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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居住（第2页）

今年10月我有机会偕同我在上述书中提到的那位姊姊，现在已经78岁，一起去开弦弓村走了一趟，当然说不上什么实地调查，事实上只可以说是回乡探亲。乡亲们的热情是难以形容的。我完全沉浸在友谊的海洋里[11]。

多年后，他还对姐姐的好人缘钦敬不已，他说：

我常想，我姐姐怎样会成为现在吴江农民心底里敬爱的“费先生”的呢？还不是因为她在70年前学会了改革养蚕制丝的科学知识。她把当时的新科学技术带到了吴江，在江村改良了养蚕和制丝的生产技术，又把集体工业带下了乡，才使我们吴江的乡亲们在昨天带头搞出了“乡镇企业”[12]。

费孝通是能从熟人关系中提取学术效益的学者。自江村调查后，他又到云南禄丰县做调查，还是靠了“姨母杨季威女士及同学王武科的介绍”，建立熟人关系，完成了计划。在这次调查中，他再次贯彻了在江村所创设的中国“社区研究方法”，考察了“现代工商业发达过程中农村社区所发生的变迁”[13]。

熟人关系是一种普遍的人际关系，人类学者利用这种关系做调查，与民俗学是很相近的。在中国，民俗学者还能更多地利用熟人关系，因为中国人深谙“远亲不如近邻”的人情道理。但熟人关系也有另外的奥妙，民俗学者要根据临场的变化，审时度势，把握好熟人关系，才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把这条人情通道变成学术渠道。以下分析几份个案的描述，说明建立民俗学者建立熟人关系有顺境也有逆境的情况。

（一）顺境描述

1。通过朋友关系，先找熟人，通过熟人找研究对象，再从研究对象中发展新熟人[14]。

南江县在四川省的东北部，我们从成都出发，需要搭乘15个小时的长途卧铺汽车。车厢内卧具肮脏、空气污浊。一觉醒来，窗外已由沃野百里的川西平原变成青山绿水景象。

从来没去过南江，从好友处要到一个呼机号，我们就贸然到了这里。我们的车晚点了，一下车就给机主小G打了电话。小G是好友的好友，她已经十分着急了。她将我们迎到岳父X伯伯家。X伯伯是小学教师，小G说他最喜欢读书人。我们向他们说明到南江是为了调查背架子，小G说没见过，而X伯伯一听，则马上得意地说：“我还背过呢。”

X伯伯第二天便带我们去了一个小村子，让我们实地观察背架子。那里的村小学校长是他的一个得意门生。经他们引见，我们到了两户农民家里。小金在院子里测绘背架子，我则坐在屋里与户主和来看热闹的村民们谈话。太阳天，院子里挺晒的，X伯伯本来在外面陪小金，也因为受不了进了屋里。他听我问的事，都是头天他告诉过我的，有些不高兴。这一天下来，X伯伯的偏爱明显给了小金，我落了个闲逛闲聊的不好印象。

一天的调查下来，对于年过六旬的X伯伯而言是很辛苦的，我们不好意思再麻烦他，也担心他的在场使我们的调查受制约，因此第二天便自己按着地图，去了更偏远的一个村子。司机则还是头天X伯伯介绍的那位，他有亲戚在那个村子。本打算就去找他亲戚，但途中遇到个搭车人，后来便去了他家。得他帮助，还在村里找到两位当年靠背运为生的“背二哥”。

由此，我们还希望进一步了解一下现在的“背二哥”，那些在县城里靠背兜卖苦力运输的人。于是设计了问卷。我们直接走上街头，开始是以相当于基本背运价的钱，请“背兜”们来回答问卷。有的人乐得一份钱，有的人很想知道我们到底要干什么。我们与他们一起坐在了街头，围上来的人越来越多。有一个县城干部模样的人前来质问，我们没有害怕的表现，只是简单地说明是学生来实习，需要这些“背兜”的回答，便接着做问卷，没再理会他。这一下好像颇得“背兜”的好感，他们中的一些人认定我们是可以为其讲话的人，满怀义愤地把自己迫于生计才来县城卖苦力的遭遇讲给我们听。不管我们怎么解释，他们只图讲个痛快。

在我填写问卷的同时，小金在旁边和一些背兜聊天。其中一位年过五十的老背兜，已经有三十年的背运经历，孩子小时为养家，孩子大了为供其念书，他农忙务农，一到农闲便出门当背兜，起早贪黑。经其同意，我们还跟他去了背兜的住处。那里阴暗狭窄，墙壁熏得漆黑。而据他讲，能住上房子还算好的，有的背兜连这样的住处也住不起，只能头缩在背兜里，露宿街头。

忙着做问卷，一直顾不上吃午饭。X伯伯派小G来叫了多次，我们都推托未去，到下午才告一段落。小G也一直陪着我们挨饿。不过这以后，X伯伯对我的印象也有了改观，态度又亲切起来。那天下午下起小雨，我们还要去看望编县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一位文化馆老干部，而那人正是X伯伯的老朋友，于是他又陪我们去了。

四天后，我们在一个下雨的清晨离开了南江。离开时亲眼看到了露宿街头的背兜，其中有几位还是接受过问卷调查的。我们上前去向他们告别，他们露出诧异的神情。后来小G说，她赶来送我们时，车已经走了，是那些背兜告诉她，我们走了。

2。通过师生关系，找熟人，再借助方言优势，发展自己与熟人的地方关系[15]。

清明节期间，我随导师到陕西蒲城做调查，这是我的第一次田野经历。前几天我们几个研究生都是在导师与当地政府、民众建立良好关系的基础上进行专访，第六天我们自己分头做了入户调查。由于方言的原因，我开始与当地农民真正接触。

一开始，有一位本村的村民带我们去，他向人们介绍我们是老师和学生来看看水窖，因为大家都认识他，工作很顺利。后来他有事回家了，我们就自己介绍自己说是老师和学生，没有见过水窖，想看看水窖是什么样，有多深。有人也要问我们为什么要记下他们的姓名和年龄等，以为我们是查户口的。一般人家就不多问了，但露出神奇的眼神，奇怪我们竟然不知道他们天天用的水窖为何物。另外，在调查中，从我们一进村子，就已经有很多人注意到我们，并相互传话说有几个人正在做调查，有的人知道我们调查的内容后非常爽快，乐意回答。有的人则锁上门，站在门外说家里没人。这样的情况我们也不勉强。也有很多人在调查中向我们诉说农民生活的苦情，着急天旱不下雨，我们都认真地听和记。

3。通过田野关系中的熟人，找其他向导，再与向导发展熟人关系[16]。

2000年10月1日到10月7日，我到山西省霍州洪洞交界的四社五村做田野调查。当时第一个需要建立关系的人是我的地方向导乔娟，她是以前已经建立过良好田野关系的义旺村村长乔新民的女儿。乔娟很热情，而且对本村村民比较熟悉，每进一家门都帮我作介绍，这对于拉近我和村民的关系很有帮助。可以说，在她的帮助下，我的胆子也大了起来，敢于开口做自我介绍，并比较顺利地进行调查。

我的另一个向导是仇池社桥西村的村民董慧慧，那年她19岁，由于桥西村比较大，她对村民的情况并不是特别熟悉，进入每一家都需要我自己独立进行自我介绍。她陪了我一天半，第二天，还需要她做我的向导，我觉得很不好意思，而且很担心怕农忙的时节她家有什么事，半路把我扔下，所以我一路上天南地北的跟她聊天，把带着的糖给她吃，中午又到她家吃饭，她也反映出喜欢我的样子，还给我看了她自己做的鞋垫，临走的时候我们还依依惜别。我从和董慧慧的交往中找到了建立良好田野关系的乐趣。

4。通过别的田野调查者，找到被调查者，再把别人的熟人变成自己的熟人[17]。

清明节那天，我和李亚妮一起去蒲城罕井镇调查。我负责调查神棚。神棚周围挤满了人，各项民俗活动一一展开，我有点目不暇接，顾此失彼。后来一位师姐带我去见她的老熟人、卜师尉宝谋，一位当地的小学老师。望着他的并不年轻的脸，我一时居然不知道该叫他“尉大爷”还是“尉老师”。后来我想，他在当地老百姓眼里，是有学问的人，所以老百姓才能选他当卜师，我如果叫他“尉老师”，显然是尊称，符合他的身份和他在当地的文化地位，也能表示我对他的尊重；如果我叫他“尉大爷”，对他这样的农村知识分子心理来说，可能有点“俗”，他不一定愿意听，虽然也能套近乎，但终究在他看来，不一定像我说的话；于是我立刻决定叫他“尉老师”，话一出口，果然得到了好效果。他对我的态度非常友好，还把我听不明白的字写在纸上。后来我想我是沾了一点选择称谓的光。

5。通过出示对方的著作，赢得对方的好感，再与对方建立熟人关系[18]。

春节期间，我去辽宁故事家李占春老人家调查。开始他对我一点也不客气，一直目光炯炯，表情严肃。我为了证实自己的研究生身份，就把临行前借的一本已出版的《李占春故事选》给他看，表示我是向他学习来的。没想到此举马上给我的处境带来了转机，话题立刻转到这本书上，屋里的其他人纷纷插话，带着惋惜和愤慨的情绪说，自己家这本书已经没有了，最后一本也让电视台的记者给拿走了。李占春却平和下来，说自己留着也没用。随后，老人很随和地微笑着对我说：“这本书你全看了吗？”我违心地说，都看过。老人显得十分高兴，说，“那我就给你讲一个书上没有的，叫《刨金砖》”。讲了一个，又讲下一个。这种气氛正是我所期待的。说实话，此刻我才意识到这本书的特殊价值，它是我和老人建立交情的宝贵的见面礼。

（二）逆境描述

1。初步建立熟人关系，又由于被调查者发生某种变故，中止关系[19]。

（19）89年5月23日，我到海拉尔鄂温克旗调查猎民习俗。经旗长杜古介绍，结识了一位牧民。他邀我先喝白酒。我自信有酒量，对他的敬酒未加迟疑，但按当地猎人的规矩，喝了第一杯就要奉陪到底。结果我后来喝到了胃出血。这时猎人才发现我的酒量跟他没法比，但人很诚实，能舍命陪君子，于是，他答应带我进山打猎。出猎那天运气不佳，猎人一无所获，他因此变得暴躁起来，让我点火做饭，当我点不着火时，竟然大骂我一顿。他也没有履行诺言，一个故事也没给我讲，这次调查因此失败了。当然，事后我们成了好朋友，可是，我后来因为东奔西走，再也没有机会去海拉尔调查猎民习俗了。

2。已建立熟人关系，但由于对被调查者的活动规律不了解，工作失败[20]。

正月十五那天，我去了官陡镇，找到我的朋友，我们一起去看庙会的耍龙表演。表演间歇时，在他的介绍下，我和他的大舅、一位舞龙队员攀谈起来。由于事先不了解舞龙仪式的内容，不知道什么应该先问，什么应该后问，便想到哪儿问到哪儿。当我刚刚问完一个问题，准备要问第二个问题时，那边就高喊表演开始了，朋友的大舅赶快跑过去，不再跟我闲聊。以后再也没有时间跟他说话，我的这次调查就这样失败了。

3。可以成为熟人，但没有让对方了解自己的调查意图，难以开展调查[21]。

在几次打电话没有结果的情况下，我就单枪匹马去了调查点。在村里很快找到了拟议中的重点调查人老申。在以后几天的调查中，我们混得很熟。可是，在跟他的接触中，我感到很难让他明白我的调查意图，怎么说他都不大理解，更不要说接受。这样一来，我就必须反过来按照他的意志和安排去做，这便给调查陡增了难题，工作很难开展下去。

4。因不符合当地的风俗习惯，难以与被调查人建立熟人关系[22]。

第一次做田野作业的时候，我和男友同行，由于我们还没有正式结婚，所以一进调查点，就被访谈对象盯上了，他们一家人都似乎在审查我们俩的身份，这使我手足无措，惴惴不安。当对方确信我们不是图谋不轨的坏蛋后，女主人才流露出待客的热情，把我们让到北方农村的大炕上休息一会儿。这次我吸取了教训，以后出行，一定要符合中国人的风俗习惯，否则还没等张口，就已被对方拒之门外了。

四、官方关系

官方关系，指借助政府有关部门的帮助，进入调查点，开展田野作业。在外来学者很难进入他者社会的情况下，有些田野作业者征得地方政府的支持，在地方政府管辖的地点做调查，或者扮成政府工作人员到他者社会居住。他们半替政府工作，半从事田野工作，逐步通过自己的良好表现，消除他者的疑虑，最后成为他者能够接受的外来成员。美国人类学家凯泽（R。LinKeiser）就通过官方关系，开始了他在本国芝加哥黑人区的留居和调查。

要和黑人建立关系是很困难的，没有人，尤其是白人，能进入黑人社团的居住区。着手调查工作，必须花很多时间做非常仔细的准备工作。在开始正式的调查之前，有必要与群体内有影响的成员建立联系，取得他们的信任。我是在工作过程中接触到这个问题的。我被聘到社会服务部即后来的芝加哥法院任职，作为办案员被派到北方儿童法院，它的管辖范围包括芝加哥西边黑人居住区的草原地区……作为办案员和人类学家，这两种角色以各种形式发生冲突。作为办案员，我的首要任务就是帮助向我请教的人对城区世界作一种调理以避免他们卷入与统治者的冲突，与统治他们的白人的代理人的冲突，与芝加哥中层阶级的冲突。然而，作为人类学家，最重要的是要不以自己的价值观去衡量别人的行为，尽可能客观地描述、研究。既然我的首要任务是担任办案员的角色，可以为我的人类学调查提供情况的人就被严格地限制了。尽管碰到了这些困难，我还是能够搜集到一些基本资料[23]。

这是在美国，我国的国情不同。现在我国民俗学的田野作业大都是征得当地政府的同意的。田野作业者经过政府有关业务部门的介绍，在他们与基层联系人疏通后，才能下乡。下去后，他们才施展自己的本领，寻找研究对象，与研究对象相处，结成熟人，再开展学术工作。以下分析两个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