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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刘师培的学术史研究实绩（第3页）

而民心所归之人，即可为天下之共主。

民权既伸，君权自当受限，

若君主放僻自肆，则为汉儒所不与，或斥为夷狄……或斥为匹夫……故君失其道，则臣民咸有抗君之权。

特汉儒处专制之朝，欲伸民权之公理，不得不称天以制君。……夫所谓以天统君者，即言君心当有所惮也。君心有所惮，斯不至以残虐加民。凡汉儒之言灾异者，大抵皆明于此意耳。此两汉之时所由无残虐之君，而人民有殷富之乐也，谓非汉儒之功欤！[33]

在这里，刘师培将汉儒经说与西方民权学说相附会，发掘出了汉儒经说的现代意义，不失为一得之见。不仅如此，他还将西汉时“国有大政大狱，必下博士等官会议”视作为“上议院之制度”；三老、啬夫诸官之设“即西国地方自治之制度也”。[34]种族学方面，认为：

中国之国本何在乎？则华夷二字而已。

（两汉）武功卓越……虽曰兵力盛强之故，然一二巨儒，抱残守缺，亦复辨别内外，区析华戎，明于非种必锄之义，使赤县人民咸知国耻，故奋发兴起，扫**胡尘，以立开边之大功，则诸儒内夏外夷之言岂可没欤！

《王制》一篇，多汉儒所辑，谓中国戎夷，民各有性，不可推移，以明种族之殊，定于生初，即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谓也。[35]

从这些可以看出，刘师培虽以西方种族学概念论两汉民族意识，但其所坚守的仍为中国传统华夷之辨，并无西方种族学所秉持的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之运用，而且有些论述与《攘书》相类，可见仍有排满兴汉之政治意旨在内。伦理学方面，刘师培首先强调中国古代伦理学“与西洋伦理学其秩序大约相符”，具体言之，“修身为对于己身之伦理，齐家为对于家族之伦理，治国、平天下为对于社会及国家之伦理”，汉儒之伦理学亦分此四端，而以“修身为最详”。[36]接着他分别概括了这四种伦理的基本内容。修身之伦理：

约分五端：一曰中和，所以欲人之无所偏倚也；二曰诚信，所以欲人之真实无妄也；三曰正直，所以欲人之不纳于邪也；四曰恭敬，所以戒人身心之怠慢也；五曰谨慎，所以戒人作事之疏虞也。

家族之伦理：

汉儒言之尤精……即以父子兄弟夫妇为伦理，然皆对待之伦理（即父子兄弟夫妇互尽其伦理也），非若后世扶强锄弱制为不平之伦理也。

若三纲之说，虽倡于汉儒，然仅今文家相承之说耳。

社会之伦理：

汉儒所说略有二端：一曰师弟之伦，二曰朋友之伦。盖人与人接，伦理始生，故即汉儒所言者观之，一曰贵仁……一曰贵恕……一曰贵信。

国家之伦理：

亦有四端：一曰守法以定国律，二曰达情以伸民权，三曰纳税以富国家之财，四曰服兵以固国家之防。

总之，汉代之伦理学涉及个人和国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要而论之，汉儒之言伦理也，其最精之理约有二端：一曰立个人之人格……二曰明义利之权限”。[37]

上述几文是对以经学为核心的汉代学术精义所作的充分阐发。汉学与宋学，经学与理学，向为古典学术之重心所在，那么两者关系如何呢？各有怎样的利弊短长？这样的问题，同样为刘师培所关注。所以，在阐释汉代学术的同时，刘氏亦对汉宋学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较系统的考察，并对二者分别在学理意义上做了价值评估。在《两汉学术发微论》里，他已指出，汉儒“伦理之学实开宋学之先声”。[38]在《汉宋学术异同论》里，他仍认为“宋儒之说，多为汉儒所已言”。[39]可以说，在他眼里，汉代学术是宋代学术的渊源和基础。这一看法是对截然分离汉宋两学之观点的反拨与纠正。除此点外，《汉宋学术异同论》还对汉代学术与宋代学术作了多方面的比较，得出许多有意义的结论。如认为从总体上看：

汉人循律而治经，宋人舍律而论学，此则汉宋学术得失之大纲也。

夫汉儒经说，虽有师承，然胶于言词，立说或流于执一。宋儒著书，虽多臆说，然恒体验于身心，或出入老释之书，故心得之说亦间高出于汉儒，是在学者之深思自得耳。[40]

在义理学方面，

汉儒言理，主于分析。而宋儒言理，则以天理为浑全之物，复以天理为绝对之词，此则宋儒解理之失矣。……汉儒说经亦主去欲，特宋儒著书，遂谓天理与人欲不两立，此则宋儒释欲之非矣。[41]

就章句学而言，

宋代之时，治经不立准绳，故解经之书竞以新学相标。又理学盛行，故注释经文亦侈言义理，疏于考核，例非汉儒之例，说非汉儒之说，图非汉儒之图，而传注之中复采摭俗说，武断支离，易蹈缘词生训之讥。[42]

就象数学而言，

汉儒信谶纬，宋儒信图书，均属诬民之学。特谶纬图书，其源同出于方士。

特汉儒之学多舍理言数，宋儒之学则理数并崇，而格物穷理亦间迈汉儒。[43]

这里所谓“格物穷理”超越汉儒，指的是宋儒象数学所言之理有与西学相符之处，合于西方自然科学之理。就小学言之，

汉宋诸儒解文字者各不同，汉儒重口授，故重耳学；宋儒竞心得，故重眼学。汉儒知字义寄于字音，故说字以声为本；宋儒不明古韵，昧于义起于声之例，故说字以义为本，而略于字音。由今观之，则声音训诂之学，固汉儒是而宋儒非也。[44]

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刘师培对汉宋学术流变的估价是客观而不拘于门户的。汉学与宋学，各有其长，亦各有其短，刘氏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分别予以指出，且作为经学家，不护汉学之短，是很难得的。另外，在考据学风的影响下，此时大多数学者对宋代学术是持贬斥态度的。这种情形下，刘氏有此持平之论，亦属难能可贵。不过考虑到他所具有的“扬州学派”背景和兼采汉宋主张，倒也合乎逻辑。

[1]吴光兴：《刘师培对中国学术史的研究》，见《学人》，第7辑。

[2]刘师培：《国学发微》，见《遗书》，477页。

[3]刘师培：《国学发微》，见《遗书》，477、478、480、482、483、494、501页。

[4]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见《遗书》，549页。

[5]刘师培：《经学教科书》，见《遗书》，2076页。

[6]刘师培：《经学教科书》，见《遗书》，2073页。

[7]刘师培：《经学教科书》，见《遗书》，20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