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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大众文化研究（第2页）

第五，大众文化是从属群体与统治群体之间相互斗争的场所。这种理解大众文化的方式是葛兰西式的，即把大众文化视为社会中从属群体的抵抗力与统治群体的整合力之间相互斗争的场所。这个定义受到葛兰西“文化霸权”概念的影响，所以又称为“新葛兰西主义”。借助于文化霸权理论来理解大众文化，就是把它理解为被统治群体的反抗力量与统治集团的兼并势力之间斗争的场所。这样的视野既不像法兰克福学派那样把大众文化理解为强制文化，也不把它天真地理想化为自下而上的自发的人民文化，它不是一种文化实体，而是各种文化力量“交战的场所”。这个界定大众文化的方式，在20世纪70年代后受到西方大众文化研究界越来越多的学者的青睐，因为它既克服了简单化的乐观主义，也克服了简单化的悲观主义，是对文化研究中结构主义和文化主义两种范式的双重超越。

第六，大众文化指消融了“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艺术与商业之间界限的文化类型。这种理解大众文化的角度是后现代主义的，既把握住了大众文化与高雅文化间相互融会、相互渗透的趋势，但也引起了各种各样的论争。

上述对大众文化内涵的梳理和总结，全面概括了大众文化理论批评对大众文化研究的各个领域。总体看来，对于大众文化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主要有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图亚特·霍尔在《文化研究：两种范式》中区分了这两种研究方法。文化主义把“经验”，即“‘活生生’的领域”作为研究的基础，将意识形态和文化定义为集体性的；结构主义却强调“经验”不能被定义为任何东西的基础，认为意识形态和文化“不仅仅是集体性的，而且是个体创造的”。文化研究学者托尼·本内特也说，文化主义“赞扬大众文化是真实表达了社会受集团或阶级支配的兴趣和价值观”，热衷于“工人阶级的‘生活文化’或‘生活方式’的研究”，而结构主义则把大众文化视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机器”和索绪尔式的“语言”系统，特别关注电影、电视和通俗文学的文本分析，但常常忽略了“制约着这些文本形式生产或接受的条件”。这样两种主要的理论分析逻辑与上述斯道雷对大众文化定义内涵的归纳一起，共同构成了对大众文化理论的阐释，也为媒介批评提供了分析的视角和方法。

四、大众文化研究的主要理论

在很大程度上，大众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受到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和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的影响。早期的英国文化研究学者马修·阿诺德和文化批评家利维斯都对大众文化持否定的观点。同样，法兰克福批判学派也否定和批判了大众文化。概而言之，大众文化的主要理论流派，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

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开创了当代大众文化研究的传统，也为媒介文化及媒介批评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的首任主任理查德·霍加特的《文化的用途》堪为大众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其后，文化研究学派的代表人物雷蒙德·威廉斯继续拓展了大众文化理论，他对“文化”一词的重新定义对大众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威廉斯在《文化分析》中扩展了“文化”的意义，将文化由原来人们认定的狭窄的“高级精神产品”延伸为人类学意义的“整个生活方式”，把文化视为“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成为同义”，这就将大众的生活方式纳入到了“文化”的范畴之内。显而易见的是，大众传播媒介已深入当代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威廉斯对文化含义的拓展也为媒介文化研究确立了理论的合理性。

此后，文化研究学派的重要成员斯图亚特·霍尔提出了大众媒介文化的“编码解码”理论，霍尔“特有的贡献，就是将经过意识形态编码的文化诸形式与受众的解码策略联系起来”。霍尔着力探讨社会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如何借助传媒的力量使之成为全社会的意识形态，他充分肯定了大众传媒在意识形态播散过程中的重要性，看到编码、解码所呈现的复杂性。认为“这完全进入到争夺意义的斗争之中——语言中的阶级斗争”，霍尔使意识形态成为文化研究包括媒介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概念。

在对于大众文化的肯定解读的众多学者中，被称为“庶民文化的乐观者”的约翰·费斯克对大众文化的理解有别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研究视角十分新颖，他把定义大众文化的权利转移到了大众自己手中，这样的解读是对旧有的解读视角的“叛逃”，这样的解读本身就有对大众传播理论的“大众解读”的含义，也正契合电子时代大众文化的发展趋势，是对大众文化的“建构主义”视角的评价。

“快感理论”是费斯克文化研究的主要理论范畴。他不是从文化生产，而主要是从文本接受的层面解读大众文化，认为大众具有对抗宰制的能动性，他在“快感”的分析中对大众文化做了积极的理解。主要是将文化产品和文化工业区分开来，认为文化产品只是一种社会文化的物质性表现，而其后的大众文化是一种社会意识的存在。他强调大众对文化产品的运用本身才是一种大众文化，也就是说，大众不一定能掌握大众文化产品的生产，但是大众对于所能得到的反映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或者是契合大众文化需求的文化产品的使用构成了大众文化的核心。这样的大众文化在费斯克看来就是有啥用啥的艺术。所以说吸引大众的不是已经存在的文化产品，而是这些文化产品可以成为大众进行创造运用的材料，吸引力依然在创造性方面。大众对于文化产品的创造性运用才是大众文化的真正内涵，费斯克探讨大众自身的创造性文化和由此带来的快感。

费斯克试图在霍尔模式的基础上建立通俗文化理论，他认为权力集团批量复制的文化产品和“民众”的抵抗性意义生产活动有质的差异。通俗文化并不是文化工业生产，而是消费行为产生的。费斯克借用了法国理论家米歇尔·德塞图的“文化偷猎”概念，认为消费行为是弱者的一种战术，是不受生产者规约的意义生产行为，从而完全抛弃了霍尔的主导性解读模式。费斯克由此认为，民族资本主义向全球资本主义的转变，意味着生产制度更加遥远，为受众的抵抗留下了空间。权力集团生产的信息越多，就越没有能力控制社会主体对信息的各种阐释。由此，费斯克提出了一种“快感的社会主义”理论。权力集团的文本缺乏多义性，追求真理和客观性。而民主主义的文本应当追求生产符号意义而带来的快感，由此和权力集团的符号生产进行对抗。他认为，严肃性报刊同时生产着“客观事实”和“意识形态”。替代性的报刊则传播各种激进观点，是边缘性的权力集团成员对统治者的批判。通俗小报则要比严肃大报更鼓励受众的批判态度。煽情主义的新闻报道的意义不在于是否真实，而在于对官方的真理体制的对抗态度。根据费斯克的观点，左派报刊应拒绝“说教”，而要给人快感。这种快感可以抵抗社会的主流价值和意识形态的**。

在《理解大众文化》中，费斯克还提出“两种经济”理论。所谓两种经济，一是“金融经济”，二是“文化经济”。以电视作为文化产业的例子，费斯克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电视节目作为商品，生产和发行于这两种并行且共时的经济系统中，其中金融经济重视的是交换价值，流通的是金钱，而文化经济重视的是使用价值，流通的是“意义、快感和社会认同”。从这一理论出发，费斯克认为，观众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观众在观看，即消费电视节目的时候，同时作为节目意义的生产者而存在。这样，资本主义从工作世界扩展到了休闲领域，人们通过观看电视参与到了商品化的过程中。这些观点虽显片面，但仍具有启发意义。

（二）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研究理论

大众文化研究是当代文化研究的核心内容，也理所当然是媒介文化研究的核心内容。如前所述，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在对现代性的反思中将大众文化视若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工具，无论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文化工业”的批判，还是马尔库塞的“单面人”理论，都体现了对大众文化的否定性批判，认为大众文化体现的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工业化生产的利益需求。

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本雅明对大众文化的论述主要集中于哲学和美学领域。他提出了“机器复制时代的艺术”的命题，感叹现代机械复制技术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在大众社会中，以叙事艺术为主的古典艺术走向衰落，乃至于终结。在他看来，大众社会中的文化传播呈现机械复制的特点，这是传统艺术所不具有的。但是，本雅明不同于当时的许多思想家，他对现代技术及其艺术形态表现出了一种积极和乐观的态度，在提出传统艺术衰落的观点的同时，也表示会有另一种“全新艺术”到来，认为这是人类文明史的一般发展历程。

此外，马尔库塞提出的“单向度的人”的理论指责艺术的大众化和商业化，使得艺术成为压抑性社会的工具，由此导致了人和文化的单向度，而艺术的大众化和商业化较多的是作为现在技术进步带来的媒介的产物。在此意义上，马尔库塞的美学思想上升到对社会和媒介的批判。马尔库塞认为，现代工业社会技术进步给人提供的自由条件越多，给人的种种强制也就越多，这种社会造就了只有物质生活，没有精神生活，没有创造性的麻木不仁的单面人。

马尔库塞试图在弗洛伊德关于文明的理论基础上，建立一种理性的文明和非理性的爱欲协调一致的新的乌托邦，实现“非压抑升华”，马尔库塞的美学思想成为其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单向度的人》中，他指责艺术的大众化和商业化使之成为压抑性社会的工具，从而导致人和文化的单向度。在《审美之维》中认为，艺术（主要指先锋艺术）自动地对抗现存社会关系并加以否定和超越；倾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及普遍经验，促成完整人的再生。在《反革命和造反》中，他强调艺术既是一种美学形式又是一种历史结构，是充满诗情画意的美的世界与渗透价值意义的现实世界的统一。他认为，艺术具有对现实的肯定性和保守性以及对现实的否定性和超越性的两重性，艺术的肯定性力量同时也是否定这一肯定性的力量。他强调艺术和革命可统一于改造世界和人性解放的活动中，他用新的美学形式来表现人性，从而唤来解放的世界。由此，他提出美学是摆脱压抑社会的唯一学科，是单向度社会中双向度的批判形式。

（三）后殖民理论与文化全球化理论

后殖民理论与文化全球化理论为媒介层面的跨文化传播和全球化传播提供了多元的理论见解。后殖民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爱德华·萨义德、加亚特里·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很大关注的是萨义德的《东方学》《文化与帝国主义》和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等著作。

萨义德认为，所谓“东方”是欧洲“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话语方式，它体现“西方与东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其建构东方的话语方式包括学术著作、文学作品和新闻报道等。事实上这种话语方式离不开大众传媒，可以说大众传媒是文化殖民的一种主要工具。如果说萨义德的《东方学》可视为“文化帝国主义”的一部分，约翰·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则以解释学的理论和方法说明受众对文本的解读是主动而复杂的，从而表明“文化帝国主义”的文化支配作用的论点难以成立。同时他又以自己对民族文化认同及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关系的见解，质疑“文化帝国主义”。汤林森的观点既有为西方文化帝国辩护之嫌，却也为文化传播全球化提出了另类见解。其他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和阿芒·马特拉的研究，更多的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视野批判性地审视文化传播的全球化问题。戴维·莫利的《认同的空间》主要探讨全球媒介、电子世界如何影响和重构国族间的文化边界。这些研究成果为如何进行文化传播全球化的媒介批评提供了多元的理论视角。

（四）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理论

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米歇尔·福柯几乎毕生致力于研究、批判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他倾向于将权力诠释成分散的、不确定的、形式多变的、无主体性的、生产性的力量，他认为每一知识断层都充满权力，每一话语系统都含有权力的运作与规范。鲍德里亚的理论给西方文化研究包括媒介文化研究提供了反对各种话语霸权的有力武器，被“文化研究”思潮视为理论的总纲之一。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和“仿真、超真实、内爆”等理论范畴都与媒介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鲍德里亚的理论“深刻地影响了文化理论以及当代媒体、艺术和社会的话语”。

总之，随着大众文化本身的命运与地位的变迁，以大众传播媒介为主要形式的大众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以往的理论重点在于对大众文化价值内涵的缺失、审美的贫乏以及意识形态的文化霸权等内涵的否定性批判，而当下的理论则重点阐释大众文化所蕴藏的新的审美诉求、文化趣味以及政治参与的潜能。人们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大众文化并不是精英文化的对立面，也不是消费主义与享乐主义的代名词，它在提供娱乐消遣的同时，也体现了一种不同于精英文化的美学诉求和文化品位。大众文化既不是主流文化的附庸，也不是意识形态的代言人。作为当代文化的主导形态，大众文化在满足社会的凝聚与整合需要的同时，也显示了批判和颠覆的功能，展现出了不同的美学诉求和文化内涵。

思考与练习

一、名词解释

1。社会批判

2。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