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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1911辛亥革命（第2页）

据我所知，唐绍仪与袁世凯多年来在官场上交情甚好，唐绍仪是袁世凯的门徒，袁世凯对他委以重任，授予他朝廷代表的身份，与反叛者进行和平谈判。可以想象，唐绍仪谈判中肯定不会做出对袁世凯不利的事来。唐赴上海前，袁究竟对他做出过什么样的指示或建议，我们不得而知。而在谈判过程中，他们之间是如何秘密沟通的，我们也无从得知。我们只知道，唐绍仪在会议中所发表的公开声明让那些对朝廷忠诚的人惊慌失措，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他在会议中声称支持共和，现场气氛顿时尴尬起来，清政府对此倍感羞辱。此后，唐绍仪辞去代表职务，双方的谈判陷入僵持阶段。

到了最后，谈判双方达成了耐人寻味的妥协协议。这样的结果有点儿戏，经不起任何推敲，全世界恐怕只有中国会签订这样的协议。协议规定：朝廷颁布谕旨，建立共和制政体，皇帝宣布退位，为感谢其顺应民意的举措，共和政府为其保留部分特权和皇帝尊号，除了保留个人的私有财产，皇帝每年还能得到一大笔资金，用于维持紫禁城政府的运作。其他离奇的安排将在下一章详细阐述。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颁布了皇帝退位、成立共和制政体的诏书。诏书颁布后不久，我将其主要懿旨翻译成英文，连同我写的评论一起刊登在一份英文杂志上，内容如下：

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义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

请允许我对此诏书附上我的个人见解。“从皇帝逊位伴随着共和国的成立可以看出，这份诏书蕴含着爱国之意，他们愿意为国家付出努力。”我在诏书后面继续写道：

研究政治学的学者会对退位诏书的内容感兴趣。皇权成为连接君主制和共和制政体之间的纽带。皇帝退出政界前，最后一次颁布的诏令即宣布成立共和制政体。从理论上讲，中国之所以能成立共和制国家，要归功于为人民谋福利的皇帝，而不是那些和清政府作对的武装反叛者。皇帝退位纯属自愿行为，那些愤世嫉俗者可能会嘲讽他，但我们会发现，在这种灾难性时刻，皇帝并非只是为了顾全‘面子’才采取这种保留尊严的隐退方式。”

诏书起草人很可能是在贤人能士的要求下，接受他们的建议，颁布退位诏书，让出最后的王座。他或许在写下交出皇权的那一刻时，内心有些畏惧不安，但孟子的精神促使他完成了诏书的起草。清王朝的末代皇帝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都能遵从古代先贤的教诲，但愿民国的继位者也不要忘记，其流传下来的智慧不只是应用于统治和治国上。先贤首先是道德规范的启蒙之师和优良品行的塑造者，其次才是政治理论家。但愿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也能谨记，他们日后将多次面临在遵从和违背“先贤戒律”之间做出抉择，他们的选择将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福祉。

对于不幸的醇亲王，我在文中也有简略提及：

我们还记得与醇亲王初次谋面的样子，当时他年仅19岁，彬彬有礼，举止文雅。自从他步入公众视线，就背负着家仇国恨。我们不应吝惜对醇亲王的同情，他的地位显赫一时，但来去匆匆，最终灰飞烟灭，以屈辱收场。他的那位身为傀儡皇帝的兄长，一生都被一个贪求权力的女人所把控。他儿子的结局也不光彩，3岁登基成为皇帝，不到6岁便被迫退位。这位曾经的摄政王，此时一定跪拜在先祖的灵前为大清王朝的覆灭而忏悔。政权一朝被蒙上神圣的面纱，那么这层面纱将一直伴随其直到结束。

多年以后，对朝廷始终忠心耿耿的辜鸿铭时常和友人说起他和一些人在最初得知皇帝退位时的情景，当时，他们在知名学者沈子培位于上海的家中共进晚餐。辜鸿铭在一篇已发表的文章中写道：

家仆拿着一份从街头买来的晚报，上面刊登着皇帝颁布退位诏书的新闻……座上诸人顿时齐齐站了起来，转而向北跪下，立时听到一片伤心痛哭之声，不住地把头向地上叩去……后来，到了深夜，我们与沈先生道别，临别前我对他说：“大难临头，何以为之？”他抓住我的双手，泪流满面，用一种令我永世难忘的语气说：“世受国恩，死生系之。”

我还在威海卫的时候，北京和南京发生了这一系列重大事件。威海卫处在英国的保护下，那里居住着几位著名的保皇派人士。我们发现，要说服威海卫的18万中国人相信皇帝已经退位并非易事。连续几周以来，他们对这件事都持怀疑态度，没有发表任何看法。在这位于孔孟之乡的地方，人们普遍对革命热情不高，哪怕对共和政体略有所知的也不会超过50人，他们也没兴趣知道。1930年10月1日以来，他们已摆脱“英帝国主义”的压迫，成为“共和制”国家的居民，但理解“共和政体”概念的也就500人（有没有这么多都值得怀疑）。

威海卫人民和来自其他地方的同胞没有区别，他们愚昧无知（或者用冷漠这个词来形容更为贴切）。我在前面引用过在威海卫写的一篇文章，其中写道：

中国人——除了那些受过西方教育的改革者——是否真的认为共和政体能适应中国的发展需要呢？对此人们莫衷一是。尽管皇帝在退位诏书中表示：“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但这一点确实从未得到过证实。或许这样说更符合事实情况：绝大多数中国人对共和政体的含义几乎一无所知，也不知道建立共和政体对他们的生活和命运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所以，共和政体究竟好还是不好，他们并不是特别关心。

如果在辛亥革命爆发前，有人问我共和政体是什么，我想我有充分的理由建议他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并思考一下自己所处的环境。早在君主政体还未被推翻前，一位研究中华文明的权威人士在书中写道，中国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伟大的共和制国家”。如果不去考虑“共和制”这个词的定义范围或准确性，他说得很对。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接近保留君主的共和制。

按照西方人对共和政体的说法，如果中国人并没有成立共和制国家的打算（1924年以前中国没有成立“国会”，人们似乎也丝毫不渴望进行这样的民主尝试，其尝试结果也很不光彩），那么尽管他们会对清政府的软弱无能感到不满，但至少不会憎恨它。革命派的反清标语很快在广大中国流传开来。然而，他们也并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说什么、做什么。他们只是人云亦云，随着局势的发展或响应紧急情况，跟着喊“打倒清政府”，就像后来不计其数的学生和民众高呼“打倒资本主义”“打倒英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及“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或者打倒军界或政界的某个人物，具体内容视情况而定。

1911年，革命的种子在全中国生根发芽，人们的反清情绪和反对君主制的热情突然被点燃，而他们自己也不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据我所知，许多人事后惭愧得无地自容，并承认他们当时被卷入政治漩涡，是一时失去了理智。我们在世界其他国家也见过许多类似的情况，中国人的这种做法也是人性使然。欧洲在那段时期也是如此，我们不应该抬高自己。英国人也曾被缺乏理智的狂热**所支配，处在失控的状态。笛福曾说过：在他所处的时代，英国有成千上万人拼死反抗罗马天主教，但罗马天主教到底是人还是马，他们没有任何概念。

中国有句古话，叫“墙倒众人推”。这句话在中国历史上多次被得到验证。在世界许多其他国家，也能找到很多这样的例子。

1911年，发动辛亥革命的革命派人士效仿明朝统治者，鼓吹子虚乌有的美德。德国著名汉学家卫礼贤曾这样形容一个朝代的开国时期：“明朝建国伊始便以血腥和暴力著称，这些都伴随着君主专制的建立而产生。只要稍有嫌疑，就会被诛灭九族。短时间内，成千上万人被处决。人们蜂拥而至地支持明朝，是因为明朝统治者驱逐他们痛恨的外族人——蒙古族，并夺回了领土。但人们很快便意识到，他们接下来所受的专制压迫更为残酷，生活陷入无边的黑暗。”同样，人们蜂拥地支持共和政体，被那些操纵思想的政客洗脑，轰轰烈烈地加入到“驱逐他们痛恨的外族人”的神圣活动中去。但没过多久他们便发现，和“外族”满人统治的王朝相比，他们的生活陷入无边的黑暗。

毫无疑问，清朝已步入穷途末路，在诸如“老佛爷”、醇亲王和那些贪官污吏的治理下，人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清王朝是否还有能力重新创造辉煌。尽管欧洲人（接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学者支持欧洲人的观点，他们大多反对清政府）认为，中国人总体上都痛恨清王朝，但事实远非如此。对各党派保持中立的西方著名学者欧文·拉铁摩尔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的判断颇有价值。“随着皇室的衰败，”欧文·拉铁摩尔写道，“南方的反叛力量与日俱增，中国的所有弊病都需要找到替罪羊来承担责任，针对满人的种族仇恨被点燃，这在历史教科书和政治学说中都有记载。”

鉴于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美国学者卫三畏博士在其半个世纪前出版的经典著作《中国总论》中所提到的观点很耐人寻味。他说：“在中国政治中最值得关注的莫过于，尽管人们反抗苛捐杂税，驱逐或杀掉贪官污吏，但对皇帝却怀着无限的敬仰之情。”这种敬仰给卫三畏博士留下了深刻印象。人们敬畏的是皇位，而不是皇帝本人，至于皇帝的品质或个性如何，人们一无所知。他们敬畏的是“天子”，将他供奉在上，如同供奉神灵一般，这是理所当然的，是天性使然。所以，卫三畏用“敬仰”这个词并非不合适。

义和团围攻外国使馆期间，罗伯特·赫德爵士所说的话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威胁下，皇帝的威严受损，人们对其敬畏程度已降至太平天国时期的水准。但他说：“大清王朝三百年来在中国一直有着很重要的地位，中国人对皇帝的憎恨程度，不及英国人对女王的憎恨程度。”这很好地证实了笔名为“林文庆”的那位著名中国学者所提出的观点。辜鸿铭在其著作中不遗余力地表达对清王朝的忠诚和热爱，尽管曾接受过西方教育，但这一点并未得到丝毫改变。

尽管反清宣言中有这样一种说法：“外族”统治的朝廷践踏了人民的权力，并对中国进行奴役。然而赫德表示：“清朝人民都享有自由，是真实的自由，实实在在的自由。”H。A。贾尔斯博士也有过类似的说法，他认为：“生活在中国的人民，哪怕是最卑微的人，只要他睁大眼睛认真观察，就会发现他享有极大的个人自由。”

的确，辛亥革命爆发前，来中国的西方旅行家总是吃惊地发现，中国人所享有的自由——很少受到政府的干预——超过了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著名反清革命家孙中山本人也承认这一点。辛亥革命后，也就没必要再宣扬中国被外族独裁者奴役的思想。革命结束后，孙中山抱怨称，相比革命前人们缺乏自由，革命后他们享受了太多的自由。孙中山在其著作《三民主义》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由此可见中国人民并没有受过很大的专制痛苦……中国人因为自由过于充分，便不去理会，好比房中的空气太多，我们便不觉得空气有什么重要……中国人为什么是一片散沙呢？就是因为各人的自由太多……中国现在是十多个主人的奴隶，所以现在的国家，是很不自由的。”

的确，中国人之前可能确实享受了太多自由。不过，孙中山的观点也证明，反清宣言中所谓满人奴役汉人、并对他们进行残酷的暴政统治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孙中山坦言，反对清政府不是为了获得自由，与西方国家为自由而战有本质区别。“直截了当地说，和欧洲革命的目的正好相反。我们是因为自由太多，没有团体，没有抵抗力，成了一片散沙。”

孙中山意识到，在享有过多自由的情况下，不应该让人们找到抱怨的理由，于是他创建了国民党。如果说这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可能有些勉强，因为人们享有的自由不及今天的多。不过，这种限制自由的做法能否让中国人变得团结起来，却还是个未知数。

中国人缺乏团结，这或许不假。然而，有人认为只有最强大的民族才具有团结的品质。一位知名中国学者的观点不无道理，他认为：“中华文明之所以延续至今，得益于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不管怎样，所谓的“三民主义”毫无章法，甚至缺乏考虑，自相矛盾，中国人不见得能依靠“三民主义”来加强团结。令人欣慰的是，中国人开始意识到，《三民主义》的作者根本无法和他们所崇敬的古代先贤相提并论。幸运的是，中国拥有博大精深的政治和社会思想，不会被所谓“中华民国国父”肤浅的诡辩术所迷惑。新中国总有一天会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也将会找到一位比孙中山更值得尊敬的守护神。

这一章只讨论了刚刚结束的过往，不涉及悬而未决的未来。皇帝颁布退位诏书后，表面看无能的大清王朝走到了尽头，绵延近300年、经历十几位皇帝统治的辽阔疆土也被蒙上一层暮色。但是，落日的余晖似乎迟迟不肯散去，在夕阳的笼罩下，紫禁城的上空晚霞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