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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炸出来的民国（第3页）

革命者选择在这里动手，颇费心思。操作者从附近很容易观察到“事主”出现，掌握引爆时机。因为桥不过十几米长，按照清朝制度，三品以上大官可用银顶皂色盖帏，在京城内四个人抬，出京用八人（仿佛当年在北京也要注意交通拥挤的问题）。那些黑油齐头、平顶皂幔的轿子，不过是寻常富豪所用。亲王坐的轿子格外显眼，银顶黄盖红帏，只要看到这种轿子走到预埋炸弹的位置，就可以即时引爆。汪精卫等人不但准备在此埋下炸弹，还将留一人在此引爆。没有资料表明，引爆者打算和载沣同归于尽。而从逻辑上说，留人除了引爆之外，只是为了看到炸弹的效果。亲王朝服称为亲王端罩，“青狐为之，月白缎里，若曾赐金黄色者，也要用上”，这对于确认炸到的是否是载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

1910年3月31日夜，黄复生和喻培伦在银锭桥上埋设炸弹，预设电线，结果被一个当地人看见了。此人“觉悟”极高，立刻报警，黄复生和喻培伦仓皇撤离，留下的炸弹和电线被警局查获。近四十磅黄色炸药出现在这条线路上，立刻让对方意识到，是和摄政王载沣有关的重大案件。就在汪精卫等人还心存侥幸时，他和黄复生于4月16日在“守真照相馆”被清廷捕获。

照理说，这样的案件，汪、黄两人都供认不讳，一般会从重从快及时处理。史坚如、杨卓林、徐锡麟等人，从被捕到被害，几乎都未超过十日。但这次汪精卫、黄复生走了大运。当时的民政部长善耆很开明，认为此案如果利用得好，正好收买人心。于是，善耆力劝载沣不要杀掉汪精卫、黄复生。在审问中，善耆对两人惺惺相惜，他还对汪精卫说：“如果你加入革命党是为了国家富强的目的，那我也要加入革命党。”

善耆认为革命者宣扬灭满兴汉是不对的，宣扬民族仇视，不能使中国实现五族协和。在清廷已经答应实行宪政、让各种政治主张都有实现机会的情况下，流血革命应该有所收敛了。“如果中国用和平的宪政方式来实现政治主张，不是比用很多人命、财产损坏的革命方式来实现更好吗？邻国日本不正是君主立宪的成功榜样吗？”

善耆的话未必没有道理，尤其“驱逐鞑虏”一条，在民间并没有多大市场。满族入关两百多年的民族大融合，就连满族人自己也融入了不少汉族文化。按照“中华民族”的定义，当时的革命者恐怕也很难说服自己。

载沣在善耆的劝告下，于4月29日宣布对汪精卫、黄复生两人执行永久监禁。

汪精卫后来曾说：“救我命的是肃亲王，我每当回忆这个时候的事，总想到清朝末期的伟大政治家。”（闻少华《汪精卫传》）两人之间的交流，让汪精卫异常珍惜这重来的生命。客观上，在此后的政治斗争中他作出了“新”的选择，与这次“感化”有很大关系。

能够手抛的炸弹，威力不够。埋在地上的炸弹，通常受到限制。有的是不能预测对方的线路，有的知道线路，但无时机进行布置。在1911年10月的广州，革命党人又找到了一种新的炸弹投放方式。

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时，李沛基（又名李援）只有17岁。他异常悲痛，认为如果革命党人不能更大范围地开展暗杀活动，“无以对诸烈士”。李沛基闭门谢客，专事刺杀准备，具体目标就是身在广州的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孙中山、冯自由等得知消息纷纷去电劝阻，并有人明确建议李沛基不要前往，有人可以代行暗杀任务。

这里有个背景需要交代，孙中山等人之所以劝阻李沛基不要参加暗杀活动，是因为李之母是黄兴夫人徐宗汉的胞姊徐慕兰，也就是说，李沛基就是黄兴的姨甥。黄兴家族数人直接参加革命，他本人也热衷暗杀。早年在日本留学，黄兴参加了“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1911年广州起义前，黄兴在新加坡筹款不利，一怒之下，打算“步汪精卫的后尘”，独自去实施暗杀。广州起义失败后，他给冯自由写信：“自念惟有躬自狙击此次最为害之虏贼，以酬死事诸人。”要不是孙中山等人说服了黄兴，他真可能去暗杀李准了。本来李沛基这次暗杀事件的首要目标仍是李准，但他已经被炸过一次，如惊弓之鸟深居简出，刺杀者无从下手。适逢新任广州将军凤山来穗，黄兴认为，应该改以凤山为刺杀对象。

按照原定计划，执行任务的应该是李沛基之兄李应生。为了确保这次任务成功，黄兴指示“东方暗杀团”改用重型炸弹，每枚达十磅，并在其中配入毒药。不想，配药时李应生晕倒，李沛基毅然站出来，替代自己的哥哥执行任务。

暗杀者的计划“无微不至”：“东方暗杀团”先是在仓前街租下铺面，改成“成记洋货号”。然后，在二楼改装了一块挡板，将三枚炸弹都用绳子挂在其上。在外面，根本看不出端倪。三枚炸弹间隔均匀，保证在较大空间内发挥作用。

10月25日早上，凤山所乘八人大轿经该店门前。李沛基及时下手，割断了掩置于店门前檐的绳子，三枚炸弹应声而落，把凤山炸得血肉横飞，当场死亡。这三十磅炸药威力极大，旗兵、群众死伤七十余人。在硝烟弥漫中，李沛基从容离去。

胡汉民在其自传中曾评论此事：“论革命党行暗杀之成绩，无有过于此举者：受党令而行一也，歼敌而我无伤二也，敌胆寒至不敢穷究其事三也。克强实主其谋，并得省中同志协助，而沛基是时年方十六七，临事镇定，从容如此，亦难能矣。”

胡汉民说“敌胆寒至不敢穷究其事”，表明广州将军这一职位，已经成为死亡的代名词。之前半年，温生才预谋刺杀广州将军增棋，因弄不到炸药作罢。后来，他决定用手枪行事，谋刺副都统兼广州将军孚琦。4月8日，广州将军孚琦应邀观摩法国人组织的“远东飞艇社”活动，回程时行至东门直街尾咨议局前麒麟阁门口。温生才挺身向前，手持五响快枪径直发射，击中孚琦太阳穴、脑门、颈项、身部各一枪，几乎是枪枪致命，孚琦当场毙命。七天后，温生才被押赴刑场，途中神情自若，毫无怯色。

1912年1月16日，针对袁世凯的炸弹袭击（丁字街炸弹案）登场。此时，革命党人对革命的一切障碍都想要采取炸飞的方式处理。袁世凯本人对炸弹事件切齿痛恨，但他最终能攫取大权，另外一起炸弹袭击事件功不可没。历史就是这样蹊跷，一个炸弹事件的受害者可能摇身一变，成为最终的受益者。

1887年4月10日，彭家珍生于四川省金堂县姚渡乡彭家院子（今属成都市青白江区管辖），字席儒，1911年任京津同盟会军事部长。丁字街炸弹案时，他正在考虑另外一桩大事：刺杀良弼。

良弼，字赉臣，清宗室子弟，镶黄旗人。良弼是大学士伊里布之孙，曾经留学日本陆军学校，回国后进入练兵处，后来又担任陆军部军学司监督副使、司长。1900年后，清廷改革军制，编练新军，设立军事学校，这些新计划都是良弼主持的。他尤其留意人才，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吴禄贞、沈尚谦、卢静远、章递骏、陈其采、冯耿光、蒋百里等人，都是在他的帮助下走上军事道路的。清廷新建禁卫军，良弼担任了第一协统领兼镶白旗都统。在多事之秋，良弼的思维敏捷、沉着干练使他更加受宠，成为清廷风雨飘摇之际依靠的中坚力量。

1912年1月12日，清皇室贵族良弼、毓朗、溥伟、载涛、载泽、铁良等召开秘密会议。19日，这些人以“君主立宪维持会”的名义发布宣言。“宗社党”横空出世，成员胸前刺有二龙图案，通常还刺有满文姓名。“宗社党”成员在京、津等地积极活动，计划夺回袁世凯的内阁总理职权，以毓朗、载泽出面组阁，最终让铁良出任清军总司令，带兵与南方革命军决一死战。“宗社党”强烈要求隆裕太后不要放弃君主权力，这方面良弼也很赞同。作为满族贵族中的新锐势力，良弼不但是共和路上最大的绊脚石，也是袁世凯仕途上的致命挑战。

彰德秋操结束后，晚清的官职改革进入白热化阶段。以铁良为首的清贵族对袁世凯坚决打压。1906年11月6日，清政府正式公布的拟定新官制方案中，全盘否定了袁世凯等人提出的废除军机处、设立总理大臣的方案。清廷废兵部改设陆军部，铁良担任陆军部尚书，袁世凯等于被剥夺了军权，被迫辞去参与政务大臣、会办练兵事务大臣、督办邮政大臣等八项兼差。北洋军一、三、五、六各镇也交给了陆军部直接管辖。1909年初，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连消带打”，罢去一切职务，回到安阳“养病”。

袁世凯再来一次“养病”倒无所谓，但在1912年，如果被革命党盯上，炸弹就随时会降落到头顶。

彭家珍炸死良弼，后世众多史学家对于他如何接近良弼的细节有争论：其一，彭家珍是否假装奉天讲武堂监督崇恭，持崇恭的名片求见？彭家珍担任奉天讲武堂教练时，崇恭是讲武堂监督，彭家珍自然知道崇恭和良弼交好。但逻辑上，既然良弼认识崇恭，就不应该冒充其本人，最多是冒充崇恭派去的人，才有可能接近良弼。有史学家阐述道，为获得和良弼的见面机会，彭家珍专门让学生刘升赶赴奉天，在那里以崇恭的名义致电良弼，伪称东三省旗人将推崇恭为首，即日派人赴京与良弼商议组织敢死队事宜，以挽救朝廷。

另一种说法是，彭家珍所得之崇恭名片，是黄复生、汪精卫和袁世凯商量之后，由后者找来专助其成事的。1月26日，良弼议事完毕回家，在光明殿胡同家门口（今北京西四北大红罗厂街）遭彭家珍投弹，炸伤左腿，身受重伤，彭当场牺牲。三天后，袁世凯派民政部尚书赵秉钧买通一中医，开一药酒。良弼服食后，晚上就死了。1912年2月1日，清廷按照副都统阵亡的待遇，从优赐恤了良弼一家，还有清遗老官绅为其立祠。这些细节都是常顺的《赉臣被炸追记》提到的。该文稿还提到，民国改元后，彭家珍之父得袁世凯赏赐菜厂胡同住宅一所，并每月从袁氏领取抚慰金一千元。但此细节未得其他确凿史料旁证。

1912年2月22日，距彭家珍牺牲不到一个月，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祭蜀中死义诸烈士文》中将彭家珍与“革命军马前卒”邹容相提并论：“惟蜀有材，奇瑰磊落，自邹迄彭，一仆百作。”

民国临时政府陆军部《通电纪念殉难烈士文》对彭家珍的评价极高：“民国统一，共和告成，中外人心，同深欢忭。此实为吾全国殉难诸先烈及战亡诸将士铁血之功……彭家珍收功于丸弹，皆不惜牺牲身命，抛弃骨肉……亟应立祠崇祀，荐以血食而恤幽魂。”后来，四川老同盟会会员黄复生发动了联名提议，提出应将彭家珍等民国初年的革命烈士“照陆军大将军阵亡例赐恤”。孙中山对这样的要求慨然应允，立即向陆军部下达“追恤令”：“彭家珍则歼除大憝，以收统一速效，功绩卓著，着即照准。”于是，彭家珍等人按照陆军大将军阵亡的规格赐恤，并建立忠烈祠，以慰忠魂。

北京档案馆记载：1912年2月，南京临时政府追抚彭家珍及“丁字街炸弹案”中被捕牺牲的杨禹昌、黄芝萌、张先培等四位烈士，在万牲园（即今天的北京动物园）西郊农事试验场营建墓地，并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整个墓地底呈正八角形，用艾叶青石建成。正中立起一块高达八米的纪念碑，碑上刻“彭、杨、黄、张四烈士墓”。设计师将底座的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均打造为七级台阶，通向纪念碑高处，而四烈士的骸骨安葬于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四面的石冢下，每座墓前均有碑文，记录其事迹。

“文革”期间，这块“四烈士碑”被夷为平地，**然无存。1990年8月，应四烈士后代的要求，政府在原址处建四烈士墓凭吊碑。

至于和彭家珍一同被追认为“大将军”的“炸弹大王”喻培伦，也是彭的四川老乡，内江人。2007年10月，一名记者来到内江市人民公园。绿树掩映下，汉白玉雕刻而成的喻培伦大将军纪念碑格外醒目。纪念碑后矗立着一座古朴小楼，这就是原先的喻培伦大将军纪念馆。在纪念馆的一侧小门处，赫然挂有“内江市电子琴手风琴培训学校”的牌子。纪念馆大厅正中，大将军半身塑像周围，围立着电子琴学校的广告牌、获奖奖牌，而在大厅两侧陈列厅正中，则安放着成行成列的单人桌椅，整个陈列厅布局已与普通教室没有任何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