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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媒介批评的发展（第1页）

第二节媒介批评的发展

在大众传播媒介产生之初，人们对大众传播媒介的批评和认识就一直没有间断过，在西方报刊由产生到大规模发展的过程中，从早期的“报业批评”到其后的“新闻批评”，直到19世纪至20世纪以后，具有明确的社会责任“价值立场”和严谨“学理性”，并立足于各种理论框架的媒介批评得以全面发展起来。美国媒介批评的发展就经历了由“报纸（业）批评”、“新闻批评”到“媒介批评”这样有内在联系的发展脉络。詹姆斯·波伊兰在发表于《哥伦比亚新闻评论》2000年第2期上的综述性文章《批评：一千种声音在绽放》中将“报纸（业）批评”作为“新闻批评”的最初形式的，而该期的“媒介批评”专题则使用的是“mediacritics”这一术语。[1]

概而言之，媒介批评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即报刊批评、新闻批评和学理批评阶段。下面分别加以介绍。

一、早期的报刊批评

如前所述，西方近代发展起来的定期报刊，作为早期的大众传播媒介形态，自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始终伴随着对其进行的反思、评价和批评。根据有关资料记载，自欧洲近代报刊产生以来，媒介批评亦伴其出现。例如，1665年，英国国务大臣派普就对《牛津公报》创刊号发表评价，认为它“非常美丽，全是新闻，没有评论。”英国报业之父尼尔·笛福是英国第一位能言善辩的记者，但是同时代人批评他有被政府雇佣之嫌，因为他接受政府津贴，这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记者职业操守的批评。[2]进入19世纪之后，欧洲的媒介批评实践已大量出现。例如，海涅在出版于1833年的《论浪漫派》一书中就有对德国当时报纸的评论：“我们德国人几乎连一张讥评政治的报纸也没有，可是美学报刊却越来越多，上面刊登的尽是闲得无聊的童话和剧评，所以谁一看见我们的报纸，简直就会认为，德国人尽是些絮聒不休的保姆和啰里啰唆的剧评家。”[3]但是，早期的报纸批评感性化色彩很浓，许多作家往往充当了批评家，如巴尔扎克、狄更斯、司汤达、福楼拜、歌德与波德莱尔等作家都批评了18世纪欧洲报纸的种种弊端。这也可以看出早期报业批评缺乏理论的系统性，仅仅表达情感性的价值立场。

美国报业在殖民地时期就已发展起来，1638年，美国的第一部印刷机出现于哈佛大学（当时叫哈佛学院），此后，北美的印刷事业便逐渐普及开来，早期的印刷品多为宗教典籍和识字课本。独立战争时期的报刊，则具有鲜明的宣传色彩、激昂的论战精神和强烈的鼓动性。自19世纪以来，以美国为主体的商业报刊兴起，商业报刊的发展奉行自由主义的新闻理念，它极大地推动了新闻事业的全面发展。但同样，也存在着各种自身难以避免的种种弊端。对此现状，美国作家库珀在其政治短评《美国民主党人》（1838）中就写道：“报纸有益于推翻暴政，但报纸只是要建立自己的暴政。新闻媒体对公众人物、文学、艺术、戏剧甚至私人生活尽情施暴。在保护公共生活的假面具下，报纸其实是在彻底腐化道德；在保障自由的外貌下，报纸其实逐渐在建立一个暴政，与其他基督教国家的暴政一样无礼、贪婪和粗鄙。大声呐喊意见自由，却缺乏容忍；打着爱国主义旗号，却不愿牺牲自己的利益；过分推崇礼仪教化，实质却粗俗不堪。”[4]库珀对商业报刊兴起所表现出的“报纸专政”的批判，无疑可被看成是媒介批评的早期形态。1842年，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到美国旅游，他发现美国报纸缺乏吸引力。1843年，他在小说《马丁·翟述伟》中写了对美国报纸的批评。此外，据《美国新闻百科全书》称，小说家J。F。考柏尔在1837年到1845年间，就对报界进行多次批评。[5]有学者由此就将考柏尔的批评界定为美国最早的媒介批评，其实，这种看似准确的界定往往会掩盖大量的历史现实。如前所述，报业的发展必然引发媒介批评的展开，从逻辑上看，它们的出现时间应该是同步的，只不过是由于条件所限，我们今天难以拥有具体翔实的资料做出充分的证明。

早期的媒介批评，主要是针对不同时期出现的大众报刊的批评。在对报刊的批评观察中，理论批评的重点，在于报刊出版的制度与报刊伦理道德。就报刊制度的批评而言，对“出版自由”的推崇与肯定是其核心理念。而随后的商业报刊的兴盛，由于追逐利益导致报纸内容突破了社会伦理道德的底线，使得报纸成为政党或资本的代言人，这就引发了媒介批评对报刊伦理的争论。例如，美国商业报刊的代表本杰明·戴创办的《纽约太阳报》、詹姆斯·戈登·贝内特创办的《纽约先驱报》和霍勒斯·格里利创办的《纽约论坛报》，作为自由主义报刊理念的实践者，奉行客观性原则，充分满足了中下层社会阶层对信息的需求。但同时，在追逐商业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其独立性和客观性仍然受到人们的质疑和批评。正如阿特休尔所指出的：“在美国，人们说新闻媒介超脱政治时，其意思常常是说新闻媒介超脱了党派政治。”[6]虽然，商业报刊宣称独立于某个具体的政党或政府，但绝不可能独立于整个资产阶级，“这种不受政府干涉的独立性，虽然确立了新闻出版界本身成为一种力量，但是它往往并不带来同时也能摆脱控制新闻出版界的私人势力的同等独立性。”[7]由此可见，早期的媒介批评理论所关注的重点，主要在于对报刊出版自由与政府控制之间的关系问题的争论和探究。

二、新闻批评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西方进入现代工业化社会，作为社会变革的产物和推进器的大众报刊也随之兴起。总的来看，“在这个时代中，人们在下列各方面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如物质力量和财富、工业主义和工业化、技术和科学知识、运输、交通和贸易、人口和人口迁移、中央集权制政府、民主政治、阅读与写作能力和教育及舆论和报刊等。”[8]随之发生的是，大众传播媒介成为工业化社会人们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大众报刊迅速发展，占据了人们生活的大部分内容。批判学者指出，大众传媒业的商业化发展，使得大众传媒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大众报刊在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力的同时，也带来了自身发展的问题。而此时的媒介批评，则集中于大众报刊的内容定位问题，即对报刊新闻的社会功能的认识和批判。

媒介批评学者迈克尔·舒德森通过对19世纪末美国报刊业发展历史的研究，指出当时美国报刊所秉持的基本理念仍然是“事实”与“娱乐”并重，不过不同的报纸对这种理念的强调重点则不一样。例如，普利策的《纽约世界报》和赫斯特的《纽约日报》等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报纸则偏向于新闻的娱乐性。这些大众报刊在报道事实的同时，也会为了商业利益不择手段，采取恶性竞争的途径，这样就催生了以片面追求轰动性、刺激性和趣味性为宗旨的“黄色新闻”。新闻报道追求过度娱乐化，以达到“耸人听闻”的效果。对于报业存在的种种弊端，媒介批评理论针对新闻报道的“传递信息”和“娱乐大众”的问题，对新闻的本质展开了讨论。舒德森就将当时出现的这两种模式称之为“故事”模式和“信息”模式。[9]

对于报纸新闻的娱乐功能，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乔治·赫伯特·米德就认为，新闻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审美”的功能。在他看来，新闻中的诸如选举或股市等消息，只能强调新闻的真正价值，但对于报纸的大多数新闻而言，“欣赏性”或“消费价值”更为重要。因此，新闻的首要任务是为读者带来令人满意的审美体验，帮助读者诠释自己的人生，为其融入所属的国家、城镇或阶层。其实，米德在这里更强调新闻作为社会认同的重要手段。显然，他对报纸的批评更多地强调新闻引导大众、建构大众观念和社会认同的重要功能。

与此相反的对新闻的功能的认识是，报纸的角色应该被定义为一种独特的文献形式，提供的事实不能经过修饰，纯粹用于传达“信息”，如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瓦尔特·本雅明认为，“信息”是一种新的交流模式，是成熟资本主义的产物，其明显特征为“立刻可以验证”。信息的最高目标就是要“不证自明”。信息不比以往各种各样的“情报”更加准确，只是早期的情报经常征引神话传奇，而“信息必须听起来很合理”。本雅明因此分析道，信息“与讲故事是格格不入的”。[10]他这里所说的“信息”，指的就是现代意义上的新闻概念，在他看来，新闻和传统的讲故事的形式最大的差异就是其对“客观性”的尊重。可见，在此时的关于新闻的属性的争论中，新闻信息的基本属性是其客观性，亦即与事实原貌相符合的程度。

这种针对新闻的不同价值取向的媒介批评，引发了对新闻的“客观性”的思考和讨论，由此衍生出了其后的新闻专业主义立场。根据舒德森的研究，美国新闻界关于新闻业应该遵循的标准和原则，自1896年后，主要体现为《纽约时报》所遵循的新闻理念的成功。这个标准就是“真实性”原则，对此当时的媒介批评就对《纽约时报》坚持的“真实性”原则给予充分的肯定。1902年的《新闻从业者》在一篇题为《美国新闻业的标准》的社论中提出：“只有那些准确、充分地呈现新闻，抓住越来越多的忠实读者的报纸，才能生存下去”。社论认为《纽约时报》的成功源于对该原则的坚持，“报业公认，在新闻业的发展方向中有一条通向成功的光明大道，《纽约时报》走的就是这条道路”。记者和报纸批评家威尔·厄文在1911年指出，《纽约时报》“对纽约生活和全世界现状的描绘比其他任何一家报纸都要真实”。1926年，梅尔维尔·斯通在《纽约时报》75周年庆刊中，高度赞扬发行人阿道夫·奥克斯打破了只有煽情报纸才能成功的传统观念。弗兰克·普雷斯布利在1929年的著作《广告的历史与发展》中，称《纽约时报》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报纸”，对此结论恐怕没有多少人反对。[11]

这些对《纽约时报》所坚持的“客观性”的新闻标准的高度评价，表现出了对新闻的选择标准的认识，这就是新闻与虚构的故事不同，应该坚持的“真实性”原则。由于媒介批评的介入，对新闻的定义，就自然与客观、公正、真实、准确等标准紧密地联系起来。

三、学理性批评

在对报纸新闻批评的基础上，自20世纪以后，随着电子技术、无线通讯技术的发展，广播、电视、电影等新兴的大众传播媒介形态出现，媒介批评也由报业批评、新闻批评转向全面的媒介形态的批评。同时，媒介批评的领域也由对媒介特征、体制、新闻内容等的批评，转向了对大众传播媒介的体制、内容、生产、文本、受众、效果等全面的批评。在批评方法的取向上，由早期的经验感悟、实践观察等转向具有严谨的学科方法的理论研究型批评。相应的，具有专门知识背景的学者成为媒介批评的主体。由此，媒介批评已全面转向学理性批评。

在这些学理性批评中，早期有关媒介研究和媒介批评的理论框架被不断提出。美国著名专栏作家、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分别于1920年、1922年撰写的《自由与新闻》和《公众舆论》等著作，可以说是学理性媒介批评的重要著述。在这些著作中，李普曼就特别注意到了大众传播与社会的内在关系，不仅对新闻的性质及其选择过程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对诸如“公众舆论与民主政治”、“拟态环境”、“刻板成见”等概念进行深入分析。同时，他还提出了媒介呈现的世界、现实世界与人们大脑中建构起来的世界之间的关系，可以视为“议程设置”理论的滥觞。李普曼对大众传播与社会关系的思考，成为早期学理性媒介批评重要的理论基础。

报业的快速发展使得新闻业存在的很多负面因素也不断暴露出来，于是，有关报业与社会责任的媒介批评理论“社会责任理论”产生了。1942年，亨利·卢斯创办的《时代》杂志出资20万美元，成立了由时任芝加哥大学校长的罗伯特·哈钦斯担任主席的委员会，组织了一个由13位“其资质无可挑剔的研究人员”组成的“新闻自由委员会”，也称为“哈钦斯委员会”。该委员会汇集了来自芝加哥、耶鲁、哈佛大学的社会学、法学、经济学、政治学、哲学、伦理学、人类学专家以及前助理国务卿、银行总裁等人员，进行了大量的调查、访谈，委员会的任务是在大量的听证和调查的基础上，就“自由新闻制度对美国的重要性”起草声明。研究和调查以及最后的声明完全由委员会独立做出，并于1947年发表了后来被称为传媒的“社会责任论”奠基的总报告《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该文对美国新闻界过分强调“新闻自由”而忽视“社会责任”的现象进行了批评，可以说，这是对自由主义新闻观的纠偏。“哈钦斯委员会”的报告成为专业化媒介批评的主要理论基础。

随后，针对新闻业快速发展的现实，有关媒介与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等的内在影响关系的分析与批评不断展开。例如，1964年，西北大学的卡瑞茨。D。麦克道格尔撰写了《新闻界及其存在的问题》，讨论了诸如“现代报纸的角色是什么”、“美国报纸是一个企业还是一项职业”、“什么是新闻”、“当从业人员发现自己个人的道德观同报业老板的相冲突时，他应该怎么做呢”、“一家报纸将其政治观点基于什么前提之上呢”、“何为准确报纸”、“怎样做到报道准确”、“谁拥有报纸”、“除广告商之外，其他压力集团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影响报纸”、“报纸应当对、能够对宣传做些什么”、“报界压制新闻是正当的吗”等大众传播媒介发展的现实和理论问题。1978年，米切尔·舒德森出版了《发现新闻》一书。他视客观性为一种理想。他将新闻概念和新闻报道是如何从便士报发展到当今的报业的转化过程放在社会语境中来进行审视。1979年，赫伯特·甘斯出版了《什么在决定新闻》。1978年到1980年，英裔美国学者安东尼·史迈斯出版了《信息政治学》、《报纸》、《别了，谷登堡》等媒介批评的著作，开启了传播政治经济批评的路径。被美国新闻学院负责人协会称为“新闻学界最有洞察力的批评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新闻研究生院的本·巴格迪坎，1983年写了《传播媒介的垄断：一个触目惊心的报告——五十家大公司怎样控制美国的所见所闻》一书，明确指出传播媒介的权力是一种政治权力。1984年，J。赫伯特·阿特休尔出版了非常具有洞察力的《权力的媒介》，着重探讨了新闻传播媒介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权力的关系和相互作用。阿特休尔最后提炼出了“新闻学的七项归纳”，包括：第一，在所有的新闻体系中，新闻媒介都是掌握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代言人。因此，报刊、杂志和广播电视并不是独立的媒介，它们只是潜在地发挥独立作用。第二，新闻媒介的内容往往反映那些给新闻媒介提供资金者的利益。第三，所有新闻体系无不以信仰言论自由为基础，但是各自解释言论自由的方法不一。第四，所有新闻体系都赞同社会责任理论，宣称他们为了人民的需要和利益服务，并表示愿意为人民提供新闻。第五，在所有三种新闻模式中（指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模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第三世界国家模式），彼此认为对方模式为离经叛道。第六，新闻院系传播该社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最终无不帮助当政者维持他们对新闻媒介的控制。第七，新闻实践往往背离新闻理论，该著作是新闻传播批判学派的经典著作。1998年，由道瑞斯·戈瑞伯尔、丹尼斯·麦奎尔和皮帕·诺瑞斯编辑出版的《新闻政治学：政治新闻》，探究了诸如谁应该去影响、谁又在影响着民主国家中的政治报道；媒介应当如何担任政府与公众之间、政治表演者相互之间，甚至公民相互之间的调解人；新闻如何被制作出来，问题与紧张存在于何处；怎样解决这些问题与紧张等具有很强的学理性分析的问题。[12]由此可见，媒介批评的发展已经由单一的对报业制度或新闻内容的批评，全面进入到了学理性批评的发展阶段。

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批评理论是学理性批评的重要理论基础。它基于欧洲批判哲学的传统，由此对大众传播媒介及其文化进行审视，它是对美国主流传播研究的反动。该学派主张从价值批判的视角考察传播过程中的权力运作，成为大众传播学科的宏观理论构成。此后，其他学科领域的理论也被广泛应用于大众传播学，成为媒介批评的重要理论，如传播政治经济批判、符号学、解构主义、精神分析理论、当代消费社会和大众文化理论等，都是媒介批评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及批评手段。

随着学理性媒介批评的深入发展，媒介批评在现实的实践应用方面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和意义，除了法律规范、政府管理、行业自律外，媒介批评成为制约和监督媒介本身的第四种因素。因此，在开展媒介批评的现实实践中，完整的组织体系是媒介批评的重要制度保证。例如，英国在1946年成立了“皇家新闻评议委员会”，至1964年，独立的新闻评议委员会成立，旨在确保新闻自由，监督新闻出版业，以期保证“最高的职业和商业标准”。根据美国学者V。怀特豪斯的介绍，美国的媒介监督体系比较完善，来自不同方面的媒介批评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批评监督体系，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第一，行业外的监督组织。这些组织由热衷于公共事务的人自愿组织起来，以开展媒介批评，如“媒介研究中心”（MediaResearter，MRC）、“媒介频道”（http：。mediael。）、“公正和精确报道”（http：。fair。iml）等。第二，媒介行业内部的批评机构。这些主要是媒介专家和研究者撰写的新闻媒介评论。有影响的刊物有《哥伦比亚新闻评论》和《美国新闻评论》等。第三，新闻委员会和业内专业组织的批评。许多新闻工作者和新闻机构设立新闻委员会来仲裁记者和报道对象之间的纠纷，就新闻工作者和新闻组织的伦理道德方面的问题进行裁决。还有其他各种媒体行业协会组织，也担负着媒介批评的任务。[13]此外，媒介研究者、媒介受众、社会公众等个体通过学术探究、撰写文章等方式也参与媒介批评，构成了媒介批评的重要领域。

20世纪60年代，专业的媒介批评刊物出现，1961年，《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CJR）创刊，逐渐发展成为美国最著名的媒介批评刊物。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媒介批评专业刊物发展到顶峰时期，达到了32家，包括《美国新闻学评论》（由《华盛顿新闻学评论》改名而来）和《尼曼报告》等；专业的媒介批评机构也逐步发展起来，如1969年“媒介准确性”组织（AIM）和1986“新闻报道公正与准确协会”（FAIR）的成立等；作为新闻行业自律的监督和仲裁机构的新闻评议会也逐步发展，1967年，加利福尼亚、俄勒冈、华盛顿等6个地方性的新闻评议会成立，随后，1973年全国性的新闻评议会（NNC）成立；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报界掀起了普及“媒体监察人”的运动。媒体监察人成立了“媒体监察员组织”专业的媒介批评期刊、机构组织，媒介批评在美国逐渐成为一种专业化、职业化、制度化的实践，呈现繁荣发展之势，犹如春天的鲜花一样盛开。

美国大学也非常重视媒介批评的教学和研究[14]，在课程设置上，“媒介批评”的课程既有媒介批评，也有新闻事业批评、传播批评、电子媒介批评等细分的课程，理论体系完备，现实针对性较强。在课程的具体内容上，一方面重视理论学习和经典的阅读，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反思性思维；另一方面，结合现实的媒介发展案例，以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例如，美国瓦希伯恩大学大众传播系在其“媒介批评”课程介绍中说：“本课程讨论各种层次媒介分析和批评，包括产品分析、媒介内容与形式的社会学、女性主义和意识形态批评，着重于新闻分析与电视批评”，其所教授的内容包括媒介批评概说、电视批评家与电视批评、批判方法、广播音乐电视批评、电视剧与电影批评、新闻批评、媒介产品分析、体育节目批评、女性主义批评、脱口秀批评、儿童节目批评、肥皂剧与电视连续剧批评、广告批评和文化分析等。北卡罗莱纳大学戏剧影视系研究生“媒介批评”课程主要讲述的内容包括：第一，叙事虚构电影：形式与意义；第二，电影与电视：类型、意识形态与观赏性；第三，选择性的形式：纪录片与实验电影；第四，电视与音乐电视：中等的特技质量；第五，从模拟信号到数字信号：电视与新媒体。其内容则偏向于“影视批评”研究。谢菲尔德州立学院传播系的“媒介研究”课程则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展开：第一，符号学、神话学与意识形态；第二，神话学、类型与叙事；第三，现象学与精神分析；第四，女性主义与媒介批评；第五，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可见，该校的媒介研究更倾向于经典批判理论的研究。美国阿拉巴马大学电子传播与电影系的“媒介批评”课程主要讲授的内容包括：第一，媒介研究的概念，包括受众、作者和文本。第二，媒介分析方法，包括符号学与文体：形式主义与现实主义；叙述；类型；历史主义：现代主义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意识形态与国家以及精神分析学。第三，媒介文化的批评与理论观点，包括媒介中的社会性别与性特征再现、媒介中的种族与种族划分再现、媒介中年龄与代沟再现、阶级、等级与文化资本以及技术与主体性。美国怀斯费尔德州立学院传播系的“媒介批评”课程的内容包括媒介批评与文化研究简介；符号学与结构主义；广告的符号学分析；文本分析、再现与广告；叙事分析导论；叙事分析；意识形态批评导论；意识形态批评：消费文化；意识形态批评：话语分析导论；意识形态批评：话语分析；意识形态批评：种族、广告和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批评：性别政治；受众接受以及机构分析等。显然这一课程设置几乎涵盖了媒介批评的所有宏观理论领域，其目的在于通过评介媒介批评的理论、方法以及应用，扩展人们对媒介、大众文化和社会变迁的理解。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奥斯库西分校传播系的“媒介批评”课程需要讲解的内容则包括什么是媒介批评；新闻评论与学术化批评；修辞方法概述；亚里士多德、比瑟尔与布朗的注意转换；纪录片修辞研究方法的应用；戏剧化与叙事理论；后现代主义批评：对影片《纪念品》的分析；社会与历史的方法：解构作为媒介事实的美国肥皂剧；细部批评：为什么《费城故事》在它那个时代是一部重要电影；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批评：《泰坦尼克号》综合了两种观点；心理分析方法：从辛普森到萨乌斯·帕克的成人动画电视连续剧；神话批评：一个创造媒介事实的常用方法；符号学与电影：从《公民凯恩》到《辛德勒的名单》；个性化导演与类型化：要么放弃风格要么适应复杂的、电脑化的社会以及接受批评与超社会互动之比较等。这里几乎涵盖了所有媒介批评已有的宏观理论框架，并且明确地将媒介批评与新闻评论做了区分，但课程重点集中于电影电视研究。

总体来看，美国高校的“媒介批评”课程的内容安排，重点集中于媒介批评的宏观理论，继承了批判学派的基本方法和路径。其体现出的基本特征，在于将媒介批评置于社会、文化的背景之中加以考察，从而具有宽阔的理论视野。同时，这也是对美国传播学研究中的经验学派的补正，随着将社会学、文化研究以及美学艺术理论引入到媒介批评中，美国媒介传播批判研究也逐步定型。

总之，综观媒介批评发展的路径，其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显著特点有以下几点。

第一，由媒介制度、伦理到媒介内容的批评。早期的媒介批评的重点，主要集中于与媒介所有制有关的媒介制度以及在商业化背景下的媒介伦理问题。其后，随着大众媒介的产生与发展，媒介批评则更关注媒介所呈现的事实与人们所处的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

第二，由报纸扩展到电影、电视、广播以及新兴媒体等各类媒介形态。早期的媒介批评主要是针对报纸的批评，但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大众传播媒介形态不断革新，因此，媒介批评也由单一的报刊批评转为影视媒介、广播、新兴媒介等各类媒介形态的批评。由于媒介形态的差异，媒介批评的理论内涵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第三，由文学批评到文化、社会批判。在媒介批评理论产生之初，对“批评”的内涵的诠释由于受早期“文学批评”的影响，批评理论的重点在于审美性等文学特征的考察。其后随着大众传播媒介与人们生活的联系日益密切，媒介批评的重点则由文学批评转移到文化、社会批判，理论视野更加宽阔。

第四，由感悟、观察式批评到学理性分析批评。早期的媒介批评着重于对媒介实践的感悟和观察，以感性形式的批评居多。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理性批评逐渐取代了观察感悟式批评。

四、中国媒介批评的发展

中国媒介批评理论的产生和兴起，与近代以报纸为主体的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紧密相关。新闻史学者卓南生把“邸报—京报”称为中国的“古代报纸”，把欧美人士以东南亚及中国沿海港口为据点定期出版的华文报纸，称为“近代型中文报纸”。[15]中国的近代报纸应与西方近代定期报刊相似，具有大众报刊的基本特征。中国近代报纸“自西历1615年起，创于德国之政府报，而踵行于欧美各国。后二百年基督新教教士东来，师其成法，于1815年发行华文月刊，刊名《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是为我国有正式报纸之始”。[16]可见，自1815年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诞生起，直至维新运动前后中国出现国人办报的**，标志着中国近代报刊的兴起与发展。由此，中国媒介批评实践和理论的发展亦与报刊的发展同步，初期的媒介批评主要是针对报纸的批评，其重点是对于报刊与社会文化的关系的探究。

（一）近代对报刊及其社会功能的认识

自晚明以来，欧洲传教士、商人及外交官不断来到中国，其中传教士最为活跃。传教士带来的不仅是西方的宗教，还有在西方兴起的大众报刊。到清咸同之际，全国“通都大邑报章创刊七十六种，而教会创办者占十之六焉”。[17]晚清以后，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更加频繁和深入，连续不断地创办华文报刊，以传播其宗教思想及其他西方观念，并以期影响中国民众。对这些早期的华文报刊，学界也产生了不同立场的讨论，这些讨论可认为是早期的媒介批评。例如，当时华文报刊的创办者标榜报纸的立场是“报道公正”，不仅认为这是报纸的最高原则，同时也是记者的基本信条。“西国新闻纸馆之设，其立论则甚公，其议事则甚当。不避权势，不畏奸豪，如有非理之处，皆得从容而议之。”[18]还有报纸指出：“我外国新闻纸，比中华之吏更直，虽至亲骨肉，也不徇情偏护……一切不公不平之事，俱为载之新闻，以禁后人。”[19]可见，华文报纸在创办之初就已明确地将“公正”、“无偏无党”、“揭露不公”作为报业的基本理念。此时的媒介批评已认识到公正对报纸的重要性，但是，如何在具体实践中保证公正的实现，在早期的媒介批评中并没有做过深入的讨论。

图2-2王韬

由于西方现代技术文明的冲击，近代中国以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为核心内容的洋务运动也随之兴起。由初期的翻译西方报纸，发展到近代中国人自办报纸，我国报业的发端也因洋务运动而起。基于当时有识之士力图急于改变中国的社会文化，以期与西方看齐，洋务派人士对报纸的社会功能寄予厚望。例如，中国近代著名的报人王韬就认为，报纸是政府“博采舆论”、下情上达、教化民众的重要工具，报纸是实现强中攘外的重要手段。因此，报纸可以议论时政，提升民众的素养。同时，报纸还具有信息功能，是了解各国情报的工具，也可以向外国人宣传本国的主张，抵御外侮“非自设西字日报不为功”。[20]同期的另一位思想家郑观应也提出：“日报与议院，公论如秉烛”，“欲通之达之，则莫如广设日报矣。”[21]他把报纸与议院相提并论，认为是通达民意的最佳途径，主张自由办报；同时，他认为，报纸是中国变法自强的重要手段，建议政府应努力发展新闻事业，以带动社会发展。王韬（图2-2）、郑观应等开明士人所倡导的报纸的社会功能的观点和看法，主要是由于近代中国社会内部各阶层的矛盾冲突日益加剧，加之西方工业文明的巨大冲击，社会发展处于急剧变革的时代。为了顺应时代变迁，有识之士竭力探究救亡图存之道，认为重点在于开启民智，因此，西学和乃至有关的新知识传播则成为当时社会的潮流。报刊也就自然被赋予了文化传播的重要责任，具有了巨大的推动社会变革的功能。这也是早期中国媒介批评对报纸媒介和社会关系认识的鲜明特征。

以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等为代表的晚清维新派人士认为，中国社会富强的途径是改革，改革的先导是兴办报业。由此，他们把报纸的社会作用和社会意义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报纸、重视报纸，他们广泛宣传报纸的社会作用，将报纸视为广见闻、通时务的渠道，通过兴办报纸，借助报纸这种新兴媒介，传递更多更新的信息，从而影响国人，以适应社会变革。例如，梁启超就认为，报纸分别是国君和臣民的“耳目喉舌”，报纸是贵族、教会、平民三大种族外的“第四种族”。其后，他又从舆论的角度认识和评价报纸和新闻报道，并强调舆论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关系。维新派人士基于中国社会改革的背景，对报纸的认识也最大限度地肯定了其“舆论引导”的功能。这些对报纸作用的观点和看法，一方面来自于西方近代报刊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主要体现的是中国先进的知识阶层试图充分利用报纸媒介，以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由此可见，早期中国媒介批评的重点，集中讨论大众传播媒介（主要是报刊）的社会功用，而鲜有涉及其他内容。这也可以看出，与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相同，他们始终秉持“文以载道”的文化传统，即便是现代意义上的大众报刊，在他们特定的社会背景和思想观念中，依然把“教化”社会、“引导”舆论作为其存在的根本价值和肩负的主要社会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