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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居住02（第1页）

第一节居住02

（19）98年7月的一天，我从学校开了一封给县民委的介绍信，就出发去做田野。到了那里，对方看了我的介绍信，却一直不给基层乡政府打电话。我只好退了出来。在民委楼下，见到一个干部模样的老同志，我就上前去打招呼，方知原因有二：一是民委怕出招待费；二是怕我回校后宣传调查点如何“落后”。于是，我又回到民委大楼，详细地介绍了我的田野调查的学术目的，我的工作性质，并声明我的全部费用自理，不会给县里添麻烦，我会完全尊重调查点的民风民俗，不可能用“先进”或“落后”的观点去观察和介绍等。这一来，办公室的女同志马上拿起了电话，为我联系了乡里的合作人员，还请文化站的站长协助我搜集资料。经她联系，我下去以后工作就方便多了[24]。

这个例子说明，田野作业者与地方政府打招呼的时候，要找好说话的“口径”。最好能让地方政府工作办理人员感觉到，既可以给予支持，又没有给地方政府增加额外负担。

下一例子说明，即便政府部门支持了田野作业，田野作业者还要善于把官方关系转化为熟人关系，不然住在当地也会很孤独。

我到重庆的一个郊县村调查故事家魏大爷。魏大爷是当地的民间“名人”，肚子里的故事数量多，叙述生动，许多县文化馆的文化干部都熟悉他。他们多次下乡向他搜集故事，还给他出过故事集，成了魏大爷的好朋友。我到了重庆后，经重庆师院彭教授的推荐，找到了当地的县文化馆长。他是魏大爷的好朋友之一，听说我的来意，热情地为我带路，向介绍县文化搜集民间故事的资料，令我十分感动。到了魏大爷家以后，他把我介绍给魏大爷，魏大爷也表示欢迎访谈。但我马上看出，他们之间很熟，态度亲热，有说不完的话。等把我安顿下来以后，文化馆长走了，魏大爷的态度也随之冷淡下来，怀疑我是否像以前来捞材料的人一样，捞到即走，根本不尊重他的精神劳动。我孤独极了，又空虚又害怕。慢慢地，我冷静下来，开始凭自己的表现，一点一点地和他建立关系，直到被魏大爷接受为信得过的好“徒弟”。以后文化馆长和彭教授听到我有收获，也都很高兴，鼓励我坚持下去[25]。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体制，我国学者在本国做调查，借助政府关系必不可免。地方政府是沟通国家政府管理部门、基层农民与外来学者的桥梁，也是管理和提供地方政府政策资料的权威部门，不能避开地方政府搞调查。特别是在调查项目涉及国有资源和地方政府权限范围时，更不能绕开这层关系。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环境宽松，田野作业增加，民俗学者会遇到更多的这类问题。从学术研究角度看，民俗学者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在学者不情愿“攻关”的时候，是一种行政关系；在学者的田野作者意识十分明确的时候，它有可能转化为一种田野关系。有了田野关系，地方政府方能显示出“立交桥”的作用，保证田野调查工作的通达畅行，而不再是行政上的增灯设卡和接触时的公关应酬。在这方面，人类学、社会学和民族学有自己的学科传统，也形成了表述模式，可以借鉴，代表人物还是费孝通，我把他的一段话抄在下面：

人类学发展到30年代，已碰到了研究文化变迁，文化接触的现象，和现代文化的传播问题。我在留英之前，已经和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一辈学生，在吴文藻先生的启发下，开始探索用实地观察的研究方法去认识中国社会，如杨庆堃的《山东的集市系统》，徐维舜的《河北农民的风俗》，林耀华的《福建的一个民族村》，廖太初的《变动中的中国农民教育》，李有义的《山西的土地制度》，郑安仑的《福建和海外地区移民的关系问题》等。所以用马林诺夫斯基说，“中国社会学界已独立自发地组织起一场对文化变迁的应用人类学的真正问题进行学术上的攻关，这一学术攻关表达了我梦寐以求的愿望”。马氏所支持的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为社会改革服务”，这个方针可以说一直贯彻在我一生的学术工作之中没有动摇过[26]。

从民俗学者方面说，他们的田野调查涉及一方社会的过去、今天和未来，本身已对地方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理所应当地需要对地方社会建设承担责任，至少提供学术参考意见。

五、文化翻译关系

现代田野作业者认为，在田野关系中，不只有学者一个主角和一个强音，被调查者一个配角和一个弱音。在现代社会环境中，应该有两个主角和两个强音，田野作业的双方是平等的。出现这种考虑，与田野作业的世界背景变化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者文化集团已能读到早期田野作业者撰写的民族志报告，并对其做出同意或不同意的反应。他者文化集团的年青一代，过着现代日常生活，可以听到和看到世界许多民族的信息，积极开始对外文化交流。在这种形势下，自我文化与他者文化共处于一个开放发展的全球化环境中，他者文化的反侵略、反压迫呼吁，与自我文化的反霸权、反殖民化观念，两者频频相遇，造就了双方在田野舞台上同台出场、同台对话的现代语境。面对新局面，田野工作中的文化翻译问题就受到了热切地关注。

文化翻译，指在田野作业过程中，学者要把自我文化翻译给他者倾听，同时也要把他者文化翻译给自我文化群体欣赏。这样的田野关系就上升到一个双重文化建设的关系。美国人类学家露丝·比哈尔（RuthBehar）创造了她的翻译文化的业绩。

露丝·比哈尔在墨西哥从事田野作业期间，正遇上两伊开战，海湾打仗。当时美国对北美经济共同体大施宰人手腕，纵横捭阖，态度强硬，给墨西哥政府施加了各种政治经济压力。墨西哥对美国疑虑重重，各种时事变动的消息都刊登在报纸上，体现在海关检查中，反映在大型商业广告里和散布在两国的空气中，任何普通人都能看到和嗅到。露丝于此时出入两国做调查，等于出入两种文化的边界，被两方均要求做出文化翻译，才能放行过关。她还是一个年轻漂亮的白人女学者，被调查者是一个肤色黝黑而年老多疑的“巫婆”，她等于要出入两种女性文化的边界，对白人女性与黑人女性的生活、习俗、性别观念、历史遭遇和社会行为等均做出文化翻译，促进不同种族女性的相互理解和尊重，在两个女性集团之间充当可爱的女使者。她发现，即便她调查的墨西哥老妇是一个不起眼的下层人，妇人也要求她进行文化翻译，然后才答应与她建立“活”的关系。对她的人类学专业来说，这是两种文化的翻译，两者性质固然不同：一个是国别的、政治的、经济的，一个是下层的、性别的、种族的，但她都必须翻译得当，才能给墨西哥人和美国人都带来积极的阅读效果，并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推进妇女解放运动。在现代田野关系类型中，露丝较早地提出文化翻译问题，并给以清晰的解读，她因此成了文化翻译理论的始作俑者，她还因此塑造了自己的田野关系理论个性[27]。

六、居住的理论特征

分析上述居住个案，可以总结出一些带共性的理论问题，大体有以下几点。

（一）居住创造了局内与局外文化价值观的对抗、适应与互存的社会现场

前面提到的拥有蒂维人“干妈”的哈特说：

（他上岛居住后，在没有和蒂维人建立拟亲属关系的时候，他发现）蒂维人和我在一起常有些不安，因为我与他们没有亲属关系。这从很多方面反映出来。另外有些人经常问：“他是什么氏族的”？但总是一个否定的回答，他们很不满。

（后来，他加入了当地的氏族和亲属体系）从那个时候起，我与部落成员的关系有了很大的变化，当一个陌生人被告知我属于Jabijabui氏族，我的妈妈是如此这般年纪时，严厉的老者便放松戒备，微笑地说：“那你还是我的兄弟呢（或我的儿子、我的外甥或其他）”。我也力图用适当的称谓来称呼他们。

我一直不甚清楚他们对我加入他们的亲属体系看得有多重。可是在我快离岛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使我惊讶不已，因为这件事表明他们一些人把我加入他们的亲属体系看得比我想象的重得多[28]。

（二）居住提供了田野作业者学习语言和提高说话技术的机会

哈特还说，他学会了当地的粗话，对方听了感到好笑，就怂恿他继续说，于是他巧妙地利用这种学语言的“错误”制造交流事件，显示自己与“妈妈”的内部关系，给自己的处境带来了幸运的转机。他说他的“妈妈”总是缠着他要烟抽，于是他就从这里“找事”。

一天，老家伙用了新的手段。“啊，我的儿子，”她说，“给我一些烟吧”。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啊，妈妈，跳河去吧”。立刻，在耳边响起了愉快的笑声。营寨的人全部聚到我的周围，拍着我的肩膀，用一个亲属称谓称呼我。那老妇人是我的母亲，我是她的儿子。这给了我一个头衔，使别人能用这个亲属称谓称呼我。从那时起，她的其他儿子就叫我哥哥，她的兄弟就叫我“外甥”，她的丈夫（及她的兄弟）称我为儿子，等等。我加入了她们的亲属体系，我的氏族是Jabijabui氏族，因为我的母亲是这个氏族的[29]。

学习语言是发展和当地人的亲密关系的重要步骤。一个外来人克服种种困难学习和运用他者的语言，很多对象文化集团的成员是很高兴的。非本地、非本民族、非本地方社会的田野调查者是很少能讲流利的地方话的，“但事实上，语言错误和发音错误通常会降低这些被认为是非常能干的、什么都知道的外来者的权威感和高高在上的地位”[30]。

（三）语言是了解他者文化价值观的向导

田野作业者对他者文化的人们怎样看、想、说和组织他们的文化，十分感兴趣，在很多现代文化定义中，都很强调人们使用语言的上下文，但有时这些上下文是被用当地人的精神地图表达出来的，田野作业者只有熟悉当地的语言，从中找出话语，才能明白这些地图究竟是怎样绘制出来的。居住能使学者在他者文化的现场刺激下，比较清楚地区分自己头脑中的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意识，能运用不同的视角看待居住过程，寻找主流文化以外的下行概念，主动地接近当地的民俗思维方式和民俗生活。

在田野作业者自身的生活中，在不同的时间里，也会对所接触的文化有不同的看法，产生不同的理解结果。同样，他们在他者中间居住的过程中，随着接触时间的推移，对他者文化价值观的了解也会起变化。但这种变化不完全是从个人的人生经验中扩大出来的，有些认识还要通过抽象的理论整合才能得到。那些超过田野作业者人生经历的知识，都是由他者的人生经历积累而来的。田野作业者要能发现这种差异，还要能以他者的人生阅历去读他者的文化，然后在理论的指导下，找到整合他者文化散现象和类型结构的办法，并将之表述出来，成为写他者文化的作者。

（四）学会处理“读者”“文本”与“作者”三者的关系

1。读者

居住的实质，不是把田野作业者变成对方。它提醒田野作业者要在居住中学会处理“读者”、他者文化的“文本”和他者文化的“作者”之间的关系，获取与阅读自我十分不同的人生经验和理论实践。在这里，“读者”“文本”和“作者”是几个经验性的专业术语。

田野作业者首先要把自己变为对他者文化的耐心的“读者”。一般田野作业者都会发现，自己需要不止一次地去读他者文化。许多人在第一次读的时候，就意识到需要再读。在多次读过后，他们会描述自己在阅读和再阅读这些术语时的思想经历。

对初学者来说，要学习把握和叙述自己的思想经历，可以从思考下面一些问题做起：在你第一次阅读这些术语时，你感到什么信息对你有启发？在你第二次阅读的时候，你又发现你在初次阅读时遗漏了什么？你原来的阅读经历怎样影响了你对这些术语的理解？当你在反复阅读他者文化的时候，是否有突发灵感的感觉？你是怎样描述他者文化的样式的？你对他者文化中的哪个人物最感兴趣？哪一情境最能引起你的现场联想？当你请你的同学分享你的反应的时候，你是否注意到他们可能很难理解你的喜怒哀乐？这时你就应该意识到，你处在区别他者文化的过程中，你在观察和描述他者文化。

怎样才能成为对他者文化的合格的“读者”呢？这就要求田野作业者建立平等的和反观的阅读观。

在居住中，田野作业者要投入对他者的真情实感，同时把握自我的研究理智。这时田野作业者会离开过去的经历，构筑其他的品位和欲望。比如，哈特清醒地意识到，他必须和蒂维男人一样留胡子。在蒂维人的文化中，胡子是权威的象征，胡子越长越受人尊敬，男人没有胡子，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他知道自己应该避免这种问题，否则，他就同那些旅游观光客没有什么区别。这就是他的“读者”态度。露丝在几次接近墨西哥老妇以后，发现自己必须放弃不信教的原则，答应当老妇的子女的“教母”。一直在暗中观察她的老妇提出这个请求是在试探她的诚意，按照当地社区的观念，这是一种建立长期信任关系的标志。起初露丝在毒舌般喷射流言蜚语的人群中，发现这位被中伤的老妇用热烈而闪烁不定的眼光偷看她，她好像触电一样，意识到这颗蜷曲羸弱的灵魂在等待一位外来“高贵者”的搭救。随后她查找地方档案，发现在老妇身上隐藏着一个下层妇女悲惨命运的宗教史故事。她意识到此人正是她的田野作业对象。但老妇一直躲着她，来自周围习惯势力的舆论也压到她本人的头上。老妇这时来找她，让她给自己的孩子当“教母”，她认识到，这是老妇是否结束犹豫的最后时刻：老妇要通过履行这种在当地有社会地位的人才能使用的正式仪式实现自救，她要通过给老妇一个肯定的答复双方才能正式“建交”，于是露丝果断地答应了。这就表现了她的“读者”观。如果她顾虑人言可畏，回绝老妇，她就掩盖了学术良知，而且会从此与老妇形同路人。

当田野作业者在阅读他者文化的时候，会发现自己的态度是什么：自己是否想走马观花、一带而过？是否能够“泡”进他者的词语和行为的想象中去，切身地体验和理解他者？是否能把阅读教科书、小说、报纸、杂志等自我文化的资料，与阅读他者文化的资料区别开来？自己对他者文化怀有怎样的期望值？当自己阅读的时候，投入了怎样的行为？自己对阅读他者文化的行为有何种反应？自己是否准备放弃道德评价的习惯？等等，这些在居住的过程中都要思考。

2。文本

怎样阅读他者文化的“文本”呢？

田野作业者通过居住，在建立了初步的田野关系之后，还要不断地寻找、发现和描述他者文化的文本。他者文化的文本，是在田野作业者作为“读者”和他者文化的集体“作者”之间的沟通过程中完成的，沟通的目标是形成准确表达他者文化的、学术资料化的“文本”。这时的沟通是在“文本”的内外都起作用的。现在大多数人都使用电脑，就拿电脑打比方，田野作业者走进田野，好比打开了电脑；所谓沟通在文本之内起作用，是指在文本形成的过程中，电脑菜单上的文本程序，虽然会告诉你如何将脚注和页码插入文件，但你只依据这个程序是无法做成田野文本的。你还要根据他者文化的“作者”的指导，将你作为“读者”的个人理解，与你操作电脑的技术三者，加以相互沟通，得出要表达的田野文本的含义。然后，你再把含义放入文件，再形成脚注和页码。所谓沟通在文本之外起作用，是指你在制作“文本”时，会进入一个看不见的过程，这时你这个“读者”的现场体验，与他者文化的“作者”的现场反应，会碰撞在一起，撞开你的联想，于是你在“文本”以外的许多经历瞬间被调动起来，进入你对“文本”的认识，产生一个附加值。这如同你在阅读一首诗，在很多时候，你在脱离了书本与其他读者谈话的时候，才忽然从外面发现了书中的诗的新意。有的时候，你了解了诗人的背景，还能帮助你理解诗的含义。在其他场合，你对一首诗的理解，完全是出于一种别的感情因素；当你把你所经历的酸甜苦辣搅在对诗的理解中，或者诗中的某一比喻激起了你头脑中的想象，这时你才产生了对那首诗的文本的理解。当在你获得了对它的理解后，如果没有别人像你一样从这个文本中得到相同的理解，那就说明这种理解是来自外部的，或者说外部的沟通也能被你当作含义加进对他者文化的“文本”的理解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