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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炸出来的民国（第2页）

这时，最为有趣的一幕出现了：广州当局怀疑他是革命党，欲对当地高官行不轨之事，但广州旧仓巷凤翔书院试制的炸弹已爆炸，当时的技术条件较差，现场找到的弹片残骸不足以证明刘思复究竟在做什么。一时间，广州当局挠破了头皮，不好判决，但也不想轻易放过，最后索性判令解回香山原籍监禁。这一监禁差不多就将近三年，1909年经陈景华营救，刘思复才重获自由。

时人心知肚明，这位意外受伤的志士必定不是在搞“化学实验”。在关押的几年中，民众开始议论刘思复的“炸弹案”，他名噪一时。出狱后，刘思复在香港组织“支那暗杀团”，继续以策划暗杀清廷广东高级官吏为职责。1911年8月13日，该团体成员林冠慈于广州双门底（今北京路北段）投弹，将李准炸伤。从此，刘思复及“支那暗杀团”声威大震，凡有炸弹之地，皆闻刘思复之名。同年10月25日，来穗上任的广州将军凤山被炸死，时人第一反应都是：刘思复又在放炸弹了。其实事实并非如此。

李准颇受清廷信任，曾率部镇压1903年广州洪全福起义、1907年潮州黄冈起义和广西钦廉起义、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1911年广州“三二九”起义。后来，革命势力日益强大，“追逐”李准的炸弹越来越多。形势所迫，李准干脆起了反正的心思，派人向革命党人求情，表示不再与革命为敌。这名前清干将于1911年宣布起义之后，心悦诚服地归顺革命阵容，还派员说服在惠州据城顽抗、与陈炯明等民军激战的陆路提督秦炳开城投降。对清廷来说，此时广州大势已去，胡汉民随即赴广州就任都督，广东全省得以兵不血刃地宣告独立。1911年底，胡汉民辞去广东都督，发布《胡汉民宣布李准反正实情始末书》的文告，该文告指出：“粤东省城九月（指旧历）反正，以李直绳君之功为最。”这是胡汉民对李准在广东光复过程中给予的极高评价。其实，李准之所以弃暗投明，革命者屡次谋刺确实起到了不可小视的逼迫作用。

1911年冬，刘思复与丁湘田等人北上，这次他们计划暗杀摄政王载沣。“炸弹团”刚到上海时，南北议和告成，刘思复干脆隐居西湖白云庵。1912年5月，他回到广州组织晦鸣学舍，印制发行《无政府主义》等小册子，宣传无政府主义。有人开玩笑说，刘思复在日本留学，遇到了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学到了制造炸弹，学到了无政府主义，全盘俄化。

赴日比刘思复晚一年的湖南人杨卓林，早年曾在清军服役，军队觉得他潜质优越，特地选送他去江南武备学堂学习，后又前往日本留学。杨卓林在日本神田区高等警监学校读书时，经常利用节假日前往横滨，向广东人李植生学制炸药、炸弹的技术，为武装反清作准备。1905年11月2日，清政府不断要求日本政府限制中国学生赴该国留学，日本文部省于是颁布《关于令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规程》（俗称“取缔规则”）。陈天华于六天后在日本东京大森海湾自尽。杨卓林痛不欲生，更想回国有所作为。于是，他迁居横滨，投入更多时间专门研制各种炸弹。

杨卓林于1906年回国。在扬州，他和当地会党头目秘密会面，准备谋刺新任两江总督端方，以利于发动大规模起义。部署完成后，他与廖子良、李发根两人携炸弹往扬州。年轻的杨卓林年少气盛，明显经验不足。在途中，一行人遇见了“纵谈革命”的肖亮、刘炎，双方相见恨晚。杨卓林便以“革命军副司令”的名义委任肖亮为南洋、淮、扬等处革命军“总执法官”、刘炎为“都督”，并以孙中山的名义发给他们执照和关防，以便联络。

端方老奸巨猾，早就专门在沪、宁一带探察革命党人行踪，以假装入会、冒充会党头目等不同方式，遍设陷阱诱人入彀。豪爽如杨卓林自然没有想到，在大庭广众之下纵论革命的肖亮、刘炎两人，其实是清廷的鹰犬。探知实情后，这两人立即向端方告密。杨卓林和李发根、廖子良等携带炸弹至扬州，肖、刘两人把他们诱骗至附近某镇茶楼，悉数逮捕，并押解至南京审讯。两江衙门继而出动兵丁，于杨卓林等人住所又搜出炸弹八枚，制作炸弹的火药材料以及草拟的革命文件数件。

杨卓林虽然因稚嫩被捕，但豪气干云，将事情全部揽到自己身上，说廖子良、李发根不过是“喜谈政治”。端方亲审判决，杨卓林就地正法，李、廖各予监禁五年。1907年3月20日，杨卓林在南京英勇就义，萍乡人叶钧与醴陵人潘晋收其尸葬于南京。

上文我们提到，当时的炸弹技术不过关，致使刘思复被拘。这种不稳定的特性，屡次在关键时刻让革命党人陷入困境。

最多的一种情况是炸弹随时就炸。1905年9月24日，北京正阳门车站就像在举行一场盛大的晚会。拜祭完祖先之后，清廷五位前往西洋考察的大臣在亲友、同僚、社会各界人士簇拥下，如同踏上征途的英雄一般登车出发。载泽、徐世昌、绍英三位大臣走进了前车厢，而戴鸿慈和端方则坐在后面的车厢里。这五名就要前往西洋考察的大臣，坐的位置其实和留洋分组并不一样。清政府出国考察宪政兵分两路，一路由载泽、戴鸿慈、绍英等带领，考察俄、美、意大利、奥地利等国；另一路由徐世昌和端方等率领，考察英、德、法、比利时等国。这时，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忽闻轰炸之声发于前车，人声喧闹，不知所为”。

这声可怕的响动，其实连肇事者本人也没有想到。开车之前，革命党人吴樾一身皂隶装扮，混上了火车。他的怀里藏着自制炸弹。吴樾之目的不言自明：想用此玉石俱焚之手段，将这五位大臣一并炸死。由于自制炸弹性能不甚稳定，结果当大臣们乘坐的车厢和机车挂钩时，车身震动，导致炸弹提前爆炸。硝烟散去后，人们查验现场发现，距离炸弹最近的吴樾当场身亡。五大臣中，绍英伤势较重，载泽、徐世昌略受轻伤，而戴鸿慈和端方坐在后面的车厢中，离爆炸点甚远，躲过一劫。

本来，吴樾一度认为手枪是最好的行刺工具，但“北方暗杀团”创始人之一杨守仁钟爱炸弹。在试验的过程中，他们已经发现了炸弹的不稳定性。杨守仁曾在保定郊外试放一枚直径约三寸的炸弹，大小宛如一个较大的红薯。为了节约导火线，操作者在炸弹不远处堆起了一些枯草。第一次引燃枯草，并未引燃导火索；第二次重新点燃，方才引爆了这枚土炸弹。

确定炸弹袭击的方式后，吴樾个人准备袭击铁良。1903年，铁良赴日本考察军事，回国后任练兵大臣，表面上协助袁世凯创设北洋六镇新军，实际上是为其继任军机大臣作好准备。1906年，铁良果然升迁到陆军部尚书职位，袁世凯北洋新军的统帅权岌岌可危。铁良被视为满人中最为坚定的保皇派，从而也让革命者对其“兴趣大增”。

但铁良为人谨慎，深居简出。吴樾遍寻不着，不得已选择出洋的五大臣进行袭击。准备期间，吴樾把自己的革命思想随时记录下来，汇集成一篇万言书《暗杀时代》，其中包括《暗杀时代》、《暗杀主义》、《复仇主义》、《革命主义》、《揭铁良之罪状》、《杀铁良之原因》、《杀铁良之效果》、《敬告我同志》、《敬告我同胞》、《复妻书》、《与章太炎书》、《与同志某君》等十二章节。在这些著述里，吴樾表达了他为国锄奸的决心。吴壮烈殉国后，《民报》的增刊《天讨》全文刊载了这些文章。

吴樾炸弹一响，改良派认为清廷不再可能继续寻求立宪。但《申报》分析，革命党人的这一颗炸弹，反而更促进了清朝政府立宪之决心，遂“大声疾呼于政府，俾知立宪之大有利于皇室，而不可不竭力以达成之”。于是乎，社会上要求清政府派遣大臣出洋考察立宪的呼声，不减反增。

辛亥首义也是意外爆炸的炸弹促成的。1911年10月9日下午三点左右，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的弄堂里，一声巨响突如其来，滚滚浓烟随之四散。日本三菱商社汉口支店的职员内田顾一在当天日记里写道：“邻居看到三个中国人正在点火，燃烧一些箱子。此前关于革命党举事的传言，使得这些居民疑心大起，即刻飞报警察局。于是，革命党的地下工厂被发现了。”

共进会秘书长谢石钦在场，他事后回忆了这次无意中引发的爆炸。湖北地区筹划起义的领导人孙武用瓷匙搅拌炸药，可能用力过大，激发火花引致爆炸。孙武在后来自己的回忆手稿里也说，自己“调药过急”引发爆炸。还有一种说法是刘公的弟弟刘同从外面进到屋里，在一边观看共进会领导人孙武配置炸药，刘同边看边抽烟，无意中落下一点火星，立即引起爆炸，把孙武的脸部烧伤。学者朱纯超、蔡树晖在《宝善里机关炸弹案史实考》一文中考证，爆炸现场唯有孙武一人受伤。炸药威力颇大，木质的墙壁几乎全部被烧毁，连隔壁的房子也感受到了剧烈震动，为何只单单伤了一人？看来，恢复一个历史场景的原貌，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另外一些炸弹，则因为该响不响而为人所知。

1907年7月6日，安庆安徽巡警学堂，首届毕业生在礼堂外台阶下整齐列队。学堂会办徐锡麟一身戎装，矗立在台阶上等待巡抚恩铭莅临。他的两个助手马宗汉、陈伯平分别把守着左右甬道，这是最关键的地点。上午九时，安徽省巡抚、庆亲王奕劻的女婿恩铭在数位高官的簇拥下来到学堂。恩铭当然不知道，他即将成为当天故事的“主角”。

按照徐锡麟和同志们的协商，趁巡警学堂举行学生毕业典礼，由徐锡麟率领光复军起义，占领安庆城。浙江义军由秋瑾负责，任务为攻占杭州，进而两军会合夺取南京。这个计划的核心是炸死恩铭。之所以采取这个近在咫尺还要使用炸弹的计划，有人分析，这是因为爆炸更容易体现起事的时间，便于协同者听见明显信号，一起动手。

温馨的毕业典礼上，学生警员向恩铭致礼，恩铭象征性地回礼。这是毕业典礼上最**的一环，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他们的身上。这时，陈伯平二话不说，飞奔上前扔出一颗炸弹。炸弹直接飞向恩铭。

但是，这颗炸弹居然没有爆炸。

短短的一瞬间，恩铭、徐锡麟和陈伯平以及在场的人全都呆住了。徐锡麟是曾任山西巡抚的俞廉三的表侄，因此被家庭举荐给恩铭。后者毫不迟疑地给这个通过“纳捐”而获得道员身份的徐锡麟在武备学堂安排了个“会办”的管理职位。从私恩来论，恩铭不敢相信这一幕会和徐锡麟有关。

终于，徐锡麟率先从可怕的宁静中反应过来。他从靴筒中掏出两支手枪，朝恩铭一阵乱射。事后尸检，恩铭身中七枪，一中唇，一中左掌手心，一中右腰际，其余几枪都击中两腿，无一击中要害。那恩铭究竟是如何毙命的呢？在徐锡麟无头无脑的一阵乱枪时，文巡捕（官职名，实际上是掌管传令、宣告的跟班）陆永颐扑上来以身体掩护恩铭，好多子弹都射进了陆永颐的背部，他当场毙命。在徐锡麟重装子弹之际，武巡捕车德文背起重伤的恩铭朝礼堂外跑。这时全场已是一片狼藉，陈伯平从后面追来，朝他们开了一枪。这颗子弹从恩铭的肛门射入，上穿腹胸。轿夫把奄奄一息的恩铭塞入轿中，两脚拖在轿外，狼狈地拖回抚署衙门。他们请来西医开刀，结果这位大夫破肚剖肠，遍寻不见子弹。恩铭流血过多，一命归天。

炸弹不响，甚至还会改变一个革命者的人生观。

1910年初，汪精卫等人试图在北京用炸弹袭击清廷要人。他们遇到的第一个棘手的问题是：炸弹如何带进北京？那时，他们已经拥有“炸弹大王”喻培伦的最新产品，能够用电线激发炸弹，准确引爆。清廷当时规定，不管从何处进入北京，均要受严格盘查，尤其以北京火车站为最。最后汪精卫、黄复生两人想出法子，他们先乘英国船到天津，从那里去北京。同时，同盟会美女会员郑毓秀把炸弹塞进箱子，找来一个追求她的法国外交官，要那个法国外交官陪她去北京兼帮提箱子。1910年2月10日，北京前门车站，炸弹就在法国朋友泡妞的喜悦中大摇大摆地进入了北京。

这种类型的炸弹，此前一年专门做过燃放试验。李纪堂为此资助了汪精卫、黎仲实在屯门的“科研”。负责研制的喻培伦在专业上十分精通，他在日本千叶医科学校药科学习时，苦心制作炸弹，一次不慎引起爆炸，右手被炸断三指。但他的革命之志越发高涨，决心总结经验，研制新的安全炸药。在这个过程中，喻培伦家中破产，接济中断。为了不停止试验，他典当衣物，抵押官费券，终于成功制造了一种威力强大而又相对安全的烈性炸药，并研究成功化学发火、电发火、钟表定时发火引爆的各种类型炸弹。这些制作炸弹的方法被称为“喻氏法”，他也被革命同志们尊为“炸弹大王”。

炸弹运到北京后，喻培伦和陈璧君也陆续赶到。最初，这次刺杀的计划目标是摄政王载沣的弟弟贝子载洵和贝勒载涛，两人刚刚从欧洲访问返京。那时候咨讯并不发达，当载洵和载涛出现在一大群清朝官僚中时，袭击者并不能确定谁是这两人，也不想伤及无辜。于是，他们改换袭击目标，选择了在载沣上朝必经之地银锭桥上安放炸弹。

银锭桥原桥始建于明代，位于北京小石碑胡同南口、银锭桥胡同北口，是一座南北向的小桥，横跨在什刹前海与后海连接处，长不过十二米，宽不过七米，离水面寥寥数米，有镂空云花栏板五块、翠瓶卷花望柱六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