的学问形态此时已西化，广义上可视为西学之组成部分。当然，从日本引进西学，还有一个转手译介之西学知识是否准确的问题，因当时之中国人渴求新知识新文化，非常热衷于读译书，故出现这样的景象：

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谓“梁启超式”的输入，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唯以多为贵，而社会亦欢迎之。[1]

实则直接从西文所译之书也存在同样问题，严复那样的翻译大师毕竟寥寥无几。这是刘师培那一代人汲取西学时所共同面临的问题。此处谈刘师培阅读西书便是在这一前提下展开。

还需说明的是，这里对刘师培阅读西书情形所做的考索以内证为主，即通过审读其文本内容取证，并结合当时西书翻译出版状况确定其所用之版本，版本状况不详者予以标明。

一、前《国粹学报》时期对西学的吸纳

从现有资料看，刘师培第一篇涉及西学的文章应为《小学发微》。1903年4、5月间，刘师培会试失利后从开封回扬州途中滞留上海，得晤章太炎，两人惺惺相惜，极为投契，引为知己。6月底，章太炎因“苏报案”被捕入狱，在狱中两次致书刘师培，其第二封信即谈到《小学发微》。这封信是对刘氏来书的答复，因写信前一天收到刘氏手札及所撰《驳太誓答问》、《小学发微》，信中对《小学发微》给以很高评价，说其“以文字之繁简，见进化之第次，可谓妙达神指，研精覃思之作矣”[2]。《小学发微》疑已佚。钱玄同认为《小学发微》与刘师培的《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一文（刊于《警钟日报》1904年11月21日至12月3日）为异题同文：

盖此篇初名《小学发微》，登报时欲求意义明显，故改题为《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而内容亦必不尽相同。[3]

实则二者非同文。一是因刘氏本人非以二者为同文，而是视作独立的两篇文章，如在《周末学术史序》夹注中，他几次分别提及“见旧作《小学发微》”、“见旧作《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二是从《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所征引的译著看，该文脱稿的时间不可能早于1904年1月，因其所引用的严复译《社会通诠》一书在1904年1月由商务印书馆首次出版，且刘氏与严复没什么往来，在严译正式出版前读到其手稿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小学发微》则是1903年的作品。[4]《小学发微》“以文字之繁简，见进化之第次”，显然是进化论影响下的产物，因此时正是进化论风行之际。进化论之风行，肇始于严复所译赫胥黎《天演论》的出版。《天演论》正式出版于1898年，出版后马上轰动士林，一时洛阳纸贵，不胫而走。一心想从西学中取经的刘师培不可能不读这部士人皆知、影响至广的著作，这从他此时的诗《读〈天演论〉》（二首）中即可看出。[5]至于以小学研究成果证明进化之道理，也许与章太炎的影响有关。在前引章太炎信中，章氏还说过这样的话：

下走三四年来，夙持此义，不谓今日复见君子，此亦郑、服传舍之遇也。[6]

章氏又提出一些证据以补刘说。章氏确早有此想法。1900年，他的《訄书》初刻本问世，其中《订文》篇便征引斯宾塞学说，就文字之繁简谈进化之理。[7]三年后，刘师培从他的主张中得到启示，进而阐释其未尽之意，应是顺理成章的。

1903年夏，刘师培与林獬共撰《中国民约精义》。刘氏在该书序言中说：

吾国学子知有“民约”二字者三年耳，大率据杨氏廷栋所译和本卢骚《民约论》以为言。顾卢氏《民约论》于前世纪欧洲政界为有力之著作，吾国得此，乃仅仅于学界增一新名词，他者无有，而竺旧顽老且以邪说目之，若以为吾国圣贤从未有倡斯义者。暑天多暇，因搜国籍，得前圣曩哲言民约者若干篇，篇加后案，证以卢说，考其得失，阅月书成。都三卷，起上古迄近世，凡五万余言。[8]

由此可见，《中国民约精义》是据卢梭《民约论》以立说，用中国典籍文献上的有关议论比附卢梭民约之义。全书正文即据此安排，所涉文献从上古《周易》迄于清代戴望之书，中国典籍精华几尽萃于此。案语中处处可见引证《民约论》中的言论，以之与中国古人议政之语相比较。其所用《民约论》一书，是杨廷栋据日本原田潜日文译本所转译的，1900年底至1901年初在《译书汇编》上连载部分内容，1902年上海文明书局印刷了全译本，书名为《路索民约论》。这里用的是全译本。另外，从《中国民约精义》所论看，天演进化学说也被采纳，如曾有“盖世界进化之公理，必经贵族政治之阶”之类的议论。[9]严复所译亚当·斯密《原富》（1901—1902年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印）亦被提及。

1903年11月，刘师培所撰之《中国民族志》由中国青年会出版。[10]该书由十八章组成，要旨厥有三端：“汉族界限之扩张”、“异族势力之侵入”、“汉族与异族之混合”。[11]通观全书，种族民族主义思想贯穿始终：

值此民族主义之世，存亡之机，间不容发，是在汉族有以自择耳。[12]

天演进化之说亦被融汇于内：

今太西哲学大家创为天择物竞之说。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种族既殊，竞争自起，其争而独存者，必种之最宜者也。[13]

在此，从《天演论》中所搬来之思想已表露无遗。书中引用了日本桑原骘藏《东洋史要》（樊炳清译，东文学社1899年印）对亚细亚人种分类的观点：

亚细亚人种约别为二种：曰西伯利人种，曰支那人种是也。支那人种蔓延于支那本部、西藏及后印度一带地方，更详别为三族：曰汉族、曰西藏族、曰交趾支那族。第一汉族，东洋史上尤要之人种也，大抵据支那本部。此族在上古时似自西方移居内地，栖息黄河沿岸，而次第蕃殖于四方。古来司东亚文化之木铎者，实推此族。[14]

进而以日本白河次郎、国府种德《支那文明史》（上海竞化书局编译，竞化书局1903年印）中的看法为汉族西来作佐证。这是刘师培首次阐发“汉族西来说”，此后他对此问题多有论述。另外，书中还提及高田早苗的《国家学原理》（稽镜译，译书汇编社1901年印），并时有中外历史相比附的内容，所涉及的外国史实颇为繁杂，可见作者必已读过相当的外国史书，方有立论之依据。

1903年刘师培还编写出版过小学课本《国文典问答》，所附录之《国文杂记》颇有新意，内中言及：

中国国文所以无规则者，由于不明论理学故也。……若夫我国古时之名家，在公孙龙、尹文之流，亦多合于论理，然近于希腊诡辩学派，非穆勒氏所谓求诚之学也，而儒家又多屏弃之，此论理学所以消亡也。今欲正中国国文，宜先修中国固有之论理学，而以西国之论理学参益之，亦循名责实之一道也。[15]

论理学（或名学）即今日所称之逻辑学，当时刚刚输入中国，刘师培便注意及此，且了解到约翰·穆勒的有关学说。严复于1900—1902年译出《穆勒名学》的上半部，但迟至1905年才由金陵金粟斋木刻出版，[16]显然1903年的刘师培无法见到此书。他之知道穆勒学说很可能得自两个途径，一是严复本人，因严氏1900年在上海曾“开名学会，讲演名学，一时风靡”，有可能留下有关记录；二是日本的逻辑学著作，因已有一些日本逻辑教科书被译成中文，较有代表性的如上海会文学社1903年出版的范迪吉等译富山房之《论理学问答》。[17]

1904年1月，刘师培撰成《攘书》十六篇。全书主旨为攘除夷狄，即从大汉族主义出发，反对满族贵族的统治，实为倡导革命之作。但因刘氏是以深厚学养引经据典而撰成，学术性颇强，故又不同于一般政论著作。该书所征引的西书或提及的西方与日本学者有：达尔文《物种由来》（上海开明书局译印）、岸本能武太《社会学》（章太炎译，上海广智书局1902年印）、斯宾塞《社会学原理》（马君武译，少年中国新丛书之一，少年新中国社1903年印）、韦廉臣《古教汇参》（董树棠述，益智书会出版）、《印度史览要》（广学会1902年编译出版）、高田早苗《国家学原理》、柏拉图（此时尚无柏拉图著作中译本，但严复在《天演论》案语里便提到柏拉图学说，在国民丛书社1903年所译日本文学士著《哲学十大家》里系统介绍了柏拉图思想）、福泽谕吉（“福泽谕吉力破同姓不婚之说”，此意取自福泽《男女交际论》，张肇桐译，文明书局1903年出版）、白河次郎、国府种德《支那文明史》、《穆勒名学》（此时严译尚未出版）等。刘师培利用《物种由来》、《社会学》、《社会学原理》等书的观点阐述各民族进化、发展之理，并以《古教汇参》、《印度史览要》、《国家学原理》等书所载古希腊、印度史实加以佐证，而且再次提及“汉族西来说”和穆勒名学之“求诚”对于传统中国“正名”的意义。

1904年11月21日至12月3日，刘师培在《警钟日报》上发表《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全文主旨在于以社会学“考中国造字之原”，[18]所考之字有舅、姑、妇、赋、君、林、烝、田、尊、酋、社、牧、赀、民等，共三十三则。该文所征引之西书有：松平康国编《世界近世史》（梁启勋译，上海广智书局1903年印）、马恳西《泰西新史揽要》（李提摩太译，广学会1894年出版）、艾约瑟编《希腊志略》（总税务司出版）、那特硁《政治学》（冯自由译，上海广智书局1902年印）、甄克思《社会通诠》（严复译，商务印书馆1904年出版）、斯宾塞《群学肄言》（严复译，文明编译书局1903年出版）、岸本能武太《社会学》、斯宾塞《社会学原理》等。刘师培在文中通过阐发《社会通诠》、《群学肄言》、《社会学》、《社会学原理》所言社会进化之理，探讨中国文字之来源和引申之义，并运用《世界近世史》、《泰西新史揽要》、《希腊志略》、《政治学》等书提供的西方史实，佐证中国文字演化之迹。其中尤重《社会通诠》，说：

英甄克思《社会通诠》，于社会进化之阶级，言之最详。然中国字义，颇有赖此证明者。[19]

所以用该书立论处较多，曾数次出现。

二、《国粹学报》创办后对西学的吸纳

1905年初，邓实、黄节等发起成立“国学保存会”，刘师培加入其中，成为骨干；2月23日，国学保存会的机关刊物《国粹学报》创刊发行，国粹派由此登上历史舞台。国粹派的宗旨为“研究国学，保存国粹”，[20]且主张“古学复兴”，但对西学并不排斥，而是力主“会通”，这在《〈国粹学报〉发刊辞》和《〈国粹学报〉略例》中都有阐发，即：

学术所以观会通也……海通以来，泰西学术输入中邦，震旦文明不绝一线，无识陋儒，或扬西抑中，视旧籍如苴土。夫天下之理，穷则必通，士生今日，不能借西学证明中学，而徒炫皙种之长，是犹有良田而不知辟，徒咎年凶；有甘泉而不知疏，徒虞山竭，有是理哉？

本报于泰西学术，其有新理精识足以证明中学者，皆从阐发。阅者因此，可通西国各种科学。[21]

有人推断《发刊辞》是刘师培所撰。[22]不管是否是刘师培所撰，作为刊物的《发刊辞》和《略例》，其所提出的观点至少代表了包括刘氏在内的主办人的主张。进而言之，他们认为“古学复兴”的途径是引西学以重新研究古学：

外学日进，而本国旧有之古学亦渐兴。[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