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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1911辛亥革命（第1页）

第六章1911辛亥革命

1908年11月，年幼的溥仪登基，按照王朝惯例定年号为“宣统”。外国人更喜欢用这个约定俗成的年号来称呼皇帝，这的确很方便，因为在中国，皇帝的真名是人们要避讳使用的。皇帝的名字终生不得被称呼，他在世的时候，人们只能称他为“皇上”，即便去世后，也不能使用他的名字，而是按照敬奉先祖的仪式用庙号来祭祀他。史官编纂史书时用皇帝的庙号来做记录。无论是口头上还是书面上，都得用庙号来称呼皇帝。光绪皇帝的真名叫载湉，尤其是这个“湉”字，人们要避讳，无论是朝廷官员还是普通百姓都不能使用。他的年号为“光绪”，去世后获得的庙号是“德宗”。

在中国，受过教育的人通常会认为，直接称呼“光绪皇帝”是轻率无知、甚至缺乏教养的表现。正确的称呼应该是“德宗皇帝”。就像外国人所熟知的乾隆皇帝一样，对他的正确称呼应该是“高宗皇帝”。

按照惯例，前任皇帝去世后的第二年才能使用新年号。因此，1908年一整年大致对应的是“光绪末年”或者“光绪三十四年”，1909年才是“宣统元年”。

醇亲王出任摄政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解除袁世凯的一切职务，以他有足疾为理由，让他回老家养病。人们很难忘记，袁世凯在1898年的一系列事件中起到的关键作用，辜负了皇帝对他的一片信任。从那以后，他平步青云，深得慈禧太后的欢心，直到太后结束统治。1901年，袁世凯被提拔为直隶总督，1903年，任练兵处会办大臣，1907年，调任外务部尚书兼军机大臣。毫无疑问，袁世凯很清楚，自己的仕途官运乃至身家性命都和慈禧太后的掌权与否息息相关，所以不难理解，在义和团运动平息后，他为什么要竭力反对光绪帝重掌政权。

袁世凯在外国人眼中有着很高的威望，这对光绪帝是很不利的。袁世凯从一开始就看穿了义和团的图谋，所以1900年身为山东巡抚的袁世凯利用手中的职权对省内的所有外国人进行保护。此外，他是个机会主义者，很善于根据局势调整自己的策略。他清醒地认识到，太后联手义和团对抗西方列强是极其荒唐的。袁世凯其实思想相对比较开明，如果不是因为发生在1898年的那段不愉快的插曲，他或许可以借助西方各国的巨大影响力迫使慈禧退位，重新扶持光绪帝上位。

但这一切已不可能了，因为他背叛了光绪帝，不可能获得原谅。结果就变成袁世凯和慈禧太后的命运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他只能尽最大的可能去维护太后的统治，以便实现自保。

袁世凯不仅不可能和光绪帝达成谅解，而且他和1898年参与维新运动的幸存者间也不可能和解，这种宿怨永远不会消除。袁世凯被康有为和其好友视作出卖皇帝的叛徒，慈禧太后同年发动“戊戌政变”后，袁世凯要对遇难的“戊戌六君子”负主要责任。此外，袁世凯不想康有为及其同僚回到中国在朝廷重新立足，怕会对他采取报复行为。这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慈禧太后颁布改革新政后，康有为和其好友始终未能受邀回国参与新政的实施，甚至从未得到太后的宽恕。

据传，光绪帝去世后，人们在他遗留下来的文书中发现一份文件，上面写着立刻处死袁世凯的谕旨。对此，皇室中有些人把它看作是光绪帝的遗诏。这些人本来就对袁世凯心怀嫉妒和猜疑，所以都主张执行光绪帝的遗诏。醇亲王迟疑不决，经过一番拖延才决定免他一死，革除他的所有职务。

醇亲王在处理袁世凯这件事上表现得非常轻率和荒唐。要知道，袁世凯在北洋军和新军中有着极高的威望，且精力旺盛、能力非凡、人脉宽广，醇亲王应该不难预见，袁世凯这样的人怎么会甘心在佛经和书法的陪伴下度过余生呢？尽管如此，袁世凯没有任何抱怨，毫不迟疑地服从了命令。

革职一事能如此迅速地执行，且没有闹出什么风浪，这说明即便到了清朝末年，位高权重的朝廷高官也仍然服从皇帝的命令。这件事若发生在15年或20年后的共和政体下，情况可能会大不相同。解除袁世凯的职务可能会导致他领导的军队掀起“独立革命”，并引发一场毁灭性的内战。袁世凯所掌管的北洋军是大清王朝最精良的武装力量，而他在北洋军的影响力无疑是极其巨大的。然而，清朝的军队还不是将领的私有财产，无法被当成工具来实现自己的野心和自我扩张。事实上，清王朝尚存一丝气息，皇帝仍然大权在握。

但清朝大权在握的日子并未持续多久，悲剧很快便发生了。醇亲王发现，以他自己的能力，根本无法应对各种各样的困难。他总是息事宁人，希望人人都满意。但他很快又发现，自己无法掌控整个朝廷。醇亲王不得不面对光绪帝的遗孀——新晋的皇太后，也就是慈禧太后的侄女。在光绪帝留下的遗诏中，包含这样一条：但凡涉及重要事务的决定，摄政王必须与新皇太后商议，并征求她的意见。

据猜测，刻意写入这条规定是为了巩固和加强叶赫那拉氏的地位。即便事实如此，这和大清律法也并不矛盾。本书前面提到过，太后凭借着其与皇帝的关系，便拥有权力和特权。即便遗诏中没有这一条，但只要隆裕太后愿意，她就能对小皇帝施加影响力，甚至能左右朝廷的日常事务。她是皇帝的叔母，是皇太后，由于宣统帝从登基之日起就已成为光绪帝遗孀的养子，所以她还可以以皇帝母亲的身份自居。

立宪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诚然，改革已进行至此，阻挡其前进的步伐是危险的，醇亲王和隆裕皇后都不愿冒这个险。1909年初，清政府颁布了一项诏令，明确称要建立立宪政府，一些反对改革的保守派官员不是被罢官就是被处罚。皇叔载洵率代表团前往英国考察海军，准备回国后建立一支现代化的海军舰队。他在欧洲待了一段时间，回来后经常和我说，英国国王爱德华的宫廷给他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光绪的弟弟载涛也率代表团前往德国考察陆军，并受到德皇威廉二世的盛情款待，所以他和德国人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这些代表团虽然耗资不小，但徒劳无功，因为中国如果想建立一支现代化海军和陆军，就必须改革内部管理制度，并成立健全的财政制度。不过，拥有强大海军和陆军的欧洲列强或许会因为中国将它们视为学习典范而感到沾沾自喜吧。

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有志之士不断上书请愿，要求清政府尽快召开国会，组建责任内阁。为响应这些请求，醇亲王1910年11月4日颁布一项诏令，缩短了原先计划好的立宪时间，并确定于宣统五年（即1913年）召开国会。这项诏令还对宪章、法规和涉及两院议员选举的管理条例做出了规定，所有的相关事宜必须在国会召开前付诸实施。

同年，孙中山的追随者汪精卫企图刺杀摄政王载沣，但没有成功。摄政王采取了息事宁人的做法，没有处决汪精卫，而是判他终身监禁。后来汪精卫成了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的领袖人物之一。

1911年，朝廷以隆裕太后的名义颁布诏令，为6岁的小皇帝钦定了三位帝师，辅导他在毓庆宫学习。毓庆宫是历代皇帝在紫禁城读书的地方。这三位帝师中的两位后来成为我的同僚，后文我将会谈到他们。

从1910年至1911年期间，反叛的声音在全国各地此起彼伏。清政府对各种自由思想做出让步，并承诺将成立国会，废除专制体制，建立君主立宪。尽管如此，动**不安的局面并未得到缓解。事实上，清政府这么做反而加剧了动**，因为在反叛者看来，这些让步只能说明清政府无能，并没有什么诚意。后来，同盟会成员黄兴在广州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起义，总督府在起义中遭到破坏。起义失败后，和很多其他革命派一样，黄兴逃到香港，在英国政府的庇护下继续反对清廷。

摄政王为了平息反对者的情绪，效仿西方模式组建内阁，但因内阁成员多是满人，导致反对的呼声越来越高。清朝末年，人们之所以反抗朝廷，很大原因也是因为皇亲贵族在朝中位高权重，却又无治国才能，仅凭身份进入统治阶层，且他们多数贪得无厌，腐败无能，名声极坏。有些人认为，清政府还远远谈不上衰败，因为皇室也有一些贤能良臣。但遗憾的是，在隆裕太后和醇亲王的主持下，他们没有机会进入朝廷高层，最终被埋没了。

朝廷曾试图将铁路系统并入中央统一管理，但最终失败。尽管从理论上看国家拥有铁路管理权是合情合理的，但全国各地人士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反对这种做法。人们通常认为，这一件事是辛亥革命爆发的原因之一。不管怎样，1911年9月在四川发生了“保路运动”，同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在此之前，其他地方曾爆发过许多类似起义，但规模相对较小。武昌成为革命中心纯属偶然（因为一场阴谋被意外发现），清军将领黎元洪很不情愿地被推举为革命军的领袖。

隆裕太后愚昧无知，而摄政王又软弱无能，由他们主政的清政府很快便陷入危机。醇亲王此前曾犯过很多严重错误，而他接下来犯的错误则是毁灭性的。他决心（也有可能是听信了他人劝告）召回可谓是朝廷最危险的敌人——三年前曾被朝廷罢免官职的袁世凯。

毫无疑问，朝廷显然有充足的理由重新请袁世凯出山。北洋军是当时中国唯一的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袁世凯在北洋军仍然有很高的威信，对各个政治团体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他是一位出色的领导者和稳健干练的政治家，这一点不容置疑。他在外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也很高，这尤为重要。清政府镇压义和团耗费不少，若想从外国人手里借到军备经费，袁世凯也是有能力的，因为他博得了外国公使馆的信任，且在外国金融市场具备良好的声誉。

1910年12月17日，即武昌起义爆发前一年，《时代》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到中国已陷入困境，准备召回袁世凯，唯有他才能挽救局势。显然，当时大部分的外国人都是这样认为的。醇亲王对袁世凯的品行应当比外国人更了解，可惜这不是外国人所关心的，他们对清王朝的存亡没什么兴趣。相反，他们更乐意迎接革命的到来，期待革命后的中国能进入和平繁荣的新时代。这样，英国兰开夏郡生产的羊毛制品就能在四亿中国人那里获得丰厚的贸易利润。

外国列强更关心是商业贸易，醇亲王除此之外，还不得不考虑朝廷的自身利益。他本该知道，要想挽救大清王朝，最不可信任的人就是袁世凯。

在清政府的再三邀请下，袁世凯终于做出了回应，他在信里的讽刺话便是一种不祥之兆。袁世凯称，三年前因患腿疾回乡休养，至今腿疾未愈，不能遵从谕旨，感到抱歉。尽管袁世凯的这种态度不会持续太久，但这番话还是令醇亲王深感耻辱。

后来，袁世凯一回到北京，就立刻发现自己对当前的局势有多重要。他能够力挽狂澜，而且确信除他之外没人能应付得了。在袁世凯的要求下，几位亲王被罢免官职，他自己则出任湖广总督、清军总司令兼新内阁总理大臣。从那以后，袁世凯掌握了军事大权，并很快扭转了长江中部地区的战争局势，相继从叛军手里夺回位于长江北岸的汉口和汉阳。袁世凯坐镇指挥，在几次关键的战役中取得了胜利，向清廷证明了他关键时刻的能力和地位。然而，他又有所保留，在后来的战役中并没有拼尽全力。各地的效忠者既气愤又不解，并慢慢看出他有自己的一番打算。

在此我并不打算叙述有关辛亥革命的历史，因为许多英语和其他语种的出版物中都可以看到。我想谈谈1911年末至1912年初发生在上海的和平谈判。这次谈判在清政府代表和革命派之间进行。袁世凯委派亲信唐绍仪出任清政府的谈判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