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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御花园（第1页）

第二十一章御花园

建福宫的彻底毁灭是一场无法弥补的灾难，但其结果倒也并非全无好处。建福宫的废墟被清理干净后腾出了一大片空地，皇帝就把这里变成了一处绝妙的娱乐休闲之所。之前，宫里可没有如此合适的空间。御花园太小，且到处都是假山、亭台和古树。在这处新建的场所，有足够的空间开展各种户外娱乐活动。1923年10月22日，“草地网球”比赛首次在紫禁城的高墙内举行。一方是皇帝和溥杰，另一方是皇后的弟弟润麒和我。至于比赛的结果，并不重要。只是这个结果如果放在1934年，可能就反过来了。

除了户外娱乐活动，皇帝还有其他事情要做。太监已经被遣散，他急于在宫里进行许多其他方面的激进改革，但每次都会被内务府阻挠，无法顺利进行。他已经确定，除非找到一个勇敢、廉洁、有经验的人来接替邵英担任内务府总管，否则他的改革不会有任何进展。他还意识到，这样一个满足各项条件的人，在满族中不太可能找到。对此，他深感遗憾。

于是，皇帝打算找一位汉人来替代邵英。同时，他也觉得这个问题一下子简单了许多，因为在过去的一两年中，已有几位杰出的汉人学者和前大臣被授予荣誉身份，可以进出南书房（以前由朝廷任命的翰林院）。他们被选中，不仅是因为他们的名字可以给日薄西山的朝廷增光添彩，更是因为他们一直对朝廷忠心耿耿，他们拒绝为民国政府服务，牺牲了自己的辉煌事业。其中的两个人分别因为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名声而远播欧洲，他们就是罗振玉和王国维。还有一位对朝廷极其忠心的汉人郑孝胥，他当时在国外的名声没有现在这样响亮。

郑孝胥

郑孝胥第一次受到皇帝的接见，是在1923年下半年，由他的同乡、我的同事陈宝琛引见。他同皇帝有过两次会面，皇帝对他的个性印象深刻，并表示希望我和他能认识一下。我们见了几次面，我和他以及他的一个儿子讨论了皇帝的一些事情和紫禁城的腐败。事后，皇帝问怎么看这个人。我回答说，我来中国25年了，从未遇到过一个比他更令我尊敬和钦佩的中国人。

郑孝胥并不是一位政客，在朋友和文学界他常用的名字是苏戡。郑孝胥曾在朝廷担任过文官和武官，官场的人都认为他仕途光明。和其他许多效忠朝廷的人一样，他在民国成立后便辞去了官职，投身于文学和对书法的钻研中。他无疑是中国当代最具学识、成就最高的人之一，也许是中国现存最杰出的诗人和书法家，还是一个真正的儒家君子。我认识郑孝胥的时候，他已经六十多岁了，却比年轻人更有精气神。他从一开始就反对革命，不仅因为他忠于君主，更是因为，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他发自真心地认为，革命是个严重的错误，只会给中国带来灾难。1912年，在得知皇帝退位的消息后，他写了一首诗，包含一个忧郁的预言：“大乱始于此。”事实证明果真如此。

郑孝胥在给长子郑垂的一首诗中提醒他，“功名如鸿毛。”苏戡也用自己的职业生涯证明，他不为官场的功名利禄所动。他多次拒绝为一个他不承认的政府工作。他只能是皇帝忠实的仆人，他坚信自己很清楚中国真正的需求和利益是什么。因此，他不能在民国担任职务。1923年当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我猜想如果他唯利是图，可能早就成为中国最富有的人之一了。但事实上，他宁愿过着默默无闻、清贫困苦的生活，他的大部分收入都是靠卖字画所得。

尽管郑孝胥坚决拒绝在民国政府就职，却忠实地听从皇上的命令，协助皇帝重组内务府，所以他成了内务府史上第一个汉人总管。在名义上，他与绍英共同担任这一职务，认为有必要保全他的“面子”。但很快，整个紫禁城意识到，真正掌权的人是郑孝胥。

郑孝胥的所作所为触动了一些腐败集团的既得利益，于是他遭到他们的敌视和反对。如果郑孝胥懦弱一点，肯定会被他们吓跑。任命几天后，郑孝胥应邀到一位蒙古王爷（皇室的亲戚）的午宴上做客。他给我看了他刚收到的两封信。信中有人威胁让他立马辞职，否则便暗杀他。他当着我的面把信件撕了个粉碎。

开始，他对这些威胁置之不理，但很快他就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大麻烦。对他又怕又恨的内务府官员和民国内阁中一个势力强大的小集团形成了利益联盟。

内务府迫使新总管辞职的手段之一，就是在民国政府内部散布谣言，即郑孝胥接受任命的目的是图谋宫廷的珍宝。幸运的是，郑孝胥的名望极高，没人拿这种诽谤当真。与此同时，他泰然自若地继续工作。不到三个月，他的改革已初见成效，宫廷每月开支减少了数千元。种种迹象表明，如果没有外部干涉，他能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向皇帝提交一份收支平衡的预算。

到1923年底，我和皇帝相处得极为融洽，我不仅是他的老师，也成了他的朋友。皇帝大婚以后，毓庆宫的规律性学习便中止了。虽然我仍然每天进宫见他，且大部分时间在一起，但我进出宫的时间不固定了。我们通常在他自己的住处或在新修的娱乐场所见面，有时也在专供皇帝和宫女游玩的御花园。

这片古老而宁静的乐土，坐落在紫禁城最北端的中心，在乾清宫和坤宁宫后面。这里有假山、石窟、古树和蜿蜒的小路，是个颇具魅力的漂亮场所，成了我日后对紫禁城最快乐的回忆。

1924年初，皇帝赐予我一项恩典。据宫廷官员透露，这在大清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他在御花园给我安排了一处私人住所，我可以将其当作住宅，方便晚上居住。白天我也可在这里阅读和写作，皇帝也可不受礼节拘束，单独接见我。那是御花园西南角一座两层的大亭子，离养心殿只有几分钟路程。亭子的名字是“养性斋”。我的主子十分慷慨，专门为我把亭子装饰成了欧式风格。如果他事先征求我的意见，我更愿意选用中式家具。我从自己的图书馆带了一些书来，更增添了它的魅力。养性斋有几间客厅和一间卧室，我的仆人住在毗邻的一幢房屋里，奉命来伺候我的宫人也有房间。我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度过，有时一个人看书，有时和皇帝一起。偶尔他会不请自来，到我的亭子里吃午饭。在这种情况下，午宴的材料基本由仆人从他的御膳房拿来。有几次他带了一两个年轻的满族王公来和我们共进午餐。我们经常会在养性斋或御花园遇到皇后和端康皇太妃。在这种场合，皇后的美国朋友伊莎贝尔·英格拉姆小姐经常陪在她身旁。她在皇后嫁入紫禁城前后，一直是皇后的英语老师。时不时我也会被从养性斋召至皇后的储秀宫，同帝后一起用餐。当然，这些会面都是非正式的，不必拘礼。

在皇上带到养性斋来见我的人中，有个保皇派叫辜鸿铭，他身材肥胖，胡须花白，但忠心耿耿，一心想着为皇帝效力。皇帝曾在养心殿私下召见了他，然后带他到御花园用午餐。老人从未见过皇帝，为此感恩戴德。等到吃午饭时，他仍是一副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的样子。即便皇帝在整个席间表现出了蓬勃的朝气和不拘礼节的愉悦，也未能引起他的共鸣。不过在老人的灵魂深处，无疑有一些听不见的旋律，只有他自己能明白其中深意。辜鸿铭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一天。我听说不久以后，当他躺在**奄奄一息之际，这段回忆给了他不少安慰。

虽然辜鸿铭曾在苏格兰接受过教育，也有许多外国朋友，但总的来说，他对西方的外国人并无好感。他认为革命的发生是受了西方影响，于是越发不喜欢他们。他憎恨将与中国精神格格不入的民主思想引入中国。他曾写道：“这种崇拜暴徒的宗教，从英国和美国传入中国，引发了这场革命，也给这个国家带来了现在的噩梦。”而这个宗教正“威胁并摧毁着当今世界文明最宝贵的财富——真正的中国精神。”他还补充说，如果不很快压制这种暴徒崇拜，其“不仅会摧毁欧洲文明，更会毁灭世界上其他所有文明。”欧洲也有人这么认为。

无论如何，辜鸿铭都算不上一流的中国学者，因为像许多在国外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一样，他忽视了自身的汉语学习，而选择了英语、其他外语以及别的学科。回到中国后，他就再也无法弥补所欠的汉语功课。然而，他是儒学的狂热信徒，认为儒学是中国文明发展的最佳基础。于是，他翻译了一本极具特色的《论语》，虽然内容稍显含糊，有的地方也没能忠于原文。只是，这些过失大多很容易被人原谅。他白白浪费了自己的西方语言知识，尤其是他还会一点拉丁语。他鼓吹自己的英国文学风格有多么厉害，但与许多和他同龄的年轻人相比，他的英国文学风格实则很差。在讨论他感兴趣的事情时，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教条主义者，还很好斗。他固执己见，拒绝承认当下中国混乱不堪的局面也可能产生积极的东西。他总是坚持认为自己的同胞是世界上最有礼貌的人，因此也是最文明的人。然而，他自己的行为却常常不能体现出这种令人钦佩的品质。的确，他可能既傲慢又粗鲁，尽管他的大多数朋友都知道他并非有意失礼。在许多方面，他都是一个令人钦佩和喜爱的人，一个正在或已经逝去的独特旧中国的代表人物。还有一点值得提及，他从没有利用他的职务之便捞过一分钱。尽管他曾担任过不少官职，其中不乏各种“压榨”的机会，但他终其一生都过着非常清贫的生活。

辜鸿铭对中国人的礼仪引以为傲，认为这是民族特征之一，而北京某些学生在接待一位尊崇的陌生人时，却没有充分体现出这样的礼貌。这个陌生人也是皇帝在1924年请来的一位客人——泰戈尔。泰戈尔是应一个文学团体之邀于当年四月来到北京的，该团体包括文学泰斗胡适博士、才华横溢的年轻诗人兼“新月派”代表徐志摩先生。泰戈尔到中国的时候，正值学术界和其他圈子排斥外来影响之际，因此他的演讲几乎等同于对牛弹琴了。他呼吁中国的年轻人珍惜民族文化遗产中高贵而美丽的东西，一些学生听众却对他冷淡不已，甚至充满敌意。我迫切希望泰戈尔在离开北京前一定要看一看那彬彬有礼、庄严高贵的中国，因为那总能激起外国游客的敬意。因此，我向皇帝提起了泰戈尔，请求允许我带他进入紫禁城。我还给皇帝看了一些泰戈尔诗歌的英译本和汉译本。我的请求很快便得到了许可，会面地点就选在御花园的养性斋。皇帝自然很高兴，我想诗人也很愉快吧。

郑孝胥也陪同皇帝出席了此次会面。我很高兴在皇帝的庇佑下，让这两个伟大国家最负盛名的诗人齐聚一堂。而这两个国家，又曾经通过精神上的相似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