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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媒介批评的发展（第2页）

总之，就中国媒介批评的源起和发生而言，由于中国近代处于文明转型和现代变革的社会阶段，思想进步的士人意识到报纸媒介对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作用，因此，基于对媒介的社会作用和社会功能的认识，舆论引导就成为中国近代媒介批评的显著特征。

（二）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新闻自由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不仅推翻了专制制度，同时也广泛地传播了民主、自由等现代思想观念，倡导社会进步、反对专制成为时代的潮流，民主共和的观念亦深入人心。快速的社会变革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报刊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

五四新文化运动使中国的报刊事业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批以反对封建专制思想、宣传新思潮为中心内容的报刊开始出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915年在上海创办的《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它明确提出“民主”和“科学”的口号，发起对孔子思想的批判，倡导文学革命，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开展。1918年12月，《新青年》的主持人陈独秀和李大钊等又在北京创办《每周评论》。接着，北京国民社、新潮社也分别出版《国民》杂志和《新潮》月刊，与《新青年》相配合。北京《晨报》《国民公报》、上海《时事新报》《民国日报》（上海）等，也出版了支持新文化运动的副刊，在中国形成了以报刊界为主体的反封建的思想斗争热潮。但同时，北京的《国故月刊》《公言报》和上海的《新申报》等报刊，则发表文章攻击新文化运动。于是，各种新旧思潮以大众报刊为阵地，展开了激烈的思想交锋。

五四运动促进了中国现代报刊业的迅猛发展，短时间内即涌现500种左右的报刊。[22]其中，最为活跃的是学生报刊。在五四爱国运动中，很多省、市都成立了学生联合会，各联合会纷纷出版报刊。著名的有《湘江评论》《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五七》日刊（北京）、《上海学生联合会日报》和《学生周刊》（武汉）等。有很多大中学校甚至小学也创办报刊，如《新生活》《新湖南》《浙江新潮》等。各地其他青年知识分子也积极组织学会和社团，开展办报活动。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南京、成都等城市分别创办《少年中国》《少年世界》和《星期日》等。天津觉悟社出版《觉悟》，武汉互助社出版《互助》，瞿秋白等在北京创办《新社会》。这些报刊大多积极介绍马克思主义，注意将思想宣传和群众政治斗争相结合，并采用白话文。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一些政治组织和代表人物也创办新的报刊，以适应新的思想潮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在上海出版了《建设》杂志和《星期评论》。梁启超、张君劢等组织的新学会出版了《解放与改造》。除此之外，还有无政府主义者创办的《进化》《奋斗》等报刊。[23]各类思潮云集，充分彰显了当时思想革新、新闻自由的社会现状。

就媒介批评而言，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对报刊的认识和实践表现出非常明显的不同于近代报刊的特征。

第一，明确提出为民众办报的主张，保障言论自由成为大众报刊的基本理念。能否体现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则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报刊媒介批评的基本标准。例如，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陈独秀就认为：“言论思想自由，是文明进化的第一重要条件。”[24]他主张大众报刊本身就有讨论言论自由的权利，在报刊上“讨论学理之自由，乃神圣之自由也”。[25]可见，陈独秀的观点深受西方近代弥尔顿出版自由思想的影响，坚持认为言论自由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意义和作用。另一位先驱李大钊也对“思想自由”、“新闻自由”进行了深入研究，他提出，思想自由主要有三种表现形态：“一出版自由，一信仰自由，一教授自由也”。[26]他同时主张，无论表达信仰还是传授思想，只有通过出版报刊、书籍的途径，才能让社会广为知道，由此，出版自由是思想自由的实现形式。可见，当时传播自由思想的先驱们所主张坚持的言论自由以及如何保障新闻自由实现的理念，都对当时的社会发展和文化变迁产生巨大的影响，也为其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奠定了基础。

第二，媒介批评探讨提升报纸副刊的作用，此时的报纸副刊成为介绍新知识，传播新思想的重要园地。例如，当时就出现了诸如《晨报》副刊、《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京报》副刊等非常有影响的报纸副刊。这些副刊的出现，对报纸的知识化、专业化导向产生了巨大影响。

（三）当代媒介批评研究的新发展

正如学者所指出的，我国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开始出现媒介批评理论的萌芽，但直接使用“媒介批评”这个学术化的概念，并对媒介批评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却是在20世纪后期。[27]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大众传媒业不断实施市场化改革，并不断加快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大众传媒业也随之进入了快速发展期。但同时，传媒市场化的发展不但凸显了传媒业本身的诸多弊端，因大众传媒业的快速发展，对社会、文化产生的负面效应也日益突出。更为重要的是，大众传播业的发展对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深层次影响也不断凸显。面对传播媒介实践的快速发展，如何保障大众媒介自身的发展以及媒介与社会、文化的良性互动，从而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建构自由和谐的环境，媒介批评的理论和实践便引起了媒介研究学者的普遍关注。

传播学研究中的“批判学派”及其相关理论对中国当代媒介批评研究的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并奠定了学理性基础。批判学派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的欧洲，70年代开始兴盛，至80年代则成为传播学研究中的主流范式。其后不同于美国实证分析、经验研究立场，坚持以批判理论和方法进行传播研究的学派，主要有法兰克福学派、传播政治经济学派、意识形态学派、社会文化学派、女权主义学派、精神分析学派等。研究重点包括传播与意识形态研究、传播与垄断控制研究、传播与大众文化研究、传播与性别研究等。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媒介批评理论著述不断被介绍到中国内地，其中的社会批判理论和大众文化批评理论著述，引起了传播学界的重点关注，触发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对批判学派理论和实践的探究。法兰克福批判学派代表人物霍克海姆、阿多诺、马尔库塞、本雅明及哈贝马斯等人的著述和观点，不断被加以介绍和研究，直接影响到了国内学者的研究取向。此外，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关于大众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也不断得到译介和研究。当时中国学界对批判学派和文化研究学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哲学、社会学、文学和文化研究等领域，在新闻传播学界并未引起特别的关注。特别需要提出的是，我国台湾地区传播学学者撰写和译介的有关批判理论和媒介批评的著述，为大陆学界研究媒介批评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照。这其中具有重要影响的著作，主要有张锦华的《传播批判理论》（1994），该著作就对传播批判学派做了系统介绍，有助于初步了解批判学派的基本流派和主张。黄新生的《媒介批评：理论与方法》（1992）对媒介批评的基本方法和基础理论进行了总结，但其重点仍立足于传播批判学派的理论，借以分析媒介批评理论与方法。同时，阿瑟·伯格的《媒介分析方法》（黄新生译，1992）和罗伯特。G。艾伦的《电视与当代批评理论》（李天铎译，1993）等有关媒介批评的著作也被译成了汉语。

这些论文和论著充分体现了中国媒介批评研究发展的多元化和理论深度，建构起媒介批评学科的理论基础和体系，针对中国问题的媒介批评理论，也针对国外媒介批评理论及其发展进行研究，同时还结合理论来探讨媒介批评的现实性问题。较早的具有学科开创意义的研究著作有《媒介批评通论》（刘建明，2001）和《媒介批评：起源·标准·方法》（王君超，2001）。这两部著述的问世，对中国媒介批评理论的影响十分重大。一方面，有关媒介批评的理论研究在中国内地展开；另一方面，为媒介批评的理论研究确定了基本路径和方法。

此后，其他著作逐渐问世，如《传媒批评：揭开公正中立的面纱》（肖晓穗，2002）；《传媒批判理论》（潘知常、林炜，2002）；《媒介批评》（雷跃捷，2003）；《媒介批评论》（陈龙，2005）；《媒介批评：立场·范畴·命题·方式》（李岩，2005）；《女性主义视野下的媒介批评》（张艳红，2009）；《媒介批评：理论与例证》（曾娅妮，2010）等。其他专门研究媒介批评历史发展的著作还有《建构权威·协商规范：美国新闻媒介批评解读》（谢静，2003）；《美国的新闻媒介批评》（谢静，2009）；《西方媒介批评史》（刘建明，2007）；《中国现代媒介批评研究》（胡正强，2010）；《中国电视批评史》（欧阳宏生、杨状振，2010）等。专门就媒介批评的实践进行专业性研究和分析的论著有《报刊审读初探》（薛耀晗，2000）；《报刊审读》（王首程，2008）；《新闻评析》（夏琼，2003）；《新闻阅评学》（刘祖禹、胡文龙，2010）；《电视批评论》（欧阳宏生，2000）；《电视批评学》（欧阳宏生，2006）；《电视批评：理论·方法·实践》（欧阳宏生，2007），《电视批评理论研究》（时统宇，2003）等。关于媒介批评研究的论文集有《大众立场——李幸电视批评文集》（李幸，2005）和《第三只眼看传媒：媒介批评热点文选》（王君超，2009）等。

总体来看，中国当代媒介批评理论与实践的形成及发展，呈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媒介批评的理论体系由早期的文学、文化批评转向媒介批评，并逐步形成以大众传播媒介为对象的媒介批评理论。

中国早期的媒介批评理论更多地借鉴了文学批评的方法，以传统的文学批评作为媒介批评理论的出发点，侧重于微观层面的新闻媒介语言、问题结构，乃至新闻的社会道德意义等问题，对这些方面进行了更多的探究，由此，也导致了对新闻媒介文本作为一种特殊的文体形式的特征、功能和意义的关注。

就文学和文化批评发展路径而言，20世纪初期，随着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理论[31]和法国结构主义等理论流派的出现，西方的文学美学批评开始了“语言学”转向，这些批评理论关注的是文学的“内部结构”，强调文学批评应回到文学本身。但是，随着大众媒介的迅速发展和大众文化的普及，脱离现实情境的对文学艺术的语言形式的批评显然存在着局限，已经不合时宜了。于是，20世纪中后期，英国的文化研究学派和美国的新历史主义[32]等流派出现，文学批评开始转向“文化研究”，即仍旧回归到历史主义、社会学、作家经历等社会文化背景的研究。

“文化转向”对中国文学研究也产生了鲜明的影响，传统的文学研究应着眼于文学本身的观念发生了变化，随后，中国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也介入到更广泛的文化批评中来。文学批评开始关注由于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而形成的当代大众文化，如媒介文学、媒介文化、大众流行文化、网络文化、性别与时尚文化、少数族裔文化、青年亚文化等领域，成为文化研究的重要对象。

文化研究对大众媒介文化的反思和批判，为媒介批评提供了直接的学理基础。文化研究涉及文化工业、消费文化、影视艺术文化、文化全球化等方面，自然这些理论成为媒介批评的基础理论。此外，文化研究还为媒介批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如语言学、哲学、心理学、人类文化学、政治学、社会学和文艺批评等，都成为媒介批评可以借鉴和应用的方法基础。

显然，这种所谓的文学批评的“文化转向”，其实是针对大众媒介的媒介批评，由于文学批评研究的介入，许多关于大众文化研究的理论则自然而然地被引入到媒介批评中来，使得媒介批评一开始就有了自身比较确定的理论基础。当然，文化批评毕竟与媒介批评不同，用文化批评的理论来建构媒介批评的理论基础，还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和不足。

从传统意义上看，媒介批评理论隶属于大众传播理论，仅仅是媒介研究的部分领域。但是，在中国当代媒介批评理论的发展中，学者们力图要建立起独立于大众传播学科的“媒介批评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建立“传媒评论学”、“媒介批评学”、“报刊审读学”、“电视批评学”等学术观点被不断提出。由此，研究者也从不同角度出发，论述其可能性和必要性，并通过作为独立学科的特征要求，努力建构不同层面的“媒介批评学”。这些研究针对媒介批评的学科体系与知识框架，从媒介批评的基本理念入手，围绕媒介批评内涵与任务、对象与主体、规范与标准、方式和内容、思维方法、文本理论等方面，深入展开论述。同时结合新闻传播实践和媒介文本进行分析，力图结合中国媒介实践，形成具有突出中国特色的媒介批评理论。

对于作为独立学科的“媒介批评学”的认识，研究者重点围绕媒介批评的本质、起源、理论、标准与方法以及对媒介批评的批判性立场、范畴、命题、方式等深入分析，通过剖析西方媒介批评理论和中国本土化的媒介批评实践，对当代批评理论的系统梳理来阐释媒介批评的立场与范畴，进而阐述媒介批评的对象与批评活动、批评工具与操作方式，梳理媒介批评的历史实践与现状发展，深入论述媒介批评的特性、伦理原则、衡量尺度、类型范式、对象标准等。这些涉及的理论和方法，都为系统建构独立的“媒介批评学”建立了全面系统的理论和方法基础。

第三，针对中国媒介现实发展的媒介批评理论和方法的探索。

当代中国媒介批评理论发展的突出特色，还体现在针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上。作为重要的学科理论，媒介批评必须要关注现实的问题，关注中国媒介实践的发展，以期形成中国媒介批评话语。作为中国问题的话语实践的媒介批评，是批评者对媒介生产、媒介文本、媒介行为、媒介现象乃至媒介体制、媒介文化的评价与判断。例如，王君超的《第三只眼看传媒：媒介批评热点文选》（王君超，2009）收录了作者对媒介热点、媒介现象、媒介事件的解析、反思，反映出作者基于媒介批评实践的学术思考和分析。其他涉及电影、电视、报纸、网络等领域的媒介批评实践的具体讨论，都提出了现实操作性很强的媒介批评实例，对于基于中国媒介发展问题的媒介批评的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总之，作为独立学科的媒介批评学体系探讨等方面，还是在媒介批评理论的历史发展描述，媒介批评的现实问题分析等方面，中国当代媒介批评的理论研究和话语实践都已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究，具备了学科发展的基础。

一、名词解释

1。定期报刊

2。大众报刊

3。文化工业

4。信息自由

5。社会责任

二、简述题

1。简述媒介批评的兴起与大众传播媒介的关系。

2。简述媒介批评的发展。

3。简述媒介批评的理论体系。

4。简述中国当代媒介批评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