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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袁世凯忠诚与背叛（第2页）

往下级别的骨干中，曹锟、王占元、段芝贵、张怀芝、卢永祥、陆建章、李纯等人，都来自新式的武备学堂，对新建陆军有着个人体会。姜桂题、张勋、倪嗣冲等人从旧军队出身，虽然军事理论上差了一些，但对长官盲目服从、忠诚可靠，也被袁世凯视为新军不可缺少的部分。

袁世凯深知旧军队的陋习和弊端，招募新兵时一改草率的抓丁方式，偏好年龄在二十岁左右的农民，身体强壮，性格朴实。至于老弱病残、吸食鸦片、娇生惯养者一律不要。他认为，当兵要有强健的身体，要能吃苦，老实巴交的农民听话、好管理。

这并非新式军队领导人才意识到的素质。戚继光《纪效新书》的第一卷《束伍》第一句话就说道：“兵之贵选，尚矣。”他根据多年带兵经验，认为选择士兵“第一切忌，不可用城市油滑之人”。那什么才是戚继光最先考虑的呢？“第一可用，只是乡野老实之人。所谓乡野老实之人者，黑大粗壮，能耐辛苦，手面皮肉坚实，有土作之色，此为第一。”

戚继光还进一步讨论了挑选士兵的标准，“或专取其丰伟，或专取其武艺，或专取其力大，或专取其伶俐”都不对，他主张“必以胆为主”，意思是选人要以胆量为主。如果没有胆量，没有精神，临事则怕死，一切能力都发挥不出来。戚继光的这一主张，从古到今都是优秀将领的同识。何良臣在《阵纪》开宗明义：“最喜诚实，独忌游闲；不在武技勇伟，而在胆气精神。宜于乡落田农，深畏市井狡猾……首取精神胆气，次取膂力便捷。须二十岁以上，四十岁以下者选之。”他继续分析说，“大率其选务精，而其用在胆。伶俐而无胆者，临敌必自利；有艺而无胆者，临敌忘其技；伟大而无胆者，临敌必累赘；有力而无胆者，临敌心先怯。俱败之道也。”

袁世凯忠实地进行着自己势力培养的步骤。德国和日本的军事建制、战术、技术和操典，在小站练兵时期都是军队学习的主要内容。在徐世昌的主持下，诸多内容被混编起来。最初洋教官提出基本训练二十九条，从军官到士兵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学习。士兵中很多人不大识字，于是袁世凯编纂了《新建陆军操法详晰图说》，帮助他们迅速理解操练内容。《陆战新法》、《德国军政要义》、《日本陆军大学战术讲义》等军事理论书，则是中下级军官必须学习的。

为了培植个人势力，袁世凯一改吃空额、克扣军饷的旧军队劣习。每次发饷，他都亲自监督营官，把军饷足额发到士兵手中。他经常深入各营，接近下级军官和士兵，不要说各级军官和幕僚，他甚至连棚头（班长）都能叫出名字，并了解他们性格的优缺点，以便用其所长。袁世凯治军严明，曾告诫兵士说：“用命者乃手足，违令者即寇仇。”如此鲜明的爱恨，让士兵和军官都闻之悚然，不敢不以军令为最高准则。

一年之后，督办军务处大臣荣禄到小站检阅新建陆军，深为动容。他在给皇上的上书中说：“近年所见各军，尚无出其右者。”1898年，英国议员贝思福（LordCharlesBeresford）爵士到小站参观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后，也作出很高的评价。于是清廷群臣认为新军战斗力可期，盛赞其“一举足则万足齐发，一举枪则万枪同声。行若奔涛，立如植木”。

追溯到小站练兵之前，袁世凯已经奠定了个人威望。权倾一时的李鸿章对这名当时官阶不高的后辈青眼有加，其中最为主要的原因是他在朝鲜的表现。

1882年，清宗藩体系属国朝鲜内乱，求助于清廷，袁世凯随淮军将领吴长庆入朝。袁世凯的父亲袁宝庆是吴长庆的结拜兄弟，因此后者在军中给袁世凯安排了一个营务处会办的职位。

1882年8月25日，清军开赴汉城，两天后就拘捕了大院君李罡，并立即将其押解到天津（后被慈禧幽禁了四年多）。8月底，日军见清军人数已超过三千人，便不再增兵，免得在本方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和更多清军发生直接对抗。8月30日，朝鲜和日本签约了《仁川条约》。朝鲜方面对清军帮助维持局面表示感谢，并请求派员驻留、训练军队。李鸿章相机而动，要吴长庆负责具体事宜。吴则授权袁世凯参与编练“新建亲军”左右两营以及“镇抚营”。后来，吴长庆在报功表中称袁世凯“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李鸿章上报朝廷，晋升其为候补同知，并赏顶戴花翎。

1884年，日朝再度爆发危机。此时，袁世凯挺身而出，成为真正的主角，体现了其后来在中国历史上一贯善于抓住机会的特点。这一年，中法战争爆发，李鸿章令吴长庆将一半兵力（三个营）带回金州，另外的三个营归记名提督吴兆有、总兵张光前统率。袁世凯被任命为军政负责人，“总理营务处”，参与会办“朝鲜防务”。

吴长庆一走，日本驻朝鲜公使竹添进一郎觉得机会来了。于是，在美国公使福久的帮助下，日本策划了12月4日“朝鲜之变”。开化党人洪英植和日本士兵一起挟持了国王李熙。悲剧的是，开化党人准备将他囚禁在江华岛，而日本执意要把李熙押解到东京，于是双方在事变后马上就开始内讧。

这种矛盾并不是不可调和的，随着时局的变化，每个参与者都面临生死选择。此时，朝鲜的大臣中不少人前往清军营地，要求其出兵平息叛乱。开化党人打算干脆公开废掉李熙，然后立幼君，宣布脱离和清朝的关系，投入日本怀抱。吴兆有不知所措，只好先按照程序，一方面给日本驻朝鲜使馆发信，要求日本从朝鲜撤离军队；一方面赶紧派人向北洋大臣李鸿章请求指示。

当时，给李鸿章的请示报告通过快轮“泰安”号送出。轮船刚走，袁世凯就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绝对不能等下去了，为将者应该相机而动。他警告说，如果再不发兵，朝鲜作为清朝属国的地位不但不保，连在朝鲜的清军也进退不得，他们几人或许将死无葬身之地。于是，吴兆有和张光前都同意出击。为了不在外交上给清朝带来被动，行前，清军还照会了驻朝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表示将进入朝鲜王宫平叛。

12月6日傍晚，两千名清军在朝鲜本地军人的协助下，收复了日本和开化党人占领的王宫，并找到了国王李熙。竹添进一郎连夜带领日军逃离，但日本在朝鲜的侨民在此次事件中被本地人围攻，损失很大。清军此时充当了维和部队的角色，他们把日本侨民保护起来并送走。

中日双方随后进行了大规模对峙，此时伊藤博文力主不和清军开战。他认为“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才是日本确保击败清军的上策。可以这样说，袁世凯见证了中日双方实力的变迁。1885年，伊藤博文前来天津和李鸿章的谈判时，李鸿章还敢说，如果日本一味要决裂，那中国只好打仗了。这句话当时带给日本人很大的震动，不敢轻易发招。

李鸿章认为袁世凯实战能力强，足智多谋。1885年，袁世凯带着李鸿章给国王李熙的一封信去朝鲜赴任，表面上他的任务是驻扎朝鲜交涉通商事业，实际是驻朝全权大使。李鸿章在信中建议李熙“外交紧要事宜，望随时开诚布公，与之（袁世凯）商榷，必于大局有裨”。

袁世凯在朝鲜表现出的果断，给李鸿章留下深刻印象。1894年，袁世凯被李鸿章保举为驻朝总理大臣。袁回国之后，李鸿章逐渐意识到，这位后辈的野心大得惊人。此时，他已垂垂老矣，时间成为他唯一的敌人。李鸿章无法和袁世凯周旋下去了。1901年，李鸿章离开了人世，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接过了李的衣钵。

袁世凯人生中的危机，在慈禧和光绪双双归天后到来。1909年1月2日，摄政王载沣以袁世凯“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为由把他“开缺”。在此之前，载沣甚至想过杀掉袁世凯，要不是张之洞等重臣上奏，建议对袁世凯要冷静处理，袁早就成为刀下之鬼了。

两人最激烈的一次冲突发生在1906年的某次内部会议上。据说，当时载沣少见地愤怒了，拔出枪对准袁世凯。1908年11月22日，《大公报》上登出“袁世凯奏请速开国会，实行宪政以安人心”的新闻，日本的《朝日新闻》等重要海外报纸也在显著位置报道了这一消息，袁世凯和掌权满洲贵族的矛盾越发突出。在这个时候，康有为上书摄政王，要求杀掉袁世凯，“为先帝复大仇，为国民除大蠹”。

北京已经容不下袁世凯，他最好的结果就是归隐老家。这一点，袁世凯做到了全身而退。就像当年司马懿的选择一般，只能等待。袁世凯自从和大哥闹翻之后，不想再回河南项城，而在河南彰德（安阳）的洹水北岸买了一座宅院，安身隐居。

安阳洹上村，相传商朝名相伊尹在朝中遭人诽谤，到此隐居三年，后来商王亲自前来迎他复任。洹上村位于河南、直隶交界处，交通方便，离京城也算近。安阳也是袁绍的发祥地。袁世凯觉得，洹上村对自己是一块吉祥宝地，还在小站练兵的时候，就买下了这里两百多亩地，没想到此时派上了用场。

归隐期间的袁世凯，每天的生活都很有规律。儿子袁克文随父亲一起回到洹上，爷俩经营园林，亲手疏理池沼，种植卉木，忙得不亦乐乎。当时的《东方杂志》上曾刊登了一幅著名的《披蓑垂钓图》，袁世凯以此明志，表示自己归隐山林，不问世事。但是，袁世凯虽然头戴斗笠，手执钓竿，闭目养神，似有决裂于仕途之象，但整体造型，无法不让人想起志不在钓鱼的姜太公。

其中令人发笑的细节之一是，他故作淡泊，却在《自题渔舟写真二首》中，赫然写下了“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野心大白于天下。

在洹上，袁世凯还设立了一间电报房。凭借这个，他足不出户就可以知道最新的消息，从而掌握机会。辛亥年，他终于借机翻身，一举扳倒了清廷。

袁世凯最大的手段，就是善于网罗人才。哪怕从情理上应该是不共戴天的敌人，也能化解前嫌成为朋友。比如荫昌。荫昌是清王朝灭亡后又出仕民国的极少数满族权贵之一，貌似庸俗，实则巧黠。他历事数主，从不卷入政治旋涡。袁世凯和一些满洲宗室贵族交情深厚，仿佛天下原本不是满人的天下，而是大家在一家公司共事一般。他们之间平时还保持书信往来，家长里短尽在其间。1911年6月，他在致端方的信中写道：“兄衰病日增，行将就木，牛眠之区，去冬已卜得一段。”意思是，已经定下了自己百年后葬身之地。

袁世凯设立参政院时，大批召集前清遗老，引起了外界批评。袁解释说：“汉之良相即亡秦之退官，唐之名臣即败隋之故吏。政治不能凭虚而造，参政责任綦重，非富有经验者不理。”

最初，几乎没有人意识到他想当皇帝。一位外国记者写道，袁世凯在家中模拟登基，“袁世凯在那里坐着，他旁边是三位夫人的宝座，过了一阵，第二夫人还不见踪影，严令之下，她才姗姗来迟，但拒绝坐在指定的位置上。她抱怨说，袁世凯曾许诺她和第一夫人平起平坐。一听这话，第一夫人就从座位上跳下来，扑向第二夫人。”

1897年起，莫理循常驻北京。1912年，袁世凯聘他为政治顾问，并下令将北京最为繁华的王府井大街改为莫理循大街，以表彰他对中国的特殊贡献。1917年，莫理循辞职返乡。这位澳大利亚人曾说，他并不支持帝制，并对袁世凯称帝的举动非常失望。三年后，莫理循郁郁而终。

辜鸿铭对曾国藩、李鸿章甚至张之洞都不免贬词，对袁世凯更是毫不客气，曾在公开场合痛骂他是流氓、贱种，智商只能等于“北京倒马桶的老妈子”。辜鸿铭供职外务部时应诏陈言，以“用小人办外事，其祸更烈”，直指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袁世凯登临大位，辜鸿铭公开撰文，说袁世凯之行为“尚不如盗跖贼徒，其寡廉鲜耻无气义乃尔耳”。袁世凯死去后，他在北京家中大宴宾客，庆祝袁氏归天。后来冯国璋、张作霖之流皆欲同罗其于帐下，军阀张宗昌也以山东大学校长之名相请，均遭辜鸿铭拒绝。

袁世凯的第九子袁克久娶了黎元洪的女儿为妻。黎元洪曾对人说：“项城（袁世凯）深沉过人。”闻者觉得此语玄妙，便追问：“他何处过人？”黎元洪回答说：“我与之周旋两三年，从未曾听他说要做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