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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经略中东（第2页）

以色列在二次中东战争以后成为了美国最可靠的盟友之一——经过这件事之后以色列人明白了谁才是中东真正的主宰，美国人也意识到以色列完全可以在一两天之内彻底截断苏伊士运河，如此一来，两个国家走到一起就再正常不过了。

把二次中东战争重新推演一遍，我们会发现如果当时苏联人能够对埃及给予必要的援助，战争进程很可能大为不同，这样的话，这场战争会让苏联在中东战争中获得极大的利益。

可问题是当时苏联根本顾不上中东——赫鲁晓夫在1956年2月份的苏共二十大上刚刚发表了“秘密报告”，彻底否定了斯大林，此时苏联国内正处于一种意识形态非常混乱的时候，1956年10月23日匈牙利事件爆发，而二次中东战争则爆发于29日，苏联很难有精力顾及；11月4日，匈牙利事件好不容易得到了平息，可中东战争在两天之后便正式停火了，苏联也没有机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战争期间，赫鲁晓夫能做的只有虚张声势，严厉“警告”了英国和法国，声称必要的时候苏联将动用核武器。其实对于这个警告大伙都心知肚明，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根据北约的情报显示，苏联当时根本没有可以从本土打到巴黎或者伦敦的导弹。

但总而言之，苏联毕竟还是站在了埃及一边。如果埃及在外交上选择倒向美国，以美国在中东占压倒性优势的影响力，埃及很难有谈判的本钱；相对于美国来说，苏联同样是超级大国，此时又急于在中东拥有自己的地盘，因此更适合作为合作对象，于是纳赛尔选择了向苏联靠拢。如前面所言，二次中东战争中，埃及虽然没有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但是取得了政治上的胜利——收回了苏伊士运河主权。对阿拉伯世界来说，这是第一次从西方国家手中收回自己的主权利益，纳赛尔因此获得了空前的声望。

这里还要补充说明一个问题，我们在看待阿拉伯世界时，很多时候都需要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阿拉伯世界是一个完整的伊斯兰文明圈，在相同或相近的文化背景下，国与国之间的界限往往会趋于模糊化，在同属于基督教文明圈的欧洲，其实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如果非要找一个类似的对象对比的话，这种情况有点类似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纳赛尔不仅是埃及的英雄，也是阿拉伯世界的英雄，他的影响力直接威胁到了中东各个国家的王权和宗教力量。

纳赛尔凭借个人威望在埃及实现了中央集权，在文化上埃及开始由国家主导推进世俗化。在对外战略方面，虽然纳赛尔宣称埃及走不结盟路线，但埃及还是和苏联保持了事实上的同盟关系。

苏联在军事、工业等领域给予了埃及大量的援助，借助这一外援，纳赛尔开始实现倾向于中下层的经济政策，同时大力推进国有经济和国家工业化。在这段时期，埃及完成了阿斯旺大坝建设——这是纳赛尔时代埃及经济的标志。到了1958年，埃及宣布与叙利亚合并，成立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这标志着中东有可能在纳赛尔主义的引导下逐步走向统一。这个趋势让沙特、卡塔尔等君主制国家感到了不安。当时沙特境内严禁任何人在家中挂纳赛尔的画像，可即便在这种高压政策下，老百姓依然会偷偷从黑市购买纳赛尔画像。

埃及在中东的崛起让苏联也成了受益者，苏联在中东地区全面进入了进攻状态：1960～1965年间，莫斯科向开罗总共提供了价值10亿美元的援助，其中大部分是用于灌溉、发电、重工业和运输的基础设施。从苏联对埃及的援助可以看出，当时苏联下定决心要把埃及改造成中东地区的一个模板，而工业化的埃及对整个阿拉伯世界来讲，必将是极其具有吸引力的。

除了埃及，苏联还一直在向叙利亚进行渗透。1966年，叙利亚发生政变，新政府采取更加亲苏的政策[29]，当年就跟苏联签署了经济、技术合作方面的一系列协定，同时还签署了一个价值2。3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协定。

埃及的崛起使当时阿拉伯其他地区的反西方情绪都被激发了出来。1959年3月24日，伊拉克宣布退出巴格达条约组织[30]，伊拉克退出之后，美国在苏联南部的陆上封锁带开始崩溃。伊拉克退出巴格达条约后，很快苏联的手也就如影随形地伸到了，1961年苏联向伊拉克又提供了价值1650万美元的贷款，同时苏联的军事顾问也进入伊拉克，开始帮助伊拉克训练军队。

到此为止，中东的形式完全逆转了过来，原本美国通过土耳其、伊拉克、巴基斯坦及伊朗在苏联南部建立起了一条新月形封锁带。随着叙利亚和伊拉克倒向苏联，我们从地图上可以发现，埃及、叙利亚、伊拉克这几个国家已经形成了对美国传统盟友约旦、沙特、黎巴嫩、以色列的反包围。当时苏联甚至还提出了要帮伊拉克发展核武器，这也是后来伊拉克核计划的最初起始。

隐患凸显，苏联开始全面收缩

在这段时期，苏联在中东地区面对美国完全处于一种进攻的状态，可就在这种顺风顺水的表象之下，依然潜藏着不少隐患，具体来讲有两点：

一是在意识形态方面。阿拉伯军官团的军官们相对中东的另外两支政治力量而言是进步的，而他们之前进行革命、搞发展工业的出发点则是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在国家危难的时候可以迅速凝聚人心，一致对外，当安全不再成为问题，国家已无“亡”可救的时候，另一个问题又浮出水面——社会资源该如何分配？军官团的成员已经成为社会的精英阶层，不止拥有更多的能力，也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而在纳赛尔时代，在个人权威的光环之下，这个问题并不是很明显。

另一个问题则是出在苏联身上。苏联是中东变局最大的受益者，可是60年代以后，无论是赫鲁晓夫还是勃列日涅夫，在很多问题上都有所转变，就其本质来讲，政治一直在走向官僚化、山头化，这导致苏联在对外战略方面始终无法摆脱一个问题——他们其实并不想和西方进行太激烈的冲突。如此一来就导致苏联对待西方国家的态度一直是三心二意，从美苏全球争霸的角度来讲某些问题确实需要强硬，可从某些官员或部门自身的利益考虑，他们又不想太“过火”。如此一来，就很容易做出一锅“夹生饭”。

最终，第三次中东战争证明苏联在中东的布局看似气势十足，可根基却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牢靠。

1964年，埃及、叙利亚、约旦、黎巴嫩在约旦河的问题上达成了协议[31]，他们决定改变约旦河上游的流向，一旦这个水利工程得以实现的话，以色列最主要的水源将被阿拉伯人切断，这可以说比在特拉维夫扔一颗原子弹的破坏力还要大——中东是世界上最缺水的地方，如果约旦河的流向被改变，以色列所处的土地将彻底丧失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

1967年6月5日早上7点45分，以色列空军对叙利亚进行突然袭击，由此展开了第三次中东战争，因为战争只持续了六天，所以这场战争也被称为“六日战争”。无论是对阿拉伯与以色列，还是苏联与美国，这都是对之前十年战略成果的检验。

战争的结果可以说一边倒，以色列阵亡了不到1000人，埃及、约旦和叙利亚三国加在一起阵亡将近2万人；以色列空军损失各型战机26架，可击毁对方飞机400多架。凭此一战，以色列占领了埃及控制的加沙地带和西奈半岛，从约旦手里抢去约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旧城，从叙利亚手里夺下戈兰高地6。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可以说三个参战的阿拉伯国家身上都被大大地切了一块肉。

这场战争为什么会打成这个样子呢？

三个阿拉伯国家当时在整体上依然处于农业时代，虽然说通过援助有了一定的工业基础，但还仅仅是起步阶段。而以色列在西方的援助之下，已经是中东第一大工业国。

工业国家和农业国家的差距不仅仅在武器装备上，更重要的是人的差距。现代工业社会下，由于需要大范围的劳动协作，因此人们往往拥有更高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而且长期处于工业社会，对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也更容易上手。埃及等三个阿拉伯国家，他们的士兵多数来自农牧民，不少士兵其实就是既不能读也不能写的文盲，再先进的武器在他们手里也发挥不出效能。而就组织和纪律性而言，阿拉伯军队同样远逊于以色列。

除了基础条件上的差距外，埃及、约旦、叙利亚三国之间也相互猜忌，难以拧成一股绳。1961年9月叙利亚宣布脱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埃及和叙利亚又重新分成了两个国家，埃及和叙利亚由此有了罅隙；约旦是君主制国家，而埃及和叙利亚两国都是由军官团政变推翻了王室，约旦对此必然会心存芥蒂。

除此以外的第三个问题在于外援上。美国对以色列几乎达到了有求必应的地步，而苏联在第三次中东战争时却是一副“腰来腿不来”的架势。苏联人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抱有明显的机会主义态度，既希望借此获得战略红利，又不想下太多本钱——如前所说，苏联上层始终不愿同西方国家爆发激烈冲突。战争期间，苏联对阿拉伯国家的军事援助非常有限，埃及自己的军工厂生产缓慢，根本无法满足战争的高强度消耗。战争到了第六天的时候，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开始同美国进行协商，苏方做出的让步完全落在了阿拉伯联军身上——在苏联的外交压力下，埃及和叙利亚在战局最不利的情况下宣布停火。苏联政府的这种态度，让阿拉伯人明显感觉自己被苏联人出卖了。

不止是苏联的形象在中东一落千丈，纳赛尔主义在战争之后也面临着危机：无论是军官团的精英们，还是底层的老百姓们，都发现国家建设了这么多年，看着很辉煌，可在战争中却是如此的不堪一击——那么之前又是图什么呢？[32]

1970年纳赛尔去世后，情况开始变得急转直下。继任者萨达特虽然宣称继承了纳赛尔的衣钵，但埃及的很多政策却发生了180度的逆转。萨达特上台后，在1972年7月下令驱逐苏联在埃及的军事顾问和专家，宣布苏联在埃及领土上建立的一切设施和军事装备都必须移交埃及管理和使用，苏埃关系由此全面倒退。

埃及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大的转变，除了苏联之前的表现让埃及无法继续信任之外，军官团自身的因素也是不能被忽略的。虽然纳赛尔在平民当中有着极高的声望，但埃及政府的根基则是建立在军官团这个精英阶层之上，而且这个精英阶层的利益和底层百姓的利益并没有多少直接联系。此前埃及政府推进工业化的政策把大量的社会财富资源都固化在了国有企业上，加上还要照顾底层的利益，精英阶层事实上并没有拿到太多实惠。纳赛尔更多的是属于埃及，而萨达特则更属于军官团。

萨达特时代，对底层的利益让渡开始慢慢减少，同时工业化进程也开始大大减速。[33]由此，大量的财富被释放了出来，军官团手中的资源实现了“变现”。从萨达特到后来的穆巴拉克，埃及始终延续着这套治国方式，这为2011年爆发的埃及“1·25革命”[34]埋下了伏笔。

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只有把产业链做得足够长，才能保证财富分配尽可能公平，而只有工业化才能保证较长的产业链，单纯的资源性经济很容易导致贫富分化。此外，只有有了坚实的工业设施，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才能稳定地发展——灌溉、化肥、农药都需要工业基础。埃及的去工业化，既拉大了精英层与底层的贫富差距，也弱化了农业基础。而埃及的人口却一直在增加，到2000年以后，人口与粮食的比率逐渐突破了临界值，仅仅靠政府的补助已经解决不了底层不断增加的人口的吃饭问题。这是埃及2011年爆发革命的根本原因。

回到正题上来。萨达特在1972年驱逐苏联人后，很自然地选择了倒向美国。萨达特的聪明之处在于，在赶走苏联人后他并没有马上改变外交政策，而是在1973年10月联合叙利亚发动了第四次中东战争，埃、叙联军越过苏伊士运河，彻底摧毁了以色列的巴列夫防线。虽然最终没有像战前所宣称的那样收复西奈半岛，但萨达特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以进为退。如果想同美国人及以色列人谈判，就必须先得在军事上扳回一局。对比1967年的惨败，埃及在1973年的表现已经可以让美、以刮目相看。这样一来，在以色列和美国人的眼里，萨达特就不再是一个在失去了苏联人支持后急于找下家的角色，而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谈判对象。

萨达特的目的很快就达到了，在战后不久，以色列和美国的外交官先后到达开罗进行谈判。有了这层保障，1976年萨达特才正式宣布废除埃及和苏联过去签署的《苏埃友好合作条约》，同时禁止苏联军舰继续使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失去了亚历山大港后，苏联海军在地中海地区的活动范围极大地受到限制。而萨达特进一步的行动还在后面。

1977年11月，萨达特亲自抵达耶路撒冷，同以色列总理贝京进行会谈，同年12月贝京又到埃及和萨达特进行第二次会晤。埃以和解让美国成了最大的受益者。1977年萨达特成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第二年即1978年9月，在卡特的主持之下萨达特和贝京在美国的戴维营签署了协议，1979年3月份埃及又正式和以色列签订了合约——《戴维营协议》。这样一来埃及和以色列之间就长期的和平问题得到了解决；萨达特也因此在1978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根据《戴维营协议》规定，以色列把过去夺取的西奈半岛的69%的土地归还埃及，而作为回报，埃及向西方国家完全开放投资市场。1980年埃及和以色列正式建交，整个中东的局势由此彻底逆转，苏联的势力开始一退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