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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刘师培对先贤学术的继承与超越（第2页）

二、对先贤学术之继承（2）：治学特色与学术大势

上述刘师培的国学研究成就可以看出，刘氏是国学研究的多面手，他的贡献是在古典学术的几个方面，非专攻一经或一学的所谓经学家或小学家可比，称其为国学大师似不为过。但与其先贤比照，其学术范围大体未出“扬州学派”，仅个别方面如用中国文字证明社会学者所阐发古代社会状况，因具时代特色而越扬州先贤；在学术主张上，他也“终不越乎扬州”。[19]1912年7月，他曾给吴虞开过一个小学经学书目，其中把汪中《述学》、阮元《揅经室初集》、钱大昕《潜研堂集》、戴震《东原集》列为“近人文集之最资实用者”，[20]可见扬州学者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及他所受到的影响。

就小学言之，刘师培的基本主张“就字音推求字义”，便是继承明末黄生《字诂》、《义府》遗说，综合王念孙、王引之、焦循、阮元、黄承吉等扬州学者之成果而提出的。刘氏一向看重黄生《字诂》、《义府》，谙熟其说，并曾将两书特意赠予章太炎。[21]至于王念孙、引之父子等人的学说，他更是烂熟于胸。在他给吴虞所开书目中，小学方面共七部书，王氏父子所著便占三部，即《广雅疏证》、《经义述闻》、《读书杂志》，[22]可见对其学说之推崇。他也必熟知《广雅疏证》中“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的主张。[23]实则他“用古语明今言，亦用今言通古语”的做法，其关键仍是在乎声音，[24]亦是由扬州先贤的主张中发展而来。

就经学言之，刘师培前期治经能做到突破家法，不拘门户，兼容今文，都与扬州先贤的影响分不开。他曾撰文评说先贤学术，认为戴震治学“会通古说”，“慎思明辨”，“悉以心得为凭”；[25]焦循、阮元治经“于近儒执一之弊，排斥尤严”。[26]他对戴、焦、阮等人持推崇和赞赏的态度，学术上认同他们，自然会在学术实践中不墨守门户之规，突破古文家法，为“通儒之学”。他的兼容今文，也非己身的发明创造，而与家学渊源密切相关。在治学方法上他主张恢复古人“旁推交通”之旨，[27]这也正是乾嘉时扬州学者治学的遗规。王念孙、阮元的训诂学，汪中的诸子学，焦循的易学，黄承吉的文字学，都是采用“旁推交通”之法的。刘师培不过是遵循乡先辈遗规，将此方法运用到董理群经的事业中去。他后期治经转向笃信汉儒经说，近于惠学，也与家学渊源不无关联，其曾祖刘文淇《左传旧注疏证》的一个基本做法便是崇汉排杜、凡汉皆好，显然源于吴派门径。而且兼取吴派之长，也不失扬州学者本色。至于其“兼综今文而假借廖氏，亦非尽由晚节转移，盖扬州学派固如此矣”。[28]

就校勘学言之，刘师培三代祖先皆以校书知名，他的校勘工作实为承继家学，只不过他校书的范围超过先祖，用力的重点在于诸子，这里有汪中的影响。他校书的基本做法是效仿前贤之著，如仿卢文弨的《群书拾补》、王念孙的《读书杂志》、俞樾的《诸子平议》、孙诒让的《札迻》，体现出扬州学者兼采众长的特点。

由上可见，刘师培的学术规模和治学特色可谓深得“扬州学派”之精髓，即长于会通，兼容并包。在这个意义上，他完全可称得上“扬州学派”之殿军。

再从清代学术发展大势来看，刘师培的国学研究也与之相合，恰是学术潮流的反映。

清代学术以汉学为中坚，由小学入手以通经，顾炎武可谓先驱，至乾嘉时蔚为大观。汉学与宋学一向有争论，嘉道时，汉学日过中天，盛极将衰，弊端愈益明显，不仅宋学中人不断诋斥其病痛，而且汉学中人对自家积弊亦多有反省，凌廷堪、焦循、王引之诸人皆有这方面的议论，随之“扬州学派”的其他人物也有此认识，基于其兼容并包的精神，对宋学也开始有一定的包容，即在学术上有不同程度的非宋非汉趋向。这一趋向在阮元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阮本为汉学家，但随着主持各省的教育、行政和大区军民政务的阅历日增，就越发倾向于调和汉宋。[29]以阮元的地位和影响，汉宋调和或曰汉宋兼采渐成一学术潮流，在扬州学者中更是具有广泛性。也是在嘉道之际，随着时势、学风之变，刘逢禄公开打出恢复董仲舒、何休传统的旗帜，认为发挥《春秋》微言大义来达到“拨乱反正”目的，才符合孔子的“道”，由此今文经学不再如往日那般沉寂，而是若异军突起，渐成显学，这亦成为一新的学术潮流。同时在古文经学内部，学者们已不满足于以往各人专治一经的局面，而欲总结前贤成就或在总体上梳理群经，如阮元主持编纂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皇清经解》，刘宝楠、陈立、刘文淇等相约为十三经作新疏，都是这种潮流的体现，可称之曰群经汇释。此外，部分学者更是另辟蹊径，他们由经学而旁及周秦诸子，始于校勘训诂，进而研究其思想内容，可谓经子贯通。这方面汪中倡于前，嘉道及其后逐渐发展壮大，蔚为风气。可以说，汉宋调和、今文崛起、群经汇释、经子贯通这些基本共时性的学术潮流构成了自嘉道迄清末的学术大势。

在刘师培的著述中，这些潮流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如前所述，他对宋明人之经说并不一笔抹杀，而是看到它们的长处，且主张“荟萃汉、宋之说，以类区别，稽析异同，讨论得失，以为研究国学者之一助焉”，[30]反对“并有宋一代之学术而废之”；[31]他不屏斥今文经说，曾援引《公羊》学说以申己见，后期又受到廖平一些影响；他治经主张“通群经”，虽以《左传》、《周礼》为重点，但亦旁及《尚书》、《诗经》、《尔雅》，并为《春秋》经本身作笺注，还撰有《群经大义相通论》，为数经并治之作，以实践自身主张；他亦由经及子，曾主《荀子》与《毛诗》、《春秋》三传相通之说，其校勘学著作以校订诸子为主。这些都说明他的国学研究不仅在学术领域上横跨数科，而且也顺应了学术潮流之变化，与学术大势相合。

三、清末的学术新潮流

上述嘉道时期形成的学术潮流固然对刘师培之为学产生了某种制约或导向作用，使得他的国学研究特色鲜明，但他的学术研究非仅于此，他还有现实关怀层面上的新学问，其重要性不亚于甚至高于他的古典学术研究，而这方面的成就又得益于他进入学坛时已成潮流的新学术趋向。

王国维曾以“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来概括有清三百年学术。[32]他所谓“道咸以降之学新”固然是指道咸以来之经、史、地理之学不同于乾嘉专门之学，“务为前人所不为”，但如将其意扩展开来，却也可用其指代道咸以来一切学术新变化。的确，道咸之时，世事剧变，外敌压境，内乱频仍，学术文化也随之产生了—系列新变化。迄至清末，这种变化愈益剧烈，并渐次成为影响巨大的学术潮流，使学界面貌为之一新。综观清末学界实况，最具影响力并对学术有根本导向作用的潮流当为中西交融和经史地位的转换。

在晚清，西学东渐是个明显的历史事实。熊月之曾把晚清西学东渐进程分为四个历史阶段：1811—1842年、1843—1860年、1860—1900年、1900—1911年。[33]在这四个阶段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输入西学呈急速增长趋势，20世纪初达于极盛，亦即第四个阶段是输入西学最多的阶段。在这一阶段里，中国知识分子成为传播西学的主体，人文、社会科学译著的比重明显超过自然科学与应用科学，

以1902年到1904年为例，3年共译文学、历史、哲学、经济、法学等社会科学书籍327种，占总数61%。同期翻译自然科学112种，应用科学56种，分别占总数21%、11%。译书从多到少的顺序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与此前几十年的译书顺序正好相反。这表明中国输入西学，已从器物、技艺等物质文化为主转为以思想、学术等精神文化为主。[34]

新学科、新名词被大量引入，表明西学影响空前深入，具体而言：

今人习用的许多名词、术语，诸如社会、政党、政府、民族、阶级、主义、思想、观念、真理、知识、唯物、唯心、主体、客体、主观、客观、具体、抽象等，都是那时确立的。这为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打下了基础。[35]

更为重要的是，与汉晋之际佛教东来和明清之际耶稣会士来华输入西学时的情形相比，此时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学抱的是积极、主动的态度，欲抓住一切机会汲取西方新知，从而使得西学能成建制、成体系地进入中国。若进一步比较，和明清之际西学输入有所不同的是，当时所谓“西学”，既包括基督教教理，也包括一些伦理格言和科学知识，但到了清末，宗教教理与科学知识已完全分开，前者被称为“西教”，后者才称为“西学”。

如果说17世纪传入中国的是它的信仰、神圣和超越的一面，那么到了19世纪，世俗的和经验的知识成了影响中国社会的最主要因素。正是因为这后一种知识与实际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息息相关，所以它对一直关心自己国家独立、民族强盛的中国人就特别有吸引力。[36]

当然，西学进入中国，遭遇中国古典学问，双方相激相**，相通相融，是自然的事情。中学、西学代表的是两种文化，两种文化相逢，必有矛盾冲突，同时也必有会通融合。所谓会通融合是指异质文化间的相互渗透、相互吸引及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因素的吸收、消化。[37]这种会通融合在学术界的表现，即如梁启超所言，一些先觉之士“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38]姑不论这一“新学派”是否形成，仅这种努力的方向便可证明中西学术交融已成为学界一潮流。揆诸史实，确也如此。

中国古典学术发展到清末，自身也发生了新变化，这除了因西来思潮的冲击，主要还是内在理路演进的结果。所谓新变化，集中体现在学术的多元化上面，其中最明显的变化是经学地位下降，史学相对凸显。

经学自出现之日起，大多时候处于学术核心位置，这从经、史、子、集四部的排列次序便可看得很清楚，而且经学在一定时期还起着意识形态的作用，非纯学术可比。相对而言，处在第二位的史学则很难有经学这样的政治功用，而是基本以学术来定位（《春秋》之类颇具政治功用的史学著作已上升为经）。所以，这里谈经史地位的转换，完全是从学术层面加以探讨，如此才有可比性。

众所周知，经史关系一直是中国经学史和史学史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周予同先生认为，经史关系的演变经历了四个阶段，即史附于经时期（两汉时代）、史次于经时期（魏晋至隋唐、北宋）、经等于史时期（南宋至清末）、经属于史时期（五四运动以后）。[39]他虽把清末划入经等于史时期，但同时又认为清末是中国史学“转变期”的开端，“转变期”的史学可称为“新史学”；[40]转变的重要象征，是史学继文字学之后逐渐脱离经学的羁绊而独立，并且运用进化论研究中国历史；从思想方面给予中国史学以转变动力的，是今文经学。[41]依周氏观点，无论是把清末视作经等于史时期的结束，还是视作中国史学“转变期”的开端，总归清末是经史关系发生重要变化的时期，史学脱离经学羁绊而独立，在这之后则为经属于史时期，封建经学退出舞台，经典及其注疏变成了史料。周的这些见解确实反映了清末学术的一个新变化，即史学凸显而经学淡化。至于说史学此时才脱离经学羁绊而独立和此后经学退出历史舞台，则值得斟酌。周氏承认自己倾向今文，所以较看重今文经学尤其是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对经史关系变化所起的作用。若从古文经学路向来看，反映经史关系的“六经皆史”说在清末也比以往引人瞩目。“六经皆史”表达的是经等于史的观念，类似说法早就存在，但直到明李贽才正式界定为“六经皆史”，清代章学诚更对此作了系统条贯的论述，龚自珍亦曾深入阐发此说。不过，在今古文两派中，古文经学家一向以六经为周公旧典，视六经为古代史实的记载，故而“六经皆史”的观点相对更易为古文经学家接受。清末，章太炎力主此说，认为“六经都是古史”，“经外并没有史，经就是古人的史，史就是后世的经”。[42]研究经学是为了弄清古代历史实际，“说经者所以存古，非以是适今也”。[43]章氏是一位渊博的学者，论学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阔，在思想上所散布的影响面要比康有为来得大。[44]故他的“六经皆史”说得到不少学者的认同和响应，愈加促使人们更关注史学，从而有益于史学地位的上升。值得辨析的是，与章学诚倡“六经皆史”相比，章太炎等人再倡此说时立意已有所不同。章学诚“虽有经史并列之心，其基本立意还是希望提高史学（到近于经学）的地位”，章太炎等人虽也认同此点，但在当时民族危机的情势下，史学“荣其国家，华其祖宗”的功用较平日凸显，“随着历史对国家兴衰重要性的增加，‘六经皆史’说的社会学意义也与前大异”。[45]史学已取得“道德提升”的地位。此外，“西学的东渐及其在士人心目中逐渐树立起优越感”和“晚清经世风气的兴起”，都曾“有助于史学的提升”。[46]

作为一种学术趋势，史学地位上升主要体现在清末史学革命或曰新史学运动上。1900年，章太炎在手校本《訄书·哀清史第五十九》所附《中国通史略例》中，最早提出要编撰一部不同于旧史的新的中国通史。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中国史叙论》，也说明拟编一部新的中国通史。1902年，梁启超又在《新民丛报》发表《新史学》，自命为“新史氏”，呼吁“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47]留日学生侯士绾翻译日本学者浮田和民所著《史学原论》，比较系统地介绍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1903年出版时特改书名为《新史学》。1903年，上海镜今书局又出版一部新近史学著译文集，题名为《中国新史学》。类似著译，还有很多，不胜枚举。由此可以看出，20世纪的帷幕一拉开，主张史学革命，建立新史学，便已成为一股生气勃勃的学术潮流。在提倡新史学的同时，一些学者也在努力实践这一新主张。1903年，留日学生曾鲲化编辑出版《中国历史》上卷，1904年续出中卷，该书打出“新历史旗帜”，强调历史要重视进化因果关系的同时，突出了“国民”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48]1904年，夏曾佑开始编写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到1906年，陆续出版了一至三册，他认为历史应该记载“民智”进化的过程，揭示历史发展不同阶段国民的文化状况，实则他是用进化的观点来解释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发展。曾、夏等人的新史学著作在当时引发热烈反响，好评如潮，而且行销量极大，尤其夏的著作几十年后仍有较大影响。与新史学运动广泛开展同时，学术界也在反思和检讨自己所走过的道路，以便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获取前进的方向，以为新史学之助。以是之故，学术史的研究渐成显学。这也是从章太炎开始的，[49]其他学者继之。

和新史学引起的广泛注意相比，经学此时稍显沉寂，尽管有以康有为、章太炎为代表的所谓今古文学之争，有孙诒让、廖平、皮锡瑞等人的经学著作陆续刊行，但毕竟康、章之争很大程度上是披着经学外衣的政争，政治意义大于学术意义；孙、廖、皮等人的著述也无新史学著作那样的效应，不再像以往经学中心时代那样受人注意，也不再在学术舞台上占有主要位置。所以，相对而言，学术研究的重心已由经学转向史学。

应该指出的是，说中西交融和经史地位的转换成为清末的学术新潮流，并非是指此时的学术研究都围绕此潮流进行，也非指以往的学术潮流如今文崛起、经子贯通等便退出舞台了，实则今文经学除有康有为的政治性鼓噪外，还有廖平、皮锡瑞等的大力提倡，并非毫无学术号召力，而且子学复兴亦是清末引人瞩目的学术现象。只不过在诸多学术潮流中，中西交融和经史地位转换后来居上，最具影响力，对当时学术有导向作用，显示了学术发展大势。

四、对先贤学术之超越

刘师培走上学术舞台，应该从1903年正式发表论著算起，此时也正是上述两大潮流方兴之际。刘一进入学界，立即为此潮流所吸引，几乎将其早慧的学术生命都投入于与此相关的学术著述中，1903至1908数年内陆续写出《小学发微》、《中国民约精义》、《中国民族志》、《攘书》、《新史篇》、《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国学发微》、《周末学术史序》、《论文杂记》、《南北学派不同论》、《古政原始论》、《汉宋学术异同论》、《两汉学术发微论》、《中国哲学起原考》、《伦理教科书》、《经学教科书》、《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国地理教科书》、《近儒学术统系论》、《清儒得失论》、《近代汉学变迁论》、《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等论著，尽管这些论著不少带有政治色彩，是学术与政论的结合，有的以政论为主，但绝大多数仍是学术的，而且是学术“预流”之作。具体言之，《小学发微》、《中国民约精义》、《攘书》、《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论文杂记》、《古政原始论》、《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等更多地体现出交融中西的特色，而《新史篇》、《国学发微》、《周末学术史序》、《南北学派不同论》、《汉宋学术异同论》、《两汉学术发微论》、《中国历史教科书》、《近儒学术统系论》、《清儒得失论》、《近代汉学变迁论》等更多地体现出新史学色彩和与之相关的学术史反思意识。实际上二者很难分得十分清楚，因两大潮流是相辅相成、相激相**的，没有中西交融，便不会出现新史学；没有新史学，中西交融也落不到实处。故而对刘师培著述的这种划分只是相对的，仅就其中哪种特色较明显而言。

在世人心目中，一般皆认刘师培为国学大师、“扬州学派”殿军，实则1903至1908年间刘氏的学术精力更多用在上述体现时代关怀的“预流”学问上，而于国学研究用力较少，1908年后才是他专意于国学研究的时期。今天看来，这些“预流”性的学术成就更值得注意，也更重要，因为这才是他超越包括先祖在内的“扬州学派”先贤之所在。尽管他在国学研究方面也对先贤学术有所发展，但那毕竟是在已有“范式”内的前进，非此超越可比。或者说，面对先贤在经学、小学、校勘学等方面的巨大成就，如果没有观念和方法的更新，刘师培即便在他们的墓础上前进了一步，也很难说是超越，更何况刘氏在这些领域中仍基本遵循先人治学遗规，没有什么突破。进一步说，刘氏的经学、小学、校勘学成就既适于乾嘉，又适于清末，时代性不强，他如仅有这方面的成就，便与先祖没什么本质上的差别。他的特色恰恰在于生逢学术转型时代，可以走与处在经学中心时代的先人不同的路，而且他在这条新路上走得比较好，故而今天评价他的学术，应更多关注其具有现实关怀意味的那些成果，才算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也才更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这一复杂、多变的历史人物。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把刘师培的国学研究（或曰古典学术研究）与他的体现现实关怀的学术截然分开，纯是出于叙述上的方便。实则二者往往是纠结在一起的。从根本上说，刘师培的中西交融之学是古典学术与西学的交融，学术史研究是对古典学术的回顾与总结。只不过较纯粹的古典学术如经学、小学、校勘学是纯然的中国学问，且时代性不强，可单列出来。所以，为了研究上的便利，姑且进行这样的划分。

[1]按刘师培，名师培，字申叔，号左盦。师培、申叔，有师事于西汉经师申公培之意，可见家人对其抱有光大经学的愿望。

[2]尹炎武：《刘师培外传》，见《遗书》，17页。

[3]刘师颖：《刘申叔先生遗书跋》，见《遗书》，2407页。

[4]钱玄同：《刘申叔先生遗书序》，见《遗书》，28页。

[5]刘师培：《正名隅论》，《左盦外集》卷6，见《遗书》，1417页。

[6]钱玄同：《刘申叔先生遗书序》，见《遗书》，29页。

[7]刘师培：《小学发微补》，见《遗书》，429、430页。

[8]刘师培：《正名隅论》，《左盦外集》卷6，见《遗书》，1420页。

[9]刘师培：《群经大义相通论》，见《遗书》，361，348页。

[10]刘师培：《读戴子高先生论语注》，《左盦诗录》卷4，见《遗书》，19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