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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刘师培对先贤学术的继承与超越（第1页）

第三节刘师培对先贤学术的继承与超越

一、对先贤学术之继承（1）：国学成就

刘师培生于这一经学世家，自幼濡染家学，[1]8岁学《易》，12岁读毕四书、五经，15岁前后治《晏子春秋》和学《毛诗》郑笺、《尔雅》、《说文解字》诸书，并大量阅读周秦典籍，打下非常好的国学基础，加之聪颖过人，勤奋刻苦，随着年龄增长，功力愈益深厚。有人说他：

未冠即耽思著述，服膺汉学，以绍述先业，昌洋扬州学派自任。[2]

笃嗜左氏春秋，研经而外，并及子史。其答客难也，尝证穆王西征之事；其应射策也，历举苗岗种族之数。出语惊其长老，记问冠于朋从。[3]

可以说，到1903年（20岁）大量写作和发表著述前，他已经对家学风格颇有了解，知晓《左传》旧注旧疏的源流和古文经学的传承，于经、子、史皆有浓厚的探索兴趣，并认同扬州学风，欲负起弘扬家学乃至扬州学术的大任。

从1903年到1919年去世，是刘师培从事学术研究的17年。钱玄同认为刘师培之学：

因前后见解之不同，可别为二期：癸卯至戊申（1903—1908）凡六年为前期，己酉至己未（1909—1919）凡十一年为后期。嫴较言之，前期以实事求是为鹄，近于戴学，后期以笃信古义为鹄，近于惠学；又前期趋于革新，后期趋于循旧。[4]

综观刘氏著述，确有钱说之特征，钱之分期应属不易之论。

刘师培著述所及，涉猎甚广，方面甚多，但最能体现其国学研究成就的，当为小学、经学和校勘学，其余政治思想和论古今学术思想则为具有时代特色之作。

小学系语言文字之学，清人将其视为研究经学的基础，故经学家大都精通小学，不过他们多集中精力专治一二部书，如研究训诂者，以《尔雅》为主；研究文字者，以《说文》为主；研究声韵者，以《广韵》为主。刘师培的小学研究则不像前人这样狭窄，他强调：

训诂者，研究字义之学也；文字者，研究字形之学也；声韵者，研究字音之学也。必三者俱备，然后可以言小学。[5]

可见他从事小学研究是主张汇合义、形、声三者来探讨的。他前期的小学成就，钱玄同曾归纳为三个方面：

就字音推求字义，其说出于黄扶孟、王石臞伯申父子、焦里堂、阮伯元、黄春谷诸先生而益加恢廓；

用中国文字证明社会学者所阐发古代社会之状况；

用古语明今言，亦用今言通古语。[6]

这一概括相当准确。其《正名隅论》、《小学发微补》、《中国文学教科书》第一册、《物名溯源》及《续补》、《论前儒误解物类之原因》、《骈词无定字释例》、《尔雅虫名今释》等著述都阐发了音义相关的道理，如在《小学发微补》中他认为：

唯有字义，乃有字音；唯有字音，乃有字形。

字音源于字义，既为此声，即为此义。凡彼字右旁之声，同于此字右旁之声者，其义象亦必相同。[7]

在《正名隅论》里他又提出同韵之字义必相近之说：

上古之字，以右旁之声为纲，右旁之声既同，即可通用。……盖古人以声载义，声近而形殊，则其义不甚相远。[8]

《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等文是刘师培用中国文字证明社会学者所阐发古代社会之状况的代表作，他在这些文章里以大量例证考古史、古事。《新方言序》则是他主张取古语以明今言、亦用今言以通古语的代表作，他曾依此主张作札记三十余条，被章太炎收入所纂《新方言》中。

刘师培后期的小学主张与前期大多相反，且明显后退，如对于《说文》，主张墨守，毋少违畔，与前期文中时见的驳《说文》之语正相矛盾；对于同音通用之字，主张于《说文》中寻找本字，反对前期的音近义通之说；对于新增事物，主张于《说文》中取义训相当之古字名之，反对添造新字新词。总之是要一切以《说文解字》为本，不得超越《说文》。这在《古本字考》、《答四川国学学校诸生问说文书》、《答江炎书》等篇中都强调过，尽管他这方面的学术实践并不多。

刘师培的经学研究前后期也差别较大。前期以实事求是之精神解经，阐发经中粹言，故虽偏重古文，偏重汉儒经说，但不专以此自限。刘氏世传《左传》，自然以古文为宗，刘师培也不例外，但他并非那种一味拘泥固守的经师，而是倡为“通儒之学”。他曾说过：

仅通一经，确守家法者，小儒之学也；旁通诸经，兼取其长者，通儒之学也。

汉初经学，初无今古文之争也，只有齐学、鲁学之别耳。凡数经之同属鲁学者，其师说必同；凡数经之同属齐学者，其大义亦必同。故西汉经师，多数经并治。诚以非通群经，即不能通一经也。……后世儒学式微，学者始拘执一经之言，昧于旁推交通之义，其于古人治经之初法，去之远矣。[9]

基于此，他在治经时虽偏重古文，实亦左右采获，不抱残守缺，尤其不屏斥今文，在《中国民约精义》第一篇、《攘书·夷裔篇》以及《周末学术史序》的部分篇章中都援引了《公羊》学说以发挥己见，而且还在《读戴子高先生论语注》一诗中对今文家戴望用《公羊》说诠释《论语》之书大加赞扬。[10]不过需指出的是，他不排斥今文经说，仅只限于经说本身，认为可与古文经说并行不悖，而对今文家视古文经为伪造以及孔子托古改制之说则持反对立场。他曾撰《汉代古文学辨诬》、《论孔子无改制之事》等文，批驳廖平之《今古学考》和康有为之《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除了兼采今文说外，他对宋元明人之经说也不一笔抹杀，能看到它们的长处，认为：

宋明说经之书，喜言空理，不遵古训，或以史事说经，或以义理说经，虽武断穿凿，亦多自得之言。[11]

或义乖经旨，而立说至精。[12]

可见他虽不赞成宋明人说经之书，但重视其中的创造性见解。他自身也力求有所创造，治经有新义，如认为六经本系官书，而孔门将其编订为教科书；[13]汉以前经无今古文之分，今古文经的差异是文字差异，

今文古文为汉儒之恒言，犹今日所谓旧板书新板书也。……汉代之所谓古文经，乃秦代之时未易古文为秦文者也，其故本至汉犹存。

所谓今古文者，以其由古文易今文有先后之殊，非以其义例亦有不同也。[14]

在左氏学方面，他的《读左札记》、《司马迁左传义序例》等文超越了今古文经的争论，主张对《左传》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并认为“今观左氏一书，其待后儒之讨论者约有三端：一曰礼，二曰例，三曰事”。[15]实为《左传》研究辟了一条蹊径，与墨守汉师家法者绝异。

刘师培后期的经学研究与前期相较颇有不同，基本特点是转向笃信汉儒经说。在《中庸说》、《中庸问答》、《春秋原名》等文中此种倾向已很明显，他的专著如《礼经旧说》、《西汉周官师说考》、《周礼古注集疏》、《春秋古经笺》、《春秋左氏传时月日古例考》、《春秋左氏传例略》等更是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他曾言及惠栋之学是“确宗汉诂，所学以掇拾为主，扶植微学，笃信而不疑”。[16]这句话恰可概括其后期的经学著述。在这些著述中，《左传》和《周礼》之研究是重点。《左传》研究自是秉承家学，但他并未继父祖之业去完成《左传旧注疏证》，而是转而研究自身所曾提倡过的一个课题——《左传》之“例”，撰成《春秋左氏传时月日古例考》、《春秋左氏传古例诠微》、《春秋左氏传传例解略》、《春秋左氏传例略》等一系列专著，把家学向前推进了一步。他之看重《周礼》，除因《周礼》与《左传》相关且在古文经上极其重要外，还因在四川讲学时受到廖平一些影响，如蒙文通所言：

礼制者，廖师（廖平）所持以权衡家法，辨析汉师同异者也。左盦（刘师培）于时亦专以《五经异义》、《白虎通义》为教学之规，出蜀后成书皆《周官》、《礼经》之属。左盦之渐渍于廖师，此其明验。[17]

另外，由于与廖平往还较多，他对“今文师说多宽假之辞”，认为廖平之学“未易可轻也”。[18]

刘师培之校勘学前后没什么变化，以后期为主。他校书的范围较广泛，遍及四部，但以校订诸子为最多，这些古书主要有《管子》、《晏子春秋》、《老子》、《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贾子新书》、《春秋繁露》、《法言》、《白虎通义》、《周书》、《穆天子传》、《楚辞》等。他所校订各书，或名《补释》，或名《斠补》，大致前期所校名《补释》，后期所校名《斠补》，部分《斠补》是在《补释》基础上修改而成。他校书的方法基本同于先贤，即根据古人用字属辞的一般规律，结合自身的小学功力（如运用由字音推求字义原则）来进行。他也试图发展前人总结出的某些规律性的东西，曾写出《古书疑义举例补》，对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有所补充，以此方便其他校勘学者。

总之，在古典学术的主要领域，尤其在清儒所擅长的领域里，刘师培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并由此而奠定开拓学术新领域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