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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第1页）

2004

北京京剧院“生行七代话谭门”

李云迪首次亮相纽约

香港上演《参逊与达丽拉》

中国爱乐乐团的《卡门》

“国交”的《安魂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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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剧院“生行七代话谭门”

这些日子，中国建立了多个京剧院，而它们的名称也很相似，有点像当年苏维埃瓦解后出现多个类似名字的俄国交响乐团一样。在这种情况之下，表演团体的质量参差不齐。不太熟悉行情的观众们，急需有经验又有品位的人指导一下。要不然，乱碰乱撞的话便很难找到真正具有较高艺术质量的演出。香港艺术节过去几年邀请来的西方艺术项目虽然稍见逊色，可是在选择中国艺团方面，能为国际观众们提供高水平的制作。

本月初，香港艺术节把焦点放在程砚秋百年纪念上，展示了程派艺术对当今旦角的影响。本周末，香港艺术节转移视线，举办了连续两晚的演出，突现谭门150年来显赫的京剧艺术；这个家族的造诣可与美国百老汇和好莱坞代代相传的巴利摩尔（Barrymore）家族看齐。两个晚上的演出，包括谭门三代演员，演的全是著名折子戏。

虽然曲目设计以谭氏家族为主，但北京京剧院主办的这次演出，只要给对京剧陌生的观众提供多一点背景资料的话，绝对可以当作这门艺术入门的极佳剧目。首晚的演员包括功夫扎实的谭正岩（谭门第七代），在台上，这位年轻艺术家可谓挥洒自如。而第五代谭元寿在舞台上的庄重与自信，浓缩了这位76岁老生的艺术人生。

从唱功来说，第六代谭孝曾与他的夫人阎桂祥两人的演出，嗓子发音最为细腻。到了第二晚，折子戏剧目包括了《定军山·阳平关》两场经典，由三位谭门传人轮流演绎黄忠一角，突现了同一个角色的不同特征。

但是，在这个耀目的表层下面，谭门艺术展演也提出了不少疑惑：“**”导致这门传统艺术支离破碎，而谭氏家族得以幸存—竟可以把传统剧目重整—的确是令人赞叹的壮举。所以，对于来自国外、稍微了解中国近代史的观众，十分有必要让他们了解当中缘由。可是，这些重要资料，在宣传单或节目册里，却只字未提。

其实，演出时全没配上英文字幕。中场休息的时候，不少观众都抱怨，只有中文字幕，显见不足。

李云迪首次亮相纽约

亚洲乐迷可能很难理解—美国的古典音乐迷，今天才刚刚认识年轻钢琴家李云迪。尽管这位出生于重庆的钢琴家的名字，自从2000年在波兰举行的肖邦国际钢琴比赛之后，在中国境内已经家喻户晓—年仅18岁的李云迪赢得了这项世界瞩目的国际比赛的第一名，他不仅是首位获得第一名的中国人，更是70多年来这项钢琴比赛最年轻的大奖获得者。李云迪的确在亚洲地区炙手可热。在香港，他为古典音乐缔造了佳绩：2001年，德国唱片公司发行李云迪的首张唱片，上市的第二天就热卖了一万多张！可是，在那一段期间，他在欧美国家的曝光率，实在非常有限。因为同一张唱片，到了2003年才被安排在美国上市。

过去几年，李云迪在欧美的演出场次，似乎也是寥寥可数。相反地，他在亚洲的演出日程却排得满满当当—2003年，他首次举办钢琴独奏音乐会（而曲目首次离开肖邦，延伸到李斯特），在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举行（这也是这个场馆的首场钢琴独奏音乐会），门票销售一空。可是，本年4月，他才首次在美国几个城市举行独奏音乐会，而在当中最重要的音乐大都会—纽约，所选择的演出地点，不是艺术中心音乐厅，而是文化风格更加浓厚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Metropolita）的格雷斯·雷尼·罗杰斯大会堂（GraeyRogersAuditorium）。这个地方，虽然也经常有演出，但一点都不招摇。

李云迪遇上这种“西方不亮东方亮”的情况，归根究底，可能是欧美乐迷早已熟知并接受了另一位年轻钢琴家：郎朗。和李云迪同年在中国出生的郎朗，现在也加盟了同一家唱片公司。李云迪在纽约举行独奏音乐会的那个星期，英文媒体刊登了不少文章，全都把他和郎朗作比较；两人都来自中国，都是计划生育政策下的独生子。他们的父母为了培育孩子，同样地全心付出，甚至放弃一切。

但是，除了这些明显的相同之处，这些报道也提及李云迪和郎朗两人的差别。《纽约时报》把李云迪称为“郎朗反对派”（anti-LangLang），而《金融时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描述郎朗和李云迪为“中国钢琴精英的阴和阳”（theyinandyangoftheesepiae），一个非常精妙的描述，尽管《金融时报》记者声称李云迪刻意强调“更为低调和缜密的发展道路”。

我不知道这位记者如何收集资料，但我一直在关注李云迪，留意他频密地往返于一场又一场的公众活动。德国唱片公司不仅将他早期的录音按照流行音乐方式设计出精美包装，公司的推广部也把他当作一位流行歌星对待。最令我奇怪的是：在他演奏当天，竟然插入记者采访或时装杂志拍照等工作。每次李云迪出现在公共场合，必定被一群年轻时髦的追星族重重包围。他的俊俏脸孔更频频在电视广告中出现，而关于他的新闻报道，总是围绕着“他是否有女朋友”之类的跟音乐艺术无关痛痒的花边新闻。即使是他在德国汉诺威（Hannover）学习期间—这对于任何艺术家的发展至关重要—也经常受到干扰，因为他接了政府机关和唱片公司安排的各种演出和宣传活动。

现在的李云迪，演出的曲目范围还是比较狭窄，而巡演的安排也使人筋疲力尽，令我想到一辆高速奔驰的赛车—令人担忧，前方可能发生一次严重的车祸。这情况恰好和郎朗相反：郎朗的职业生涯起步的时候，无论是演出曲目，还是工作方式，都得到经纪人悉心的计划和安排。1999年至2000年间，郎朗在全球艺坛活跃得厉害—录音与现场演出声势凌厉，几乎侵占了所有人的耳朵。这两年来，我看过他的三次演出。这位年轻钢琴家每一次都有显著的进步，有充分的自信心，音乐个性也独当一面。

但是在最近一段时间里，郎朗和李云迪似乎交换了角色。郎朗在成长道路上的冲刺减慢了：他不能再依靠超卓的演奏技巧令乐评人信服。反对郎朗的评论声音，揶揄他变为自己拙劣演出的模仿者（caricature）。李云迪在欧美的事业发展才刚刚开始，加上他的美国经纪人谨慎地为他研究在美国的发展策略，所以前景便有所不同。

李云迪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演出安排，看起来和他在亚洲的演出相似，只是场地规模不一样。李云迪的经理人（来自哥伦比亚艺术经纪公司［biaArtistsMa，Inc。］）显然是阅读过约翰·肯尼迪（JohnF。Kennedy）的竞选手册（handbook）。肯尼迪当年竞选总统，必然会预定一些比较小的场地，这样演讲的时候不但座无虚席，还有不少人在场外争先恐后想要进场，突显人气之旺。罗杰斯大会堂只有800个座位，所以当晚的演出还要在台上另加100张椅子。

演奏会一开始，李云迪以其惯常的方式登台。有评论家描述他的超然脱俗，而他的粉丝们则佩服他“早已进入音乐之中”。上半场演奏了肖邦的《四首诙谐曲》。虽然对于李云迪来说，它们并不是什么新的曲目（他的新唱片包括了这些乐曲）。因为我在新加坡也看过他演出同样的曲目，发现这位钢琴家进步神速。相对于郎朗有时候过分用力敲击琴键的坏习惯，李云迪的演绎似乎沉实得多。下半场演奏李斯特的《B小调奏鸣曲》的时候，我们也看不到任何过火或夸张的演奏风格。李云迪对音乐，没有半点矫揉造作，好像自得其乐，在其中得到了满足。其实，整部作品流畅而到位。“清澈”是这场演出的代名词，无论是弹奏诙谐曲时牵动观众的力量，还是弹奏奏鸣曲时成熟掌握曲中的叙事性，这场演出，的确令人击节赞赏。音乐会结束后，观众们不断鼓掌，要求李云迪返场，于是他加演了李斯特的《钟》和改编自《弄臣》的释义曲，也有一首中国作品：林尔耀改编自王玉西的《社员都是向阳花》。

如果硬要打个比喻，郎朗是一位运动员，李云迪就是一名诗人。郎朗洋溢着放纵不羁的信心，李云迪比较内向，诉说的心声更加细腻。但是，现在预言他们的将来发展，言之过早。批评郎朗夸张的风格而否定他的前途，如同当年观察李云迪像流行歌星一样的表现就判定他不会有严肃的音乐事业，都是愚蠢之举。我只能说，李云迪比起其他艺术家，一早就犯过了职业生涯可能犯过的错误。

要是说李云迪的经纪公司，或大都会博物馆出了些什么错的话，那就是缺少准备，在音乐会结束后疏导人流不善。欧美的演出很少会出现保安问题，也很少会有观众一窝蜂地跑往后台。其实，能在后台引起拥堵**的音乐家，真的屈指可数。当晚，大概有200多人堵着后台更衣室，令工作人员手足无措。

面对蜂拥而至的粉丝，李云迪和他的父母很镇定。首先，他们以和蔼的态度应付台湾电视记者的访问，然后李云迪乐意地为乐迷签名、合照。但我需要声明：当晚在后台溜达的粉丝，全都是亚洲人。他们主要是华裔和日本籍，而差不多全是女性。我发现，在房间里更有一个特别的粉丝团：15位中年妇女从东京特别飞来美国捧场。我后来找了个机会，与其中一位交谈。“请问，你经常到世界各地去看李云迪的演出吗？”她说：“太多了，数不清楚了。”

从李云迪在纽约的演出来看，他的前途是光明的，尽管仍好像活在郎朗的阴影之下。虽然西方人总是看重个人成就—海顿这位作曲家一直没有出头机会，直到莫扎特去世—但郎朗和李云迪都有太多太好的机会。他们俩也有太多互补之处。这两位年轻的钢琴家，将会在相互的衬托之下变得更为强大。阴和阳，就是这样，各树一帜。

香港上演《参逊与达丽拉》

刚成立一周年的香港歌剧院是本地首个职业西方歌剧组织。在过去一年里，歌剧院并没有筹备庞大的制作，向世界宣布它的存在。反而，它选择逐渐地投入本港的音乐生活世界。去年秋天，歌剧院主办了一场成立庆典筹款音乐会；上周，歌剧院安排了一场演员穿上戏服，以“多媒体音乐会形式”呈现的《参逊与达丽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