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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人篇（第2页）

这天早朝时，光绪心情无比沉重，垂头丧气地对大臣们说：“朕不自惜，死生听天，汝等肯激发天良，顾全祖宗基业，保全新政，朕死无憾。”

皇帝的消极态度对属下是最严重的打击。光绪言辞模糊，动辄心慌意乱，让维新派感到更加无助。后党集团发动政变夺取权力之时，维新派的集体反应只有战栗和哭泣。光绪让杨锐带出的第一道密折，杨锐“震恐，不知所为”，没有及时转交给康有为。其实，这个密折也没有什么内容。皇帝毫无主见，只是告以危局，命康有为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等速议对策。

9月18日，康有为看到光绪先后两道密折，捧折痛哭，除拟折表示“誓死救皇上”、自己将于近日“起程出京”外，又召集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人士商议救光绪之策。这时，维新派决定由谭嗣同去“说袁勤王”。谭嗣同夜访在天津训练新军的袁世凯，要求他带兵杀荣禄、围颐和园以救光绪帝。袁世凯慨然应允，只是声明“需要一定的时间”，但他当晚就密报荣禄。不知情的光绪帝于此后还召见袁世凯，袁世凯表现得唯唯诺诺，建议召张之洞相助。袁世凯知召见已被密控，自然也不敢多言。事后六君子被捕，刑部在这个时刻突然“民主精神”附体，要求组建特别法庭审判六君子，但被慈禧一语驳回，六人全部被迅速处决。

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如果背叛是一项事业，袁世凯的成绩远远比维新派好，果断与迟缓不决形成了鲜明对照。1898年，袁世凯背叛了皇帝；1911年，背叛了朝廷；再过五年，又背叛了共和国。而维新派和后来的革命者都还停留在打嘴仗的层面。维新失败后，流亡者乐于传播一个消息：宫中传言慈禧是荣禄的情人。康有为出逃后，发表了一个英文备忘录，共二十八页，其中有二十三页攻击荣禄，五页攻击慈禧和李连英。

江湖豪客的政治触觉都比维新派悟性好，从一开始，就有人认为让袁世凯兵围颐和园擒杀慈禧绝不可行。

《革命逸史》中介绍有志于推翻清朝统治的毕永年，“日往来于汉口、岳州、新堤、长沙之间，与哥老会诸首领杨鸿钧、李云彪、张尧卿、辜天祐、师襄、李堃等谋匡复事业，且投身会中，被封为龙头之职”。康有为最初不知道找谁来带兵围颐和园，于是想到了这名豪客，“以司令艰于人选，知永年为会党好手，遂欲委以重任，使领兵围园便宜行事”。

毕永年本来愿意立不世之功，但一问所带之兵从哪里来，才知道要取决于袁世凯，于是第一反应即是“此举绝不可恃”，干脆拒绝了康有为。不但如此，毕永年写信给谭嗣同，历陈其中的利害关系，劝其溜之大吉。事变后，毕永年受种种刺激，认为会党中的党徒见利忘义，不足以共事，愤然削发，投奔普陀山为僧，法号“悟玄”，后不知所终。

维新失败，慈禧以光绪患病为由将其软禁在瀛台。此消息通告各国在华使节，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ClaudeMaxwellMaald）向总理衙门作了如下表示：“我坚信，假如光绪帝在这政局变化之际死去，将在西洋各国之间产生非常不利于中国的后果。”窦纳乐推荐了一名洋医入宫为光绪诊病，医生诊病后认为光绪健康得很，“血脉皆治，无病也”。

窦纳乐的行动是对慈禧及后党的公开警告。当时，慈禧对于废黜光绪，几乎作好了全部准备。李鸿章奉命将废立之事探询各国使节后，不得不向慈禧表明：“此事（废黜光绪）若果举行，危险万状。各国驻京使节首先抗议。各省疆臣更有仗义声讨者。无端动天下之兵，为害曷可胜言！”对于来自外国的反响，慈禧不能不重视。甲午战争后的清廷已逐渐成为一个完全仰洋人鼻息以自存的政权，慈禧再无公开对抗这些警告的胆量。这样，来自中外的强烈干预，终于迫使慈禧“非常之谋竞寝”，放弃了废黜光绪的想法。

英国公使等对光绪帝位之所以非常担心，并非西洋各国一致认为他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而是慈禧及以其为代表的清廷让外国人感到更加难堪。相形之下，光绪帝位的保存对他们更为有利。戊戌变法失败，慈禧太后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以取代光绪。由于得不到的列强支持（因为溥儁是支持义和团的载漪的儿子），并且百官竭力反对而失败。

请注意窦纳乐所推荐医官的言论，虽然不足以证明光绪“无病”，但一个二十七岁的青年君主，也很难说得上有什么早夭的症状。

光绪三十年五月十四日，外务部右侍郎伍廷芳与日本驻京公使内田康哉一席长谈。此后，内田将其所闻向日本外务省作了较为详细的报告。此报告之开头部分称：

伍廷芳前与本使述及，欲详加密谈一事。上月十三日夜，伍悄然来访，就时局问题、满洲善后策、清朝已无改进之望、清宫廷内情以及自己立场等作长时间交谈。

内田报告提到：

伍又语及清国宫廷之现状。言太后于清朝妇人中诚为人凤，但终不免于妇人之见。于近来尤念余生之安乐。每日日课，听毕军机大臣奏问及各地地方官之奏报后，又暂读日刊京报。其后便入颐和园内行乐度日。至于皇帝，始终受制于太后，大臣拜谒自己之时，草草一二言，一切问答，据依太后行事。问及近来皇帝与太后之关系如何，伍不作直答。对皇太后驾崩后皇帝会如何之问，伍言道：亦如世间传闻，诚为清国忧心之事，万望无生此变。伍话中之意，皇太后驾崩诚为皇上身上祸起之时。今围绕皇太后之宫廷大臣，及监官等俱知太后驾崩即其终之时。于太后驾崩时，当会虑及自身安全而谋害皇上。此时，万望能以我守备兵救出皇帝。

被软禁在瀛台后，光绪并非完全丧失了东山再起的机会，可惜他的性格中实在缺乏坚毅果敢。《庚子国变记》说，慈禧在西狩之后，“每见臣工。恒泣涕引咎。臣下请行新政，多所采纳”。而光绪依然既不韬晦，又不反抗。《近代稗海》有一段记载：回銮未数日，大臣即议筹款建正阳门楼。光绪说：“何如留此残败之迹，为我上下儆惕之资。”而慈禧却以诸臣之议为是，还召“外优”演剧。光绪说：“这是何等时光，还唱得什么戏。”一个小太监听到，大声问：“你说什么？”光绪赶紧说：“我胡说，你千万莫声张。”

在中国历史上，当权者意外死亡，有“斧声烛影”、“杨广篡位”等数次，但光绪注定和这等计划无关。

皇上的优柔寡断，使官员们对其下场也心照不宣。外务部右侍郎伍廷芳在1904年对日本公使内田康哉的一席话，透露了一个秘密：光绪皇帝必定会死在慈禧太后之前。光绪皇帝的翰林院侍读学士、起居注官恽毓鼎后来写成了《崇陵传信录》，其中也证实慈禧曾经说：“我不能先尔（光绪）死。”

最后，光绪果然死在了慈禧之前。曾经是清宫御医的屈贵庭在《逸经》杂志二十九期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回忆在光绪死前，他最后一次进宫为皇上看病，发现光绪本已逐渐好转的病情突然恶化，在**乱滚，大叫肚子疼。三天后，光绪便死了。这位御医认为，虽不能断定是谁害死了光绪，但可以肯定光绪不是因病死亡，而是被人暗中加害。

2008年11月2日，通过一系列现代专业技术手段得以确证：光绪帝突然“驾崩”系急性胃肠性砒霜中毒所致。清西陵文物管理处负责人介绍，光绪帝坟墓（清西陵的崇陵）虽曾被打开，但经清理后封闭，留下若干头发、遗骨和衣服等得以保存。

在不能开棺直接检验，且时隔久远、检材条件很差等不利因素面前，专家们历时五年，由光绪帝头发中的砷含量入手，利用“中子活化”、“X射线荧光分析”、“原子荧光光度”等一系列现代专业技术手段，通过开展对比、模拟实验、双向图例等工作，对清西陵文物管理处提供的光绪帝遗体的头发、遗骨、衣服以及墓内外环境样品进行了反复检测、研究和缜密分析。经科学测算，光绪的头发截段和衣物上含有剧毒的三氧化二砷（即砒霜），其腐败尸体仅沾染在部分衣物和头发上的砒霜总量就已高达二百毫克。

历史学家列出了一份长长的可能下毒者的名单：慈禧、李连英、袁世凯……甚至光绪的妻子隆裕。除非出现明确的证据，这几乎已经成为永远也无法查清的谜案。这份嫌疑人名单，最多只能算是这位当断不断、反受其害的皇帝的殉葬品。

毒物

一个皇帝是不应该随随便便死去的。他活着的时候，吃饭、出行，甚至**都不可能随随便便，何况死亡？当光绪腐败的尸体仅沾染在部分衣物和头发上的砒霜总量就已高达二百毫克的结果出来之后，人们想起了拿破仑。砒霜，一种古老的毒物再度走上了历史舞台。

三氧化二砷，俗称砒霜，分子式As2O3，是最具商业价值的砷化合物及主要的砷化学物料，无臭无味，外观为白色霜状粉末。这是某几种特定的矿物处理过程中产生的高毒性副产品，例如冶炼金矿、高温蒸馏砷黄铁矿（毒砂），冷凝其白烟，就可得到砒霜。

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初九的“脉案”，御医曹元恒写下了这番话：皇上“肝肾阴虚，脾阳不足，气血亏损”，病势到了无药可用的严重程度。同年五月初十的“脉案”，御医陈秉钧写有“调理多时，全无寸效”的话。江苏名医杜钟骏为皇帝看过病后也表示，“不求有功，只求不出差错”。同年九月的“脉案”指出，此时光绪的病状更加复杂多变，脏腑功能已全部失调。

也许这些档案有利于推翻光绪被毒死的结论，但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推荐的洋医的诊断结论也不可忽视，他说光绪“血脉皆治，无病也”。

和死在光绪八十七年之前的拿破仑相比，两者的共同点在于多年幽禁的郁郁寡欢，死亡之前的突发急症。

历史上，砒霜家族（砷化物）就是毒药之王。这种完全无臭无味而又容易携带的毒药，在许多家族财产的继承表演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由于砷中毒的症状和腹泻、食物中毒、霍乱以及一些正常疾病的症状相似，所以它成为杀手们常备的首选药物。宋太宗杀死李煜之后，又陆续有多位皇族成员去世。人们说，这位皇帝在毒物学上造诣颇深，估计就是对砷化物有深入研究。

20世纪50年代，瑞典牙医斯滕·弗斯胡夫韦德（Sten）确信，拿破仑就是死于慢性砷中毒。他曾提出要求接触拿破仑遗体，被拒绝了。拿破仑的侍从路易·马尔尚（LouisMad）在其死亡的那天从拿破仑身上拿到的一根头发，最终落到了斯滕的手里。这根头发于1960年在格拉斯哥大学法医学实验室，接受了中子激活分析（NAA）。

结果令人目瞪口呆：那根头发的砷浓度高达10ppm（百万分比浓度），几乎是正常含量的十三倍之多。汉密尔顿·史密斯教授（HamiltonSmith）当时提供了分析理论：头发的生长周期大概是每天0。014英寸，如果砷是从自然环境中吸收的，那每段头发都应该一样，而拿破仑头发的各段含量不同：从最低的2。8ppm到最高的51。2ppm。1974年，斯滕和本·魏德（BenWeid）在合著的《圣赫勒拿岛上的谋杀》里断言，拿破仑身上曾经显示出三十四种已知砷中毒症状的三十种！

但是，他们的结论也遭到了很多质疑。有人认为，斯滕以0。8ppm为正常人头发砷含量标准并不“标准”。在污染严重的墨西哥城，头发中砷含量4ppm并不罕见。此外，孤立地对某一个人的头发进行测验，而没有同时代在圣赫勒拿岛上居民头发的样本，结论不足以让人信服。

1862年，曾经是拿破仑战友的弗拉奥伯爵（FlahautdelaBillarderie）嘲讽说：“过去二十年间我所见到的据称为拿破仑头发的东西是如此之多，简直可以织成地毯铺满整个凡尔赛宫了。”

法国人怀疑，英国人杀死拿破仑也许不是用砒霜，而是用糟糕的医疗技术。我们为20世纪医疗技术的伟大进步而惊讶，深感过去的医疗活动是何等令人恐惧。大致来说，西方医学最有价值的理论，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基本上是建立在一套“见鬼的”理论上的。最有影响力的撒伦诺学派是真正的中世纪医学学术机构。他们说，正如世界是由四种元素组成的一样：火气水土，人体也存在同样四种相对应的**。十字军生病期间，他们首先会向某个圣人的脚趾或者其他部分祈祷，以求早日康复。圣物是最后的药方，包治百病，每个圣人都有各自的招数：圣布勒斯专门治疗卡在喉咙里的刺，圣阿加沙专门治疗发炎的**。1881年7月2日，美国第二十任总统加菲尔徳（JamesAbramGarfield）在华盛顿被刺客打中。医生很快赶到，他用一根未经消毒的金属探针找子弹。格雷汉姆·贝尔（GrahamBell）用一个线圈在总统的身上移动，试图通过电磁感应找到子弹。他检测出一个地方的感应最大，但是医生并没有在那里找到什么。9月19日，总统去世了。尸检发现，子弹在距离那个地方十英寸的位置。不过，贝尔的发明后来被改成了地雷探测器。

光绪帝的坟墓中留有若干头发、遗骨和衣服等，因而有关砒霜致死的结论，实际上比拿破仑要可靠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