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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大清皇帝和洪宪皇帝（第1页）

第八章大清皇帝和洪宪皇帝

从1912年春到1924年冬，在民国的这13年里，皇帝和总统同住在京城腹地。对清廷而言，这是清王朝的末日余晖，对民国来说，这是黎明前的黑暗，不过乌云压顶，仿佛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西方国家并不理解，皇帝退位后还能保留尊号，这显然有些不正常。他们认为，民国政府为皇帝保留这些特权不过是出于礼节，给这位名存实亡的亡国皇帝保留最后的尊严罢了。许多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很快便将“优待条件”遗忘，哪怕他们看过里面的内容。

在他们看来，宣统帝和其他退位的皇帝没什么区别，所以他们按照欧洲一贯对前君主的称呼，称宣统帝为“前皇帝”。在欧洲人看来，这个称呼很适合宣统帝，因为不管这个在紫禁城的孩子怎么称呼自己，他都已不再是中国的皇帝。然而，有些人隐约察觉到，和欧洲退位的君主不同，溥仪事实上还保留有皇帝的朝廷和龙椅。所以，不管称他为“皇帝”还是“前皇帝”，似乎都不太合适，于是在中国的西方人做出折中处理，管他叫“小皇帝”。

按照和民国签订的正式协议，皇帝被允许保留尊号，但协议中并未提及“皇帝”前面要加上“前”或者“小”，所以很多人对此感到怀疑，“为什么民国会允许一个自称‘皇帝’的人留在其首都呢？”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合理，也很容易回答。民国并不傻，皇帝虽然保留尊号，但按照汉语的措辞要求，其尊号并没有“大清皇帝”的意思。

西方人对中国皇帝的称呼都要和朝代紧密相连，而不是疆域意义上的皇帝。在中国，改朝换代的时候，国号也要相应做出改变。比如，公元618年李渊建立新王朝，定国号为“大唐”；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新王朝，定国号为“大宋”；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新王朝，定国号为“大明”。历代皇帝在其统治时期，不管疆域大小，都会在名称后加上“国”字，比如“大唐国”“大宋国”或“大明国”，这也就意味着朝代为唐朝、宋朝或明朝。“大”这个字被视作一种尊称，有“伟大”之意。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如果王朝倾覆，那么就不再使用“大”来称呼朝代。

不过，随着明朝的彻底覆灭，几年后其子孙后代找不到任何休养生息的地方，所以也就无法继续沿用“大明”国号了，于是明朝便退出了历史舞台。许多对中国历史知之不多的外国人以为明朝是被满人推翻的。满人入侵动摇了明朝的统治地位，这一点千真万确。但是，导致明朝末代皇帝在紫禁城的后山自缢身亡的却并不是满人。有个名叫李自成的农民军首领带领一大群农民攻陷北京，才导致了这起历史性悲剧。李自成和其他农民起义军首领没有区别，他自立为王，雄踞一方，带领部下洗劫了北京城，并建立新的朝代，自封为皇帝。

李自成将新建立的王朝定国号为“大顺”，定年号为“永昌”。也就是说，如果李自成的建国大业没有在最辉煌的时候轰然坍塌，那么他就是大顺王朝的开国皇帝，他统治的帝国则被称作“大顺国”，而他统治的第一年则是“永昌元年”（1644年）。自此，李自成将以著名开国大帝的身份名留青史，今天的中国人则是大顺皇帝忠实顺从的子民。

可能有些英美学生还不清楚，但每个中国学生都知道大顺朝的最终结局。大顺朝和1916年袁世凯建立的中华帝国命运相似，可以说是昙花一现。李自成的宏伟大业为什么会彻底走向失败，在此不再赘述。据有关史料显示，满人始终都在关注明朝的衰败过程，吸纳了很多精明强干的汉族文武官员，并努力学习汉族文化和语言，然后进军雁门关和长城的其他重要关口，并收服边疆藩王吴三桂的兵马，进京成功铲除了李自成的部队，最后获得皇位，建立了自己的王朝。

满人将新王朝定国号为“大清”，从1644年建国之日起，一直持续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的10位皇帝都被称作“大清大皇帝”，而不是所谓的“大清皇帝”。但是，民国为溥仪保留的却是“大清皇帝”的尊号。民国在“优待条件”中针对这个问题特别提到：“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大清皇帝”这个明确规定被保留的尊号在“优待条件”的序文里出现，在8项条款中又重复被提到5次。

1912年，民国的成立并不意味着新王朝的建立，所以也就没有定国号。民国决定仿效西方国家的做法，将新成立的国家简单称作“中华民国”，此后这个称谓便被沿用至今。

理所当然，年号的使用也就被废除了。事实上，每一任皇帝年号都不一样，比如高宗皇帝的年号为乾隆，德宗皇帝的年号为光绪。1934年则被称作“中国民国23年。”

如果袁世凯1916年成功建立自己的新王朝，那么谁也无法确定中国将有着怎样的命运。袁世凯可能会效仿古代传统，给自己选定一个国号。从袁世凯为纪念登基发行的纪念币及勋章就可看出一些端倪，上面印的文字是“中华帝国”，而不是“中华民国”。虽然“帝”和“民”只一字之差，但这意味着共和制将变回君主制。

中国人始终喜欢沿用古人的智慧，比如随着朝代更迭，国家的名称也发生改变。以广东人为例，他们喜欢把自己称作“唐人”，因为在唐朝，广东就被纳入其领土。然而，北方人则喜欢把自己称作“汉人”（汉朝在唐朝的前面）。同样，许多居住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汉人（即便在民国成立以后）把自己称作“大清国人”。需要补充的是，威海卫人（威海卫1898年至1930年处在英国的管辖范围之内）常常把中国称作“大国”。确实，虽然人们常常把“a”翻译成“中国”，但它包含“中央帝国”的含义，意为这个国家处在世界的中心。历代皇帝从来不使用“中国”这个称谓。然而，如今它成了民国官方称谓的一部分。

所以，正如本章第一段所描述的，皇帝与总统共处京城的奇异景象虽然看似有些杂乱，但并不复杂。虽然保留大清皇帝，但中国已不再是大清国，大清皇帝虽然继续留在北京，给不了解情况的人造成一些误解，但总体来说并不影响民国的政权和威望。

如果没有专门去了解这些知识，就无法明白国号和年号的用法和意义所在。对抱有称帝野心的袁世凯来说，这些用法意义重大，而且其引发的“满洲”问题在1931年给国际局势也带来了很大的波动。

1898年，袁世凯背叛了光绪帝。1911年，他又背叛了宣统帝。1916年，他再次背叛了中华民国。

这个颇有能力但缺乏信用的政客之所以能当选民国总统，不是因为革命派信任他，而是他们毫无能力与他抗衡。孙中山推荐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对此外界赞誉他宽宏大量，但实际上孙中山除了这么做，别无其他选择。他知道，袁世凯手握实权，而且丝毫不打算放弃权力，袁世凯在北方的地位稳如磐石，革命军根本无法与他的军队进行抗衡。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正式“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并发表总统宣誓令。他接到去南京赴任的邀请。南京是国民政府的首都。然而，诡计多端的袁世凯知道，南京是革命军的势力范围，他们不但不信任他，而且对他充满憎恨，他对他们也是如此。为了不去南京，袁世凯谎称北方形势动**，需要他来主政加以稳固。革命军首领对袁世凯的这番说辞委婉地提出质疑，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危言耸听，他在北京发动了一场兵变。这场兵变导致一些人员伤亡，也造成不小的财产损失，不过对袁世凯来说，这些都无关紧要。他的目的已经达到，留在了北京。

1913年3月20日，发生了南方革命党领导人宋教仁遇刺身亡事件。这次暗杀几乎可以肯定是袁世凯指使的。7月，中国爆发了旨在推翻袁世凯统治的新革命运动。不过，袁世凯当机立断采取了行动。不到一个月，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反叛者”遭遇了灾难性的失败。这场革命通常被称为“二次革命”。孙中山本人踏上逃亡之旅，一度在日本避难。在那里，他受到了许多日本支持者的盛情款待，并得到了实质性的帮助。这些日本人一直是中国改革过程中真诚、慷慨的朋友。他们中有些人逐渐对中国后来发生的事感到失望，不仅对孙中山失去了信任，而且对称孙中山为“国父”的中华民国也失去了信任。

1913年10月6日，袁世凯正式当选为总统，任期5年。同年10月10日，袁世凯在辛亥革命爆发两周年的盛大庆典上宣誓就任大总统。就任不久，袁世凯便耍阴谋诡计，通过在财务方面的熟练操纵，让自己成为终身总统，拥有提名下一任总统的权力。“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觉得自己的力量已足够强大，于是强制解散孙中山的国民党，这导致了议会的解散。尽管议会被正式解散的时间是1914年1月12日，但由于国民党党员被驱逐，国会达不到法律规定的人数。1913年12月，被选为副总统的黎元洪被召到北京，表面上他可以更方便地行使自己的行政职能，而实际上是防止黎元洪成为反袁派的工具。1914年5月，在正式公布修订后的《中华民国约法》之后，袁世凯宣布废除1912年3月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前东北三省总督徐世昌被袁世凯任命为国务卿，而前山东巡抚孙宝琦被任命为外交总长。

对于皇帝和皇室，袁世凯保持着“正确”但不诚恳的态度。他无非是利用各种不堪入目的借口来侵吞皇室的资产。而对于“优待条件”中所规定皇室津贴条款的履行，他表现得不是太热心。实际上，民国政府并未全额支付津贴。到1924年年末，民国政府已欠皇室数百万津贴，“优待条件”变成了一张废纸。

1913年初，袁世凯要求隆裕太后遵守“优待条件”中的第三条，从紫禁城搬到颐和园。这引起了宫廷的不安。

内务府一听到皇太后搬迁的消息便惊慌失措起来。这无疑距离内务府自身散伙不远了。隆裕太后耳根软，好糊弄，于是他们劝她强烈抗议。苦于缺少更好的理由，他们向袁世凯指出，如果要求皇室搬到颐和园，由于颐和园的围墙过矮，坏人会能轻而易举地翻过墙头，那么皇室将会任由坏人摆布。袁世凯听后，客气地下令，将约长三英里的颐和园围墙加高几英尺。这项工程所需的费用由内务府出，而不是由中华民国的总统出。换句话说，这笔钱出自拨付给皇室的费用。

对隆裕太后来说，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答复。但是，精明的内务府官员毫不费劲地把修墙变成自己利润的来源。他们似乎是这么想的：墙加高会挡住夕阳的光芒，他们还不如继续在他们习惯的干草堆中干活。事实证明，加高围墙会消耗大量的财力。此外，修筑围墙进展十分缓慢，以致围墙建造完后不久，新修好的几段就开始倒塌，有时候还会破坏原来的城墙构造。

几年后，对我来说，围墙果然不断给我带来烦恼和麻烦。1924年我曾短暂担任过颐和园总管，负责颐和园以及相邻不动产的管理工作。每场大雨都足以使围墙倒塌，而我能够动用的资金少得可怜，修葺围墙也是出力不讨好的任务。与以往相比，我倒是找到一些更省钱高效的修葺办法。虽然如此，我的任务仍然没有得到减轻，因为我通过缩减开支来尽力平衡宫内的预算，不可避免地与既定惯例和“既定权利”冲突，损害了内务府的利益。

事实证明，加高围墙是一种浪费，朝廷这么做只是为了找借口继续留在紫禁城而已。袁世凯无奈地同意无限期推迟搬迁，为什么呢？因为袁世凯害怕引起张勋的反感。张勋是一名忠于皇帝、手握实权的将军，曾担任总督一职，非常有影响力。张勋的军队驻扎在徐州，控制着津浦铁路以及长江以北的华东一带。张勋是袁世凯的“人”，袁世凯阻止革命军北上，张勋功不可没，但张勋接受袁世凯的领导，前提是袁世凯要严格遵守皇室和共和国之间的契约。实际上，张勋效忠于袁世凯，和效忠于皇帝是结合在一起的，这两种忠诚的区别在于，张勋对后者的忠诚是无条件的，而对前者的忠诚是有条件的。

张勋强烈支持隆裕太后的抗议，纯粹出于对皇帝的忠诚行事。不过，他的成功令人遗憾。和隆裕太后一样，张勋自己也被内务府欺骗了。内务府偷偷派使者到苏州，恳求张勋干预，所谓的理由是：皇帝陛下的尊严以及人身安全岌岌可危。当然，内务府自称出于和张勋同样效忠皇帝的崇高动机。实际上，内务府一直以来关心的不是皇帝的利益，而是自己的利益。张勋天真地认为，劝说袁世凯放弃让皇室从紫禁城搬迁，是他在履行忠臣的职责。然而，他只是成功地把腐败和奢侈制度的罪恶永久化了。正如我所言，内务府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整个清朝的衰落和垮台。

由于张勋措辞强硬的警告，袁世凯表面上宽宏大量地答应了隆裕太后的抗议，暂时放弃了把皇室从紫禁城驱逐出去的想法。由于张勋对太后的支持，袁世凯只得先同意朝廷继续留在紫禁城。不过，作为新王朝的创建者，他早就想趾高气扬地搬到紫禁城了。当时的总统府在新华宫，这里湖光山色，拥有众多亭台楼榭，东侧紧邻紫禁城。客观上说，作为住所，新华宫不逊皇室居住的紫禁城。

为实现个人野心，袁世凯正式成为总统后如履薄冰，两年后慢慢露出了真面目。有那么一段时间，他梦想着成为终身大总统，实际上除了名字不一样，他确实就是一名君主，并指定了自己提名的继承人，他最喜爱的儿子袁克定。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多年后在我的庇护下，他逃亡至英国在威海卫的租借地，过着难民般的生活。

在积极宣传建立新王朝期间，袁世凯身边自然围满了马屁精。他们热切盼望在新的宝座上安然无事，好事降临到他们头上。皇室成员虽然陷入深深的耻辱之中，却感到理所当然，名正言顺。事实上，一些皇室成员试图讨好皇室的死敌。贝子溥伦和皇帝同辈。光绪皇帝死后，袁世凯曾强烈支持溥伦继承皇位，如今他支持袁世凯称帝，以示谢意。

溥伦在袁世凯面前自称“臣”，并向袁世凯行叩拜礼。此举被皇室认为有失体面。作为拥护共和的参议员，他冒充皇室的代表，公开支持袁世凯称帝。为了表示信任，袁世凯将说服皇室交出玉玺的微妙任务交给了溥伦。玉玺被锁在紫禁城“天地**、康泰美满”的交泰殿。对于此事，我的消息来自皇帝本人。他还告诉我，溥伦试图完成这个任务。那一天，他安排妥当，买通内务府人员，偷偷取走玉玺，但最终没有成功，那天袁世凯自吹自擂的宏伟计划轰然倒塌。玉玺后来仍然留在紫禁城，直到1924年11月，其间一直由皇帝保管。