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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大众文化研究（第1页）

第四节大众文化研究

在社会批判理论和意识形态研究的基础上，针对具体的现实文化的发展，大众文化理论由此形成。批判理论把大众媒介当做大众文化分析的重要对象，大众文化理论也是媒介批评宏观理论的实践范畴，媒介文化研究成为大众文化研究的重要构成。关于大众文化理论的探究源于大众社会理论。那么，对大众社会理论的探讨则又是基于大众传播媒介现实的发展而展开的。因此，就媒介批评理论的系统构成而言，立足于大众社会理论的大众文化理论是其研究的现实批评的主要对象。

大众文化理论主要包括英国文化研究和法兰克福社会批判学派关于媒介文化的讨论。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以威廉斯、霍尔和费斯克等为主的大众文化研究对当代文化的意义生产提出了不同看法，而法兰克福社会批判的核心概念是“文化工业”。当然，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批评理论不仅限于大众文化领域，“他们全面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媒介的弊端，指出其陷入制度的深刻矛盾而难以自拔”的现实。[1]

一、何谓大众文化

关于大众文化的意义及其内涵，根据威廉斯等人的概括，基本上可从三个方面展开：其一，是谁及是什么决定了大众文化，它们从何而来，即大众文化是发端于底层社会，还是统治阶级加之于民众的文化。其二，如何看待商业化和产业化对大众文化的影响。商业化提供给大众以文化，还是使得文化失去了内涵。其三，大众文化扮演了什么样的意识形态角色。大众文化是统治阶级强化统治的工具，还是底层民众反抗权威的力量。对于大众文化的研究，基本上是从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而展开的。大众文化源于对大众社会理论的建立，就此意义看，大众文化是在社会生产、大众生活、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发展到一定程度，并随着大众社会的形成而发展起来的文化。同时，大众文化的发展始终处于文化追求、艺术追求和商业赢利的冲突中，因而需要不断地进行内容和形式的调整。此外，大众文化的意义始终处于多元性中，意义确定性作为大众文化的终极追求很难实现。大众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和其他文化类型相互作用，既丰富了自己，同时也推动了其他文化形态的发展。

对大众文化的批评始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法兰克福社会批判学派，在某种程度上，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提出的“文化工业”概念成为大众文化的代名词。阿多诺认为，之所以采用“文化工业”而不是“大众文化”，是因为“大众文化的倡导者认为，它是这样一种文化，仿佛同时从大众本身产生出来似的，是流行艺术的当代形式。我们为了从一开始就避免与此一致的解释，就采用‘文化工业’代替了它”。[2]无论是大众文化还是文化工业的概念，都与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紧密联系。虽然大众文化并不等于媒介文化，但几乎所有关于大众文化的研究都以大众媒介的文化实践作为分析对象，由此，关于大众文化的研究扩展到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日常生活和社会话语等研究领域。

有的文化研究者认为，“我们今天所说的大众文化是一个特定范畴，它主要是指兴起于当代都市的，与当代大工业密切相关的，以全球化的现代传媒（特别是电子传媒）为介质大批量生产的当代文化形态，是处于消费时代或准消费时代，由消费意识形态来筹划、引导大众，采取时尚化运作方式的当代文化消费形态。它是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充分发展后的产物。是当代大众大规模地共同参与的当代社会文化公共空间或公共领域，是有史以来人类广泛参与的，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化事件。”[3]

首先，“大众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它的商业化和产业化消费主义内涵。甚至可以说，“大众文化”的生产就是以刺激大众消费为目的的。没有消费的“大众文化”产品，要么内容不够适销对路，要么根本就不属于“大众文化”产品。但是，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消费主义内涵持有明显的批判态度。阿多诺认为，“大众文化呈现商品化趋势，具有商品拜物教特性”，“大众文化生产的标准化、齐一化，导致扼杀个性”，“大众文化是一种支配力量，具有强制性”，大众文化“剥夺了个人的自由选择。”[4]总之，“大众文化”的消费属性和商品属性决定了它与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之间有不可分割的关系。特别是作为消费社会的电视媒介，成为大众文化生产的主力军，因此，就此而言，电视媒介既是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物，也是推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生产的主要力量。

其次，对于大众文化的内涵而言，大众文化并不是由大众媒介自然发展出来的，“然而，这却是一种在大众媒介上产生，也是一种由于大众才发展起来的文化，其发展的历史活力是工业、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现代社会所特有的，大众传播的技术为大众开放了市场，在这一市场上，文化产品是按照供求规律作为商品提供的”。[5]由此可见大众文化与大众媒介发展之间的关系。大众媒介在当代社会并不仅仅是一种媒介形式，更重要的是，大众媒介是当代社会的媒介化和文化存在与传播的基本载体。但是，大众文化和媒介文化又不是等同的，就二者的关系而言，大众文化借助于媒介文化扩展其生长空间，媒介文化又借助于大众文化充实其文本内容。

最后，大众文化是工业化的产物，对大众文化的界定是基于所谓传统意义上的“精英文化”的语境而展开的，因此，大众文化是指工业社会中由文化生产商和社会大众直接参与、共同生产、借助于媒介技术传播，由大众消费并主要体现大众的审美诉求和政治意识形态的文化产品。就此意义看，大众文化指的是那些为了大众市场消费而生产的文化产品，它是以工业化的“标准化”生产并为社会大众所消费的文化。

大众文化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第一，大众文化是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化类型，它在现代文化系统中和主导文化、精英文化、民间通俗文化等相对应。第二，大众文化是一种历史性的文化类型，它是在社会大众生活实践和物质生产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而产生发展起来的文化，其形成和发展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经济、技术和文化基础。第三，大众文化是一种具有自身特殊规定性的文化类型，具有大众性、日常化、多样性、商业性和娱乐性等特征。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按照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理论来看，大众文化具有隐蔽的政治意识形态特征。

就其发展而言，大众文化的历史发展形成了自己特殊的发展规律。从理论上看，大众文化的发展与大众社会的形成存在内在关系。大众社会最初出现在19世纪晚期，主要是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传统意义上的精英主义文化受到了挑战，特别是以大众报刊为主的媒介文化的发展引发了对大众社会的讨论和大众文化的批判。工业化和城市化改变了文化发展中的关系，大众文化是以工业化、城市化和大众传媒为基础的大众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工业化、城市化导致社会阶级、阶层的分化，因此，文化也分化为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乡村社会和城市的不同的文化形态。特别是工业革命引发的报纸与广播等大众传播媒介的出现，使得区域性文化得以大规模地产生影响，为大众文化的产生提供了基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的普及等加速了大众文化的传播。

大众文化的出现标志着一种独特的文化生产方式的出现，也意味着一个新的文化时代的到来。同时，它是现代文化系统中的重要文化形态，不断影响和渗透着其他文化形态，对现代社会政治经济和日常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因而，大众文化对当代文化的系统结构和发展格局有着重要意义。

二、通俗文化、流行文化与媒介文化

通俗文化和流行文化是与大众文化相关的观念。美国社会学家H。甘斯认为，通俗文化是大多数人在工作之余消磨时间的方法，它包括通过视听和阅读途径得到娱乐的一种形式。与之相对的交响乐、歌剧、芭蕾、严肃文学等作品都不称为通俗文化，相对来说他们的欣赏者仍是少数人。[6]美国社会学家威尔逊甚至认为，通俗文化就是大众文化或者平庸文化，只追求大多数欣赏者在当前所接受，它几乎全是为了娱乐，即生产者对什么才会导致轻松愉快的刺激的猜测，通俗文化只需要其欣赏者最低限度的注意，以一种通常只限于喜欢或者不喜欢的表面肤浅的反映为满足，集中体现了通俗化和大众化的文化式样。通俗文化跟少数人接受的精英文化和高雅文化相对，但是在很多时候，通俗文化和精英文化会互相转化，这种转化的契机可能是多方面的，大众媒介就是其中一种重要的介质。

通俗文化与媒介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媒介文化是通俗文化的一种表现方式。虽然通俗文化的表现方式很多，除了传统的诗歌、小说、散文、戏剧、舞蹈、音乐等形式之外，还包括现代技术条件下的电视文化、电影文化、网络文化、手机文化等媒介文化。另一方面，通俗文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媒介文化的发展。随着人们获取信息的手段多元化，网络和手机逐渐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最主要的手段，媒介文化的内涵不断扩大，通俗文化也随着媒介文化而发展。此外，与媒介文化相关联的是流行文化的出现。

流行文化是在工业社会后期被广大社会成员消费的文化，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都市化程度等紧密相关。威廉斯认为“流行”有四种意思：“被许多人特别喜欢的；较低等的制品；希望赢得人们喜欢而蓄意制造的作品；那些事实上为自己而制造的文化。”[7]一般来说，流行文化与通常所说的以古典小说、歌舞、戏剧等为代表的高雅文化相对，是被社会大众普遍喜欢和热烈追随的文化，其主要功能是娱乐。

相较而言，与传统的精英文化不同，流行文化具有自己的明显特点。其一，流行文化受众人追随，以时效性为主，并且以单纯娱乐为目的。其二，流行文化具有商业化特点。流行文化目的是为了商业利益最大化，因此缺乏传统精英文化所倡导的社会责任感，流行文化也因此饱受社会诟病。正因为流行文化的产生和扩展依赖于传播媒介实现，所以，流行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与媒介文化互相重合。但是，它们之间还有差异，大众传播媒介是文化的载体，它可以生产和传播娱乐性和商业化的流行文化，但也可以生产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文化形态。其他如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也对流行文化产生影响。因此，作为大众文化的主要构成形态，媒介批评理论在分析流行文化时，要充分认识到其构成的复杂性，从多角度、多层面展开批评，这样才能深刻认识流行文化以及大众文化的本质。

大众文化研究认为，大众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和大众传播媒介密切相关。由于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介的发展，大众文化的生产与消费更是出现了一种新的景观。当代视觉文化的发展显然与新媒介的技术革命与媒体视觉化有关。“在今天，越来越多的大众文化内容恰恰是通过视觉文化的形式体现出来的。而视觉文化对大众文化的包装与制作除了让大众文化变得更加‘好看’之外，还降低了进入大众文化的门槛，也进一步让大众文化变成了一种轻浅之物。”[8]而大众文化形态的这种变化在印刷媒介占主导地位的传统社会显然是无法实现的。只有在电子媒介和数字媒介形成媒体霸权的今天，这种情况才会出现。

由此以来，大众文化研究开始重点关注媒介文化。后现代文化研究者凯尔纳认为，甚至可以用“媒介文化”取代“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的概念，以便更方便地展开研究。他认为，“‘媒介文化’这一概念既可方便表示文化工业的产品所具有的性质和形式（即文化），也能表明它们的生产和发行模式（即媒介技术和产业）。它避开了诸如‘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化’之类的意识形态用语，同时也让人们关注到媒介文化得以制作、流布和消费的那种生产、发行与接受的循环。此概念也消除了介于文化、媒介和传播等研究领域间的人为阻隔，使得人们注意到媒介文化体制中文化与传播媒介之间的相互关联，从而打破了‘文化’与‘传播’间的具体界限”。凯尔纳之所以会如此思考，是因为他意识到媒介文化已成为欧美等西方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文化，甚至“媒介文化已成为一种社会化的宰制力量”。因为媒介文化的视觉等形式已经排挤文化的传统模式，从而制造了新的风格、时尚和趣味。于是，“媒介文化”的概念便成为后工业时代或后现代社会的一种事实指认。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凯尔纳才说“‘媒介文化’一词还有一个好处，它表明：我们的文化就是一种媒介文化。”因此，媒介批评理论必须要基于大众文化等相关概念的研究而展开。

三、大众文化理论的视角和方法

英国文化研究学者约翰·斯道雷在《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中对“大众文化”概念做了全面探究，并对其各种不同的含义进行了梳理、辨析和归纳，从而总结了“大众文化”的六种不同的定义内涵。

第一，大众文化是“广受欢迎，或者众人喜好的文化”。该定义是着眼于量的定义，它强调了受众在数量上的绝对优势。但它的缺点也在于量的标准不好把握。也正如斯道雷所说，“除非我们定一个基数，大于这个基数就是流行文化，小于这个基数的只是文化，我们会发现广受欢迎或众人喜好的东西包括太多，这样的流行文化定义实际上毫无用处。”因为许多“官方认可的高雅文化”在数量上也大得惊人，可见，量的指标本身不足以为流行文化提供恰当的定义。

第二，大众文化是高雅文化之外的“剩余的文化”。这种定义认为，大众文化是“泛指达不到高雅文化标准的文化作品与文化实践”，那么这实际上包含的是价值评价。高雅文化就是形式复杂、深奥难懂的文化，并因此把大众排除在外，所以它也是一种等级化的排除。这种定义方式注重大众文化与高雅文化的明显区别，但忽略了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很多文化形式都经历了从流行文化到高雅文化的转化过程，而有些高雅文化形式也是极为流行的，也具有极大的观众数量。

第三，流行文化即大众文化。把“PopularCulture”等同于“MassCulture”，即“为了满足大量消费而大批量生产的文化，其观众是没有鉴别力的消费者”。斯道雷认为，这种观点主要从批判或否定意义上理解流行文化，无视它可能具有的积极意义，而且带有强烈的怀旧色彩，怀念失落的“朴真社会”与“民间文化”。这种观点源于法兰克福学派和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右翼的利维斯主义，前者认为大众文化威胁了工人阶级的传统生活方式，后者则认为大众文化威胁到了贵族的高雅文化。

第四，大众文化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的文化”。这个定义强调大众文化是“人民”自己创造并为人民服务的，类似于“民间文化”的界定。这种定义“浪漫地”把工人阶级的文化看成是对抗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肯定了人民的抵抗能力，但未能指出这种创造的来源问题。斯道雷认为，“不管我们多么坚持这个定义，事实依旧是：人民不能自发地利用他们自己制造的原材料来制造文化。不管流行文化是什么，确定无疑的是，原材料是商业提供的。”这个定义显然把前现代时期的那些自发的非商业化的流行文化排除在大众文化的范围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