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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历史学的意蕴和研究对象（第1页）

第一节历史学的意蕴和研究对象

一、历史认识的发展

中西方对史学的认识所经历的过程基本相同。中国古代的“史学”概念亦从对“史”的认识发展而来，或者说它最初也包含在“史”中。据瞿林东先生的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含义经历了史官、史书、史事、史学的发展过程。

古代史学形成概况：历史学最早产生于春秋战国，孔子就已经开始历史学教育，创作《春秋》著作。到汉朝司马迁父子建立更加完善的历史学体系和创作形式，历史学已经开始成为官方研究重点。东汉的班固就是在专门保存书籍的兰台（御史台）修史，开始官方对史学的控制，禁止私人修史。随着封建民主制度发展，到晋朝不仅设立官方专业的著作省，也有了专门负责著作、修史的高级官员，同时允许民间修史。官史和私史并存，体现官方立场和人民立场的史学观也逐渐形成。后世通常把官方和民间都认可的相对客观、准确的历史著作作为正史，代表官方史学。

史学名词可能始出于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后赵石勒称王之年——东晋大兴二年（319年）。在当时和其后一个半世纪间，并未对它的内涵做出明确的解说。但是，史学摆脱对经学的依附地位，并与传统的经、律两学鼎足而立，成为官学中一个完全独立的部门，这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上还是极具重要意义的。后来它有了编纂学、文献学的内容；至清代乾嘉时期，人们又赋予了史学以历史叙述技巧和历史认识方法等内容。

要而言之，在中国古代，人们对史学概念的解说所达到的最高认识水平是：史学是一门关于如何认识、叙述或编纂过去的事件的专门性、技艺性的学问。这种认识与西方近代历史学家“历史学是艺术”的界说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作为人类过往社会客观存在的“历史”与作为一种专门性学问的人们对它进行认识、描述的活动及其结果的“史学”，最后实现了初步的分离。这是古代历史学家经过数千年探索的结果，亦是他们在史学认识上的最大成就之一。

近代以来正因“史学”从“史”的硬壳中脱胎而来，所以，尽管在当代历史学家看来，“历史”与“历史学”是两个内涵和本质均不相同的概念，对于它们各自是什么的回答分属于不同的本体论范畴，但是当人们定义它们时，它们就像是一个双面怪——两者交互使用、互相纠结在一起。正如“易”因背出分训、并行分训和同时合训而“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简易）也，变易也，不易也”——“史”因一字多意同时合用亦总有二义，这种情况在近代依然顽固地维持着。

因此，近人对史学的定义，并不比古人高明多少，亦往往不能彻底分割克丽欧女神的双面性。当定义“史者何”或“历史何谓”的时候，实际上不是在确定“历史”的定义，而是在确定“史学”的定义；有时则同时合训而兼具两义。如果从历史本体论角度来分析，难免会把他们的定义当作是从观念形态上来界说“历史”概念，从而得出他们的历史观本质上属于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结论。如果从他们解说的实际内容和文本的整体语境来分析，则不难看出，他们正是从狭义上确定了史学的内涵。例如，近代国学大师、“新史学”革命首倡者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就开宗明义地写道：“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这里的“史”，很明显是指“史学”；而且，《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所阐述的内容，亦是如何研究历史的方法问题，而不是论述历史是什么的问题。当然，多数史家则采用传统的同时合训的方法。例如，杜维运说：“一般来讲，所谓历史，不外是以往实际发生的事件（简言之为往事），或者是以往实际发生的事件的记录（往事的记录）”。

二、现代“历史学”的定义

广义的“历史学”是对“史”进行同时合训而产生的“史有二义”的统一体，包括：完全独立于人们的意识之外的人类过往社会的客观存在及其发展过程；历史学家对这种客观存在和过程及其规律的描述和探索的精神生产实践及其创造出来的产品。狭义上的史学专指后者。历史狭义上的史学是一种精神生产实践及其创造的属于观念形态的东西的统一体。历史学就其性质而言，因历史学家们考察的角度和出发点的不同，解释也有所不同。主要有“活动”说、“学问”或“学术”说、“知识体系”说、“科学”说、“艺术”说和“一半是科学，一半是艺术”说、“整合”说等不同的界定。

1。“活动”说

瞿林东先生在《中国史学史纲》一书中说：“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认识、记载与撰述的综合活动，这便是史学”。瞿先生的定义，与他这本书的内容是相适应的。因为史学在中国古代，主要是以附属于政治活动的一种文化积累活动的形式存在的，史官和史馆制度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史学虽然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开始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中国古代史学发展过程中虽然亦不乏私人撰史行为，但兼具文化活动和政治活动而主要作为政治活动的一种表现形式的“综合活动”特性，并没有改变。

2。“学问”说

吴泽先生在其主编的《史学概论》一书“绪论”中，给史学确定的定义是：“史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学问”。

3。“半科学，半艺术”说

这种说法的由来比较复杂。历史学究竟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门艺术，或是两者兼而有之，在西方史学史上，这一争论可以追溯到2世纪古罗马帝国。第一个对这个问题进行辨析的，是当时的修辞学家、讽刺散文作家希腊裔罗马人卢基阿努斯。卢基阿努斯以传统对话体写过约80篇杂论，内容涉及文学艺术、哲学、修辞学、宗教等命题，其中有一篇史学评论专论《论撰史》，“可以定位为西方史学史上第一篇史学理论专论”。

卢基阿努斯关于“诗与史”、“实用的历史”与“欣赏的历史”之间异同关系的辨析，开启了后世历史学家关于历史学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门艺术的论争之门。近代西方无论是客观主义历史学家提出的历史学是一门“如实直书”的实证科学，“历史学是科学，不多也不少”，还是相对主义历史学家提出的历史学是一门艺术，“历史学一半是科学，一半是艺术”等表述形式不尽相同的史学本体认识，就其关于治史原则、史学本质的认识，以及讨论的题域、思考的路径而言，其实均未超出卢基阿努斯所达到的认识水平和划定的疆界。

在当代中国史学理论界，史学理论工作者们接过了卢基阿努斯的问题。坚持历史学是一门科学的历史学家，一方面沿着卢基阿努斯开辟的认识路径，从历史学与文学的区别中把真实性确定为历史学的本质特性之一；另一方面，沿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开辟的辩证的、历史的和唯物的认识路径，从历史本体论和史学本体论的高度，深刻阐述了历史学研究对象的客观实在性，从而为历史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另一些持相对主义甚至折中主义史学观的历史学家，同样延续了卢基阿努斯的认识路径，所不同的只是把已经被卢氏排除在外的“无疑是外加的东西”又偷运到历史学本质特性的内容之中，使之成为内涵于历史学本质的东西，然后以此为据，重弹了实质上是“一半……一半”的老调。何兆武先生的历史学是一门“既是科学又非科学的超科学”人文学科之说，可以看作是“一半……一半”说的当代中国版。

20世纪80年代末，何兆武先生提出了著名的“历史研究中的假问题”命题，认为“要使历史科学现代化”，“历史学界应该对过去一切似是而非的假问题进行重新批判并做出一番澄清”。此论在中国历史学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第一个被他当作“假问题”来澄清的，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性问题。

90年代，这种澄清工作很快就溯源到了历史学本体论和历史本体论的范畴领域，把“历史学是科学吗？”作为一个准“假问题”——何先生没有直接认定它是一个“假问题”，而只是认为它是“唯科学观点”的一种表现，故用准“假问题”来称之——来清理。从他发表的一些文章中，如《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历史学两重性片论》、《历史两重性片论》、《历史学家、历史学和历史》，以及被他收入自己的“学术文化随笔”集中的《〈历史与历史学〉自序》，等等，不难发现他的历史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是“超科学”之说：“人们对历史的研究和认识则构成为历史学。”

综观何先生的有关论述，不妨概括为：历史学是以思想史为其中最本质、最核心的部分，由人们对历史的研究、认识和体验所构成，一门兼具科学、哲学、艺术而又非科学、非哲学、非艺术，不是实证的人文学科。

这种史学解说，实际上是新卢基阿努斯之辨，不同于卢氏的是，何先生把卢氏的“实用的历史”和“欣赏的历史”用折中主义的手法捏合在了一起，使历史学改性成了一个两性人。或者说，通过变性手术，历史学从20世纪末的科学时代又返回到了它的素朴的不定性的童真时代。

按照何兆武先生的相关论述，历史学的这种既是又非的两重性，根源于历史的两重性。所谓“历史具有其两重性的论点，即作为自然人，人的历史是服从自然和必然的规律的，但作为自由和自律的人，他又是自己历史的主人，是由他自己来决定自己的取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