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龙意茫然
鲁迅曾经在一篇文章里带过一笔,大意是说:举凡大流氓、大财主、大军阀活到了晚年,都会变得慈眉善目起来。寥寥数语,斫破恕道,极为犀利。这冷眼所及,让那些未老之前沾上乱臣贼子眉目的人很难翻身。活了九十一岁,在台湾以“总统府资政”的“名爵”寿终正寝的赵恒惕(一作惖)当可作如是观。
赵恒惕是晚清留日士官生,属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炮科,同盟会元老,也是蔡锷的学弟,和阎锡山、唐继尧、李烈钧、程潜、李根源等一时人物都是同期同学。他在一九〇九年回国,到广西追随蔡锷开办陆军小学堂,为中国现代化的陆军播种育苗。这一批初出茅庐的军事干部,在推翻满清这样一份大事业的拓展上,要比许多革命党人看得更远、走得更踏实。如果就建立民国的方略看来,留日青年士官生倒是比较接近同时期出身光复会的吕公望,他们都坚决相信:不渗透、占有、控制乃至建立军队,则民主共和无可期。
虽然立足广西,但是和出身山西的阎锡山、出身江西的李烈钧、出身云南的唐继尧没有什么两样,谁不想衣锦于乡梓之邦呢?在那些年轻的湖南籍军人的心目之中,也无不有立马三湘、共家乡子弟奠功立业之思。日后蔡锷以云南之护国军讨袁而振百年声誉,也的确情非得已。如果假之以一旅之众,开府湖南而张其旗鼓,蔡锷的确犯不着在枪林弹雨中时刻待援而日夕不至,滞留于唐继尧的征川前线活受罪。
宣统二年(1910)十月间,出身湖南善化的沈秉堃由藩台擢升为广西巡抚,未期年而武昌首义爆发,沈秉堃在藩司王芝祥与提督陆荣廷的劝诱与裹胁之下,起而支持革命,宣布广西独立。在这个时刻,首先拥兵响应的就是赵恒惕。他亲率所部新军,驰援武汉,这里面不是没有道经湖南以骄其父老的意思。
此后多年,无论是在军事化的政治或是政治化的军事之路上,赵恒惕始终没有什么大作为。放眼彼时豪杰,与他年齿相近的真是不少。李根源出生于一八七九年,比他大一岁;谭延闿与他同龄,都是一八八〇年生人,蔡锷、程潜还比他小两岁,唐继尧、阎锡山则比他小三岁,但是一旦把赵恒惕放在“同学少年多不贱”的行伍之中,他就是黯淡。
在跟从谭延闿参加二次革命的时候,他被狡诈多术的汤芗铭俘虏,声名大败。汤芗铭一介臧仓小人,曾经于加入同盟会后翻悔,在巴黎旅馆中窃取孙中山皮包中的党人名册,向当时驻法公使孙宝琦自首求赎,为孙宝琦斥回,成为天下笑柄。赵恒惕俯伏于这样一个人手下,其侘傺可知。后来还是经由黎元洪和蔡锷具保,袁世凯才放了他一条生路。
真正令湖南父老望风慕义、箪食壶浆以迎之的事只不过一弹指顷。一九二〇年,北洋出身的段(皖)系军头张敬尧挥军入湘,由段祺瑞授命为湖南督军及省长,谋事治军皆极败坏,湖南父老在压迫宰制之下倾力抗争——这当然另有背景;显然,“湘人治湘”的呼吁不只针对“杀人王”张敬尧,也是一向有“粤人治粤”“赣人治赣”“鄂人治鄂”这一类地方自治呼吁的一个响应。
这不只是地方父老藉以驱逐非在地军事领袖的口号,也是数十年来时隐时起之“联省自治论”的再一次抬头。地方士绅于袖手当局、暌违大势之际,索性缩节其抱负、简约其视野,从精神胜利的角度理解,也就看似像是在伸张一地方、众父老、诸子弟的气格了。
正当此际,赵恒惕提一旅之师,在谭延闿的授意之下,再度挥军入湘,一举赶走了设防不及的张敬尧,成了彼时湖南乡亲的救星,却为时短暂。
“驱张”是一桩大事,谭延闿藉此而得以重任湖南督军,再握虎符,赵恒惕居功不小。然而他看得出来,谭延闿真正的敌手,还是他们共同的老同学:程潜。
程潜非但也是留日士官生,与谭、赵同窗,他早年还是岳麓书院的高材生,新旧学养俱佳,排奡孤介,自视甚高,而性躁易怒,与人凡有纤介之不合,往往寖成芥蒂。民初之“二次革命”以迄于首度(民国七年)北伐,程潜全靠着这股一意孤行的气魄、格调统领军队,从北洋军脚下夺回岳阳的一役之前,相传有以“臂缠白布警语以自誓”的豪举,其词曰:“夺得岳阳,湖南必生;不夺岳阳,湖南必死。敌人胜我,则中国亡;我胜敌人,则中国存!”
程潜在一九一九年为谭延闿逐出湖南,以免分庭抗礼。他手下倚如左右、亲如股肱的大将——叫李仲麟的——却留了下来。史无明文,这一留是不是保存耳目,但是李仲麟的日子显然不好过,他人的部队闹饷哗变,他得去收拾,收拾不成,便见疑于主司,成了共犯。这是一九二〇年底的事。
谭延闿毕竟沉得住气,他引咎辞职,却让赵恒惕代有其位,收拾这很容易得罪人的残局。而李仲麟却犯了轻敌自大的毛病,没想到赵恒惕以“驱张”之功代谭而奄有“湘军总司令”之职,正在炙手可热之际,一纸令下,便枪杀了李仲麟,居然悬首示众,让地方父老为之一愕。
杀李仲麟还有个“弭平兵变”的名目;接下来杀黄爱和庞人铨、剿灭“湖南劳工会”,便引起了轩然大波。
“湖南劳工会”是一个早在前一年十二月就成立的知识青年劳工组织,原本是一群身无长物的青年人,自掏腰包,以七元八角的总资本,印制了一份传单,说明其宗旨:“维护劳工利益,促成国家统一,维持民族尊严”,都是空疏无害的大纲领,以一个小小的“华实纱厂”工会为基础,扩大招募会员,不料在短短的半年之中,迅速扩大,收编了电灯厂、炼铅厂、造币厂、兵工厂、印刷厂等数千名工人入会。
这还不算,到了民国十年(1921)中,又结合车业、成衣业、木作业、笔业、刺绣业以及铁路、码头、采矿业等工会,吸收了大约三万多人。终于在同年五月,华实纱厂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一次罢工之中,当局首度逮捕了“为首滋事”的黄爱;事后虽然经各方争取,要将黄爱释放,黄爱却不肯出狱,以绝食进行更大的抗争。
此事再迁延到第二年的秋天,厂方和军方联手宣布戒严断绝工人和外界的联系,最后杀了黄爱和庞人铨。民国史上第一个斩杀劳工领袖的屠夫,即是赵恒惕。而黄、庞的罪名,居然是“宣传无政府主义”“勾结土匪”和“图谋不轨”——其中没有一项是事实。
黄爱和庞人铨是怎样的人呢?李少陵的《骈庐杂忆》如此写道:“黄爱是湖南常德人,死时年仅二十四岁。庞人铨是湖南湘潭人,死时年仅二十三岁。他们二人,不仅品德好、学问好,而且是中国传统的老好人:态度端祥,性情和善,行动更是彬彬有礼,从无半点粗暴横蛮习气,我们常戏呼黄爱是‘黄大姐’,他看见生朋友和女人,便要脸红。如果说这样的人会勾结土匪,真是黑天冤枉。”
从一九二二年回顾,仅仅两年以前,赵恒惕率两千名饷械不足的部队,在手持扁担、锄头的湖南乡亲奋死协力之下,驱逐了张敬尧三万之众。据传闻:被前来围击的老百姓施展膂力而活活打死的,就占了三万劲旅的一半。当时的赵恒惕,固一世之雄哉。
从一省之英雄,而沦落为全国之寇雠,赵恒惕“曷兴之暴也”又“曷丧之暴也”,此处之丧,不是生命的结束——他还得活着受,应该会受很多年。
或许——从一个更高远的角度去看——赵恒惕只是谭延闿与程潜之争的棋子,也可以说是湖南地方势力与广东革命势力角逐之下的刍狗。他晚年流落台湾,以书字自娱,借古人诗句感叹身世,却又能悟出几分自己的残毒和阴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